“大國文化”與肺腑之言

“大國文化”與肺腑之言

                        ——質疑王嶽川的《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的文化戰略》

 

                                                           朱必聖

 

一

每一個人的命運構成社會文化最重要的麵貌，也就是說，文化是由人的命運敘述的，不是教科書，也不是教授的講義和他的唾沫，不是，絕不是。

如果文化不是由每一個人的命運來敘述，而是某個偉人、某個知名教授、某個演說家、某個政府官員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敘述，那文化隻是裝扮成某種社會觀念、政治意識、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等的謊言。它是衣衫，甚至隻是件根本不存在的皇帝新裝，它是用來掩蓋而不是揭示文化本質，它是用來欺騙而不是用來為社會的每一個人謀求幸福，它是用來奴役而不是傳播自由精神。

如果以為文化是某種理論概念，錯了！如果以為文化是知識分子的身份，也錯了！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能做對答案的，寥寥無幾。地位越高，名聲越大，錯得越離譜。因為他們總以為出名的文化也類似皇帝權杖的威信，他坐在台上，清楚看到台下許許多多人朝他點頭，他以為這些聽客都是受他征服的。其實征服也分好幾種，常常聽懵了，也會點頭；什麽都沒聽進去，也會點頭；仰慕你的地位和名氣，更會點頭，這些都跟你傳播的文化和思想無關。真正能夠傳得久遠的思想，是孤獨人的事業，比如蘇格拉底，他還不隻孤獨，而且被毒死在牢裏。

沒人給我如此的膽量，大放厥詞。我的膽量是命運給的，每個人的命運都不會說假話，五七年反“右”派的時候，許多“右”派分子在檢討書上說的或許都是假話，但他由此遭受的“右”派分子的命運說的與此相反，全都是真的，他們的政治懷疑是真的，人生意義的懷疑也是真的，精神的迷惘和某種內心的期待也是真的。需要傾聽的是這一部分的聲音，他們這一部分的表達很少述之文字和語言，但這種表現是存在的。

如果說，我們的文化批評有一項使命的話，那最重要的就是剔除謊言。

無論是社會，還是文化領域，說謊有太多機會，而且說謊不僅不會受到譴責，反而得到極大的鼓勵，跟著還有豐厚的獎賞；相反，說真話需要勇氣，有可能還會招致社會譴責甚至遭受各種打擊。如果缺少堅定的理想信念，想說真話的，他要麽就緘口不言，要麽就說假話，更何況有更多的人為著得到獎賞而不斷鍛煉自己說謊的本領，把說謊當成一條快速成功的捷徑和便捷獲取利益的生意經。如此情形之下，謊言鋪張是必然之勢。對於說慣謊言和聽慣謊言的社會，說謊的人甚至永遠忘了怎麽說真話，他把謊言當成真話；而聽慣謊言的人，甚至也逐漸喪失了聽真話的本領，他習慣於信服謊言，而排擠真話。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希冀能夠產生出多麽偉大的文化業績，我們隻能希冀多鏟除些謊言，給說真話留一條小路。這項工作，不僅是艱難的，更是痛苦的。

   

二

   偶然從一份內部資料上讀到以下的文字：

 

一個能夠廣泛地影響世界的大國，一定是一個思想家輩出，在參與世界知識體係建構的知識生產中，不斷推出新的整體性思想體係的國度。更直接地說，就是不再拚湊他國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國經驗中國元素建構的社會生活理念和生命價值觀，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體高度和闊度——必須在人類文化價值觀上，擁有影響和引導這個世界前進的文化力量。於是，我們的思考，就從上世紀的“去中國化”進入的新世紀的“再中國化”問題域。

 

一看作者，他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中文係王嶽川教授，此文的題目為《從“去中國化”到“再中國化”的文化戰略》，副標題為《大國文化安全與新世紀中國文化的世界化（1）》。盡管如此，我還是克製不了內心的反感，無論是前麵的文字，甚至就是這正副標題，我覺得都充滿了霸權主義的味道。王教授已經拿文化當霸權的工具，以為大國就必需具備一種說了算的文化。

“說了算”是什麽？我們太清楚了，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說了算”之中。我們每一個個人都是說了不算的，隻有我們的領導才“說了算”。因此，我們總是要請示領導，並且卑微地等待他那說了算的話。因此，在許多場合，我們都能夠聽到“我們領導說了要這麽辦”，或者是某某文件是這麽規定的。總之，沒有我們說話的份，我們的領導和某某文件，既不傾聽我們說什麽，也不解釋他為什麽這麽說，為什麽這麽規定。總之，你聽著就是，無條件服從才是你的本份。

如果王嶽川教授的“再中國化”，想要實現的就是這種發號司令的中國文化，豈不是包含著想在世界麵前當一個說了算的領導的意圖？

讀完王教授的文章，第一個感覺是令人恐懼，仿佛臨頭而來的又是一股盛氣淩人的勢力，令你窒息得說不出話來。

太經常受這股盛氣淩人的勢力驚嚇了，一下子，你想不起要如何反駁它，盡管它荒謬絕倫，你習慣性想到的是如何去回避。我們已經養成了如此可悲的條件反射，一被淩人的氣勢所壓，就會受驚似地將自己躲起來。

心想，王教授我怕你了。你的確令人生畏，瞧文化的題目，又是“文化戰略”，又是“大國文化安全”。

戰略是什麽？戰略就是算計好了怎麽打敗你，文化戰略就是算計好了，怎麽把你打趴下，讓你再也出不了聲，免得你再說三道四。那“大國文化安全”是什麽？所謂文化安全就是讓全世界人都聽你“大國”的，取消所有的聽證會、議會會議、國民意見、民主建議、學術和文化研討等等。全世界的個人都隻帶耳朵，安靜地坐在台下，台上隻有你這一“大國”，所有的人在台下聽你一個人的聲音，大家都奴隸般地聽從你。唯有這樣，你就徹底安全了。

誰能接受這樣的“大國”？誰能喜愛這樣的“強盛”，如果強盛必然要盛氣淩人？

文中，王教授說：“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大國地位的逐漸確立，大國文化安全必然提到當代前沿問題的議事日程。”他認為的這個“必然”是因為後麵有經濟和軍事的強大支持，他說是我們現在不僅有錢了，而且身強力壯，在世界擂台上，可以打敗許許多多的拳擊手了，我們還怕誰？過去因為不夠有錢，所以要修長城保護自己，現在不同了，錢有了，暴力工具也強大了，現在就是要坐到台上去說話，不要任由其他人在世界話語的論壇上囉哩囉嗦，多煩人呀。

背靠金錢和武力的王嶽川教授，你所謂的“再中國化”，難道就是去搶本來屬於所有人的世界話筒嗎？你這哪是文化？明明是挑戰世界自由和民主的人文價值。

讓所有人去聽一個人的，那不是文化，那是霸權！

 

三

文化從來就沒有霸權這一項功能，如果你認為有的話，那這樣的文化也是被霸權改造過的，它不具有文化本質意義的真正文化。文化的功能中最重要的是保證讓所有的人說話，說出真話，而不是隻保證那些有錢的和身強體壯會打架的人說話，其他的人都得聽他的。這不是文化，而是反文化。

站在反文化的立場，王教授出言談“大國文化安全與新世紀中國文化的世界化”是不是會讓人仿佛看見教授手中開始揮舞著大棒，看誰不聽話，就敲誰的腦袋？其實，他已經把大棒躲在自己身後了，他不是有言在先嗎？經濟和軍事大國的地位已經確立了，從此不必膽怯著說話，而是要命令著說。

膽怯著說和命令著說，完全兩碼事，膽怯著說，難免有雜音，有其他國家的意見和不同看法，難免會吸收點其他人的意見和建議，難免把純粹的大國文化拚湊成難看的“百納衣”。王嶽川不願意看到的就是這件難看的“百納衣”，他希望得到的是一件純粹的中國化的、隻有中國經驗和中國元素的“龍袍”。

有“百納衣”，就沒有“龍袍”；有“龍袍”，就沒有“百納衣”，這兩者是無法多元化的。因此，“再中國化”隻剩一種推行方式，就是焚燒所有的“百納衣”。

“焚書坑儒”這一著秦始皇用過，他也討厭“百納衣”，不喜歡那麽多儒生在他的大秦帝國境內跟他“爭鳴”。這件事就不是文化做的，而是秦始皇的武力幹的，這是暴君的專長，文化人沒這個本事。文化人手中握著筆，隻有力氣把自己腦子裏的文字一個個地刻在簡牘上，用以記錄個人的思想、情感、體驗等。他們從沒有想過以此與手中掌握著武力和話語權威的人去“爭鳴”，他們這樣做，隻是因為衷情於生活的人倫、道德和某種事理，並且希望自己身處的社會和國家能夠往健康、快樂、和平、自由的理性方向行進。

他們的聲音是溫和的，態度是誠懇的，而且滿帶虛飾而成的謙虛。他們的背後既沒有經濟也沒有強大武力的支持，他們隻有自己脆弱的生命。哪一天皇帝心情不好，他說了皇帝不中聽的話，皇帝一怒，他就喪命了。魯莽的武夫一手提著他的頭，一手拿屠刀，極為野蠻地砍斷他的頭。即使不會喪命，也得在眾人麵前，被扒了褲子，露出白嫩的屁股，被皇帝身邊的奴才狠狠地打板子，直到屁股打得開了花。

 

四

如果始終堅持文人的品格，皇帝之下的中國文人可能全數都是憂鬱症患者，鬱鬱不得誌是他們全部的症候。你想想，在眾大臣麵前被打完屁股回家的文人，至少得有兩三個月的時間躺在床上，一邊忍受屁股的疼痛，一邊努力平息自己所受的心如屈辱。尤其是平息屈辱，可能得花絕大部分的精力。他不能反抗，不能公開表示不滿，甚至不能公開哭泣。他隻得盡可能快地忘卻這份屈辱，用自身的另一份自負或者是自卑來克服這份屈辱，把它壓製在身體內部，使之不在公開場合暴露出來。

在經曆過鞭打之後，在皇帝麵前他隻能變得更聽話，更像嬰兒般乖巧，盡快學會討好和獻媚的技巧。在此情形之下，他早就把自己與皇帝抵觸的獨立思想和價值觀忘得一幹二淨了，以奴隸股的屈從來保護自己文人的身份和虛假的斯文外表。這逼得他學會說謊的本領，用虛假的思想討好皇帝。

你想想，如果中國文人都是從皇帝的板子底下爬出來的，中國哪有真正文化品格的真正文人呢？連做一個尊嚴、獨立、自由的人都做不到，哪有真正的中國文化？甚至無關的政治的抒情文學和敘事文學都要受到嚴格的審查，何況涉及獨立政治思想的文人思想呢？為了躲避嚴格的文化審查製度以及無處不在的告密，即使抒情文學和敘事文學，也不能直抒胸意、直露地揭示社會真相，它都得更可以婉轉和曲折地在文字中隱晦地透露點個人心情，隱射點生存真相。

德國哲學家、文學狂飆突進運動的先鋒約翰·戈特弗裏德·赫爾德（1744 – 1803）在一篇以《中國》為題的文章中敘述到中國文人異生的奴性性格。

 

在一個國家裏，倘若孩童般的順從沒有限度，倘若人們硬要把這種隻有未成年人孩子應盡的義務強加給那些已經成了孩子爸爸的成年男子漢，倘若也強加給那些並非心甘情願，而完全是迫不得已才領受父親之名的那些官吏的話，那將會出現什麽樣的情形呢？這種不顧人的本性而一味要求製造出一種人類新的心靈，這種做法除了使人心由真實變為虛假之外，還能夠產生些什麽呢？既然成年人必須像孩子那樣順從聽話，那他也就不得不放棄大自然在他那個年齡賦予他的那種自我的力量。無聊的虛情假意取代了內心的真實。父親在世時，兒子對母親百依百順，一旦父親去世，而母親的身份又是妾的話，就會馬上遭到冷遇。官吏的奴性順從同樣如此；他們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命令的產物。他們是工具，隻要他們違背自然，那麽這些工具是軟弱、虛偽的。因此，中華帝國的道德學說與其現實的曆史是矛盾的。在這個帝國中兒子們多少次地罷黜了父親的王位！父親又多少次地對兒子大發雷霆！那些貪官汙吏使得千百萬人饑寒交迫，可他們的劣跡一旦被父親般的上司覺察，便要受到棍棒的毒打，像個無力反抗的孩子。所以說，現實生活中，沒有什麽男子漢的氣概與尊嚴可言，它們僅存在於對英雄豪傑的描繪之中。尊嚴成了孩子的義務；氣概變成躲避笞刑的才幹。因此，根本不存在氣宇軒昂的駿馬，而隻有溫順聽話的蠢驢，它在履行公職時從早至晚扮演著狐狸的角色。

 

中國男人的命運深受一個遙遠國度——德國的哲學家的深切同情，因為他們都沒能成長為真正的男子漢，成長為獨立承擔社會道德責任和自由表達個人思想與意願的正常人。他們隻能在棍棒下學會虛情假意，駿馬般的誌向要隱藏起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表現得要像蠢驢一般，這種人，被赫爾德稱為狐狸。

 

五

我們小時候聽過《烏鴉與狐狸》的故事，故事裏一隻烏鴉站在樹枝上，嘴裏銜著一塊味美無比的烤肉。在樹下睡覺的狐狸聞到了香味，口水都流下來了。它特別想吃到這塊肉。怎麽辦呢！狐狸眼睛骨碌一轉，就想出了一個好辦法。

　　它開始和烏鴉搭話了：烏鴉妹子！你今天可真漂亮啊！一身黑色禮服，真迷人！孔雀穿的都不及你！它太花哨啦！鴿子也不行，總是那件白衣服，真難看！

　　烏鴉呢，隻是閉著嘴巴，不說話。

　　狐狸咽了咽口水，接著說道：那天，我聽百靈鳥唱歌了，真是好聽，可是百靈鳥說，它說烏鴉妹子你的歌喉更好！簡直就是天籟之音！金絲雀也說你的嗓音好，聽了你的歌之後，渾身上下的毛孔沒有一個不舒服的！

　　烏鴉還是閉著嘴巴。

　　我真想聽聽啊！不知道可有這個機會呢！今天天氣又好，你穿的又漂亮！唱歌最合適不過了！漂亮的妝容加上動聽的歌聲，真是天衣無縫呀！

　　啊啊啊！！！烏鴉終於忍不住了，它一張嘴，肉掉下去了，狐狸縱身一躍，把肉叼跑了。

狐狸以欺騙的手段得到了它想要的烤肉，它的本領就體現在虛假上，虛假的奉承掩蓋了它真實的用心，因此狐狸被當作虛情假意的形容詞。

把人變成狐狸，這隻有皇帝的棍棒能夠做到，他塑造了一個個變異的文化人格和充滿謊言的社會。許多時候，皇帝就是這隻烏鴉，他高高在上，喜歡聽的都是狐狸討好的謊言，隻有等他聽舒服了、順心了才會丟下一塊肉，讓地上的狐狸撿了個便宜。

做狐狸不是沒有理由的，狐狸是環境的產物，一種特殊的環境破壞了它自然屬性，使它不得不以曲折的方式達到生存的目的。自然賦予它的正常屬性，被社會環境改變了，它的曲折度也因社會環境壓迫造成。因為，如果不以曲折的方式來表現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會受到棍棒的鞭笞，曲折是回避這樣的鞭笞，而且討得生存空間十分湊效的手段。

因此，狐狸說話的口氣不可能宏大，不可能進行宏大敘事。它不得可盡可能壓低聲調，語氣盡可能溫和柔軟，還得極盡所能地挑選烏鴉喜歡聽的話說。它不可能在烏鴉麵前吐露自己的心聲，而是得探知烏鴉心腹中的話語拿來獻媚討好。

“一個能夠廣泛地影響世界的大國，一定是一個思想家輩出，在參與世界知識體係建構的知識生產中，不斷推出新的整體性思想體係的國度。”重溫一遍王嶽川教授的這一句話，可以窺知他實際上在探求一種中國文化和思想的世界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的盛大甚至可以緊握世界文化講壇的話筒，讓世界其他國家真正做一回中國文人和思想家的聽眾。

 

六

我很懷疑，這能改變中國人的命運嗎？能夠將烏鴉變成鳳凰？將狐狸變成獅子王嗎？

如果中國文人不能首先挺直腰身說真話，什麽樣的影響力都解決不了中國文化的虛無主義問題。我認為，在我們挺直腰身說真話之前，應當警惕任何台上的話筒以及所謂的影響力。在我們握住世界話筒之前，如果還沒有徹底消除說假話的習慣，那將是世界文化的一場災難，將中國式的謊話彌漫到世界上去，讓更多的人學會狐狸的腔調，這根本不是中國人的福祉，而隻會是深淵。

對影響力，誰對它抱有最強烈的企圖呢？肯定不是以文化和思想為業的中國文人，而是有著嚴重霸權思想的權貴。隻有權力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權威地位，自己的話語威勢以及自己麵前的奴才人數。隻有他們是生活在權力地位之上，隨身佩帶刀劍，身邊跟隨著護衛他的士兵和順從聽話的一群奴隸。他是由權力建造的，也靠威勢和武力擴張的，所以他離不開刀劍，也離不了權力的影響力。哪天，他發現原來自己一聲咳嗽都能引來一群奴才，問主子有什麽吩咐的沒有，現在好幾聲的呼喊也沒幾個理睬的，他內心肯定充滿了恐懼，他會揮舞手杖甚至刀劍，又是暴怒，又是吼叫，如野獸一般；如果這樣再也不湊效，他就知道距離自己滅亡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所以專權者最在乎他手下有多少聽話的奴才，最在乎有多少人向他討好獻媚，因為權力不僅造就他的生命，而且已經替代了他的生命，權力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等於權力，失去權力，對他來說就等於失去生命，權力就像是他的空氣。所以秦始皇死之前，就在西安市臨潼縣城以東的驪山腳下給自己修了一個巨大的陵墓。據說他13位即位的時候，就開始修這個陵墓，一直修到他51歲，一共修了38年。當時秦朝總人口才2000萬人不到，而築陵的勞役達72萬之多，最多時接近80萬人，幾乎相當於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數的8倍。秦始皇陵土陵塚高43米，底邊周長1700餘米，築有內外兩重夯土城垣，象征都城的皇城和宮城。內城略呈方形，周長3890米，除北麵開兩門外，其餘三麵各開一門。外城為長方 形，周長6294米，四麵各開一門。陵塚位置在陵園南部。秦始皇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於陵園東側l500米處。

秦始皇為什麽要這麽做？因為他是一個離了權力不能活的人，更因為他幾乎是隻有權力而沒有生命，是個內心充滿恐懼的人。他極其害怕死後喪失皇權，因此他在活著的時候就計劃著怎麽把自己的皇權延續到地獄裏，因此他的墳墓有許多陪葬坑。

俑坑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東西向的承重牆，兵馬俑排列在牆間空檔的過洞中。在一號坑中已發掘出武士俑500餘件，戰車6乘，駕車馬24匹，還有青銅劍、吳鉤、矛、箭、弩機、銅戟等實戰用的青銅兵器和鐵器。俑坑東端有210個與人等高的陶武士俑，麵部神態、服式、發型各不相同，個個栩栩如生，形態逼真，排成三列橫隊，每列70人，其中除3個領隊身著銷甲外，其餘均穿短褐，腿紮裹腿，線履係帶，免盔束發，挽弓挎箭，手執弩機，似待命出發的前鋒部隊。其後，是6000個鎧甲俑組成的主體部隊，個個手執3米左右長矛、戈、戟等長兵器，同35乘駟馬戰車間隔在11條東西向的過洞裏，排成38路縱隊。南北兩側和兩端，各有一列武士俑，似為衛隊，以防側尾受襲。這支隊伍陣容齊整，裝備完備，威風凜凜，氣壯山河。

　　二號坑位於一號坑的東北側和三號坑的東側，呈曲尺形方陣，東西長96米，南北寬為84米，總麵積約為6000平方米。坑內建築與一號坑相同，但布陣更為複雜，兵種更為齊全，是3個坑中最為壯觀的軍陣。據初步推算，二號坑有陶俑陶馬1300多件，戰車80餘輛，青銅兵器數萬件，其中將軍俑、鞍馬俑、跪姿射俑為首次發現。二號坑東、西兩端各有4個斜坡門道，北邊有2個斜坡門道，俑坑坐西麵東，正門在東邊。坑內布局分為4個單元。 第一單元，位於俑坑東端，四周長廊有立式弩兵俑60個，陣心由八路麵東的160個蹲跪式弩兵俑組成。弩兵采取陣中張陣的編列，立、跪起伏輪番射擊，以彌弩張緩慢之虞。 第二個單元，位於俑坑的右側，由64乘戰車組成方陣。每列8乘，共有8列。車前駕有真馬大小的陶馬4匹。每車後一字排列兵俑3個，中為禦手拉馬轡，另兩個分別立於車左和車右，手持長柄兵器。 第三單元，位於中部，由19輛戰車，264個步兵俑和8個騎士俑組成長方形陣，共分3列。每匹馬前立騎士俑一個，一手牽馬韁，一手作拉弓狀。每乘車後除三名車士外，還配有8~36個步兵俑。 第四單元，位於軍陣左側，108個騎士俑和180匹陶鞍馬俑排成11列橫隊，組成長方形騎兵陣。其中第1、3列為戰車6輛。每匹馬前，立胡服騎士俑一個，右手牽馬，左手拉弓。

三號坑在一號坑西端25米處，麵積約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門前有一乘戰車，內有武士俑68個。從3號坑的布局看，似為總指揮部，統帥左、右、中三軍，隻是沒有建成而已。 四號坑有坑無俑，隻有回填的泥土。 從2個坑的布局和陣法看，二號坑陣式複雜，兵種齊全，是對陣的中堅力量。這種編組方法在兵書上叫作“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偶落鉤連，折曲相對。”《孫臏兵法》說：“在騎與戰者，分為三，一在於右，一在於左，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反則廣其弩”，三者有機結合，才能百戰不殆。二號坑是這位古代軍事家的理論圖解。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把仗打到陰間去了，到陰間布了這個一個嚴密的軍事陣，為的就是保護獨裁政權。

秦始皇的這四個兵馬俑坑完全就是他暴力政治的寫照，連他的死亡都需要如此氣勢強大的暴力的保護，可見他內心的恐懼強烈到什麽地步。

如果這是文化，就是中國暴力政治文化的最生動的圖景了。他不需要說一個字，隻需要在他的周圍擺上許許多多拿著各種兵器的士兵，讓他的權力領域裏充滿了暴力的氣息。暴力既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表達方式。他想以此來統治自己的死亡世界。

 

七

從秦始皇的陵墓可以看出，一方麵，他的暴力氣勢多麽強大和威武；另一方麵，他的生命多麽空洞、可憐和怯懦。他幾乎忘了自己是個人，而隻知道自己是種權力。

知道了這一切之後，如果我們對權力依然抱有好感，甚至對之還充滿了企圖，那隻能說明自己生命已經虛弱得不行了。

隻要身體虛脫了站不住了，才需要依靠拐杖；而生命虛空了，價值虛無了，意義迷惘了，才要投靠權力。權力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虛弱的一種病症。

中國文人到底虛弱的什麽地步？甚至不用棍棒和刀劍，氣都可以把他氣死。

有這樣一個故事，說一個縣官新到任，按照慣例，他第一件事就得去拜訪當地的一位鄉紳，因為這位鄉紳的一位親戚是當朝的大官。這一天，他來到這位鄉紳的府上，仆人把他引到廳裏就坐，等那位鄉紳下樓來接見他。等了一會，他聽見樓梯那邊好像有腳步聲響，他立即就對著樓梯雙膝虔誠地跪下，可能過了許久，既不見那樣鄉紳下樓來，也沒聽見他出聲叫到起來。因為害怕，他不敢抬起頭來看，隻得忍住繼續跪著等，可能實在等太久了，他壯起膽子抬頭一看，原來樓梯上麵坐著的是一條狗。這位文人縣官由此悶悶不樂，一想到自己對著一條狗跪了那麽長時間，心裏實在鬱悶，結果沒多久就氣死了。

我們無不感慨，文人命苦。像這樣鬱悶終生的文人可不隻這位縣官一個，而是有許許多多。我們總是醫不好文化虛弱這種病，文人們在皇帝大臣麵前講話總是打哆嗦，話音柔綿無力，語氣猶疑不定，表達委婉曲折。其他人看了，都覺得可憐。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始終心裏記得一個英國派往中國使節在當時的皇宮親眼目睹的一幕：“當最後一個英國派往中國的使節在許多王公和他們的隨從人員的帶領下離開皇宮回家去的時候，典禮官為了清道，竟舉起皮鞭不由分說地猛揍所有的王公和貴人。”這些鞭子讓當時的英國使節目瞪口呆，這鞭子比一切人類語言都更讓人疑惑不解，因為它對人類的理性和人格的尊嚴表現出極度的蔑視，在這種蔑視之下，人在瞬間就被貶為無理性、無人格尊嚴的畜類。

像赫爾德和黑格爾這樣代表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從中國皇宮的鞭子裏認識了中國極權文化之後，即使有代表皇帝的中國文人坐上世界文化論壇的講台，以所謂“宏大敘事”的口氣宣揚“再中國化”的言論的時候，你想他們兩個能老實地坐在台下聽嗎？即使他們的耳朵灌進了“中國化”的“宏大敘事”，他們能相信嗎？在鞭子的價值以強暴的形式大大超過文化和思想價值的情況下，即使我們宣揚中國文化的聲音在鞭子缺席的情況下高昂起來，敘事的方式也“宏大”起來，這些西方思想家能不把台上的“中國化”的表現看作是一場精彩的猴戲表演嗎？他們認為這隻是猴子按照主人平時精心訓練成的一場預定演出而已，他們甚至心想，這些猴子隻是生硬地按照主人定出的嚴格規矩在世界舞台上走台而已，主人一旦從台後出現，他們被會立即被收歸籠子。

即使猴戲再精彩，充滿了藝術感，但猴戲也隻是猴戲，所有的人都能夠從精彩猴戲的每一專業和規範的舞步裏聽出鞭子的聲音，從每一猴子美麗動聽的歌喉中聽出鞭打者狂暴的怒吼聲。

 

八

整個世界是不可能聽從一群住在籠子裏的猴子的，別想，永遠都不會有這樣的一天。除非哪一天，他們也全都變成籠子裏的猴子。要是世界真的淪落到這種地步，那時也不存在什麽人類文化和思想，他們全都在演猴戲、看猴戲。所有的猴戲也就一個味，既滑稽，又可憐。帶著流淚的笑聲，到時會擠破所有人的嗓子。

任何權力強盛，都不是好事，即使隻是在自己家裏。權力已經養成天生的嗜好，就是壓製和控製其他人，家權興盛也是這樣，掌握這一權力的家長，必然會以自己的意誌為家庭的首要意誌。如果他的這一首要意誌得不到其他家庭成員的服從，他必然以為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自己的靠權力塑造的家長尊嚴受到輕視，他必然就要暴怒，以權力壓製其他人來接受他的首要意誌。

家庭成員中的其他人的個人意誌受到首要意誌的壓製，他們都犧牲了個人意誌，而不情願地服從了家庭權威的首要意誌，也就是說，這個家庭犧牲了所有的個人意誌，首要意誌替代了所有的個人意誌，一個掌握家權的人的存在意誌，決定了家庭的存在。那麽，所有人就隻要供著他，哄著他，希望他長生不老，而且思維永遠不糊塗，否則的話，這個家庭必然要大難臨頭了。因為，如果哪一天，這個掌握家權的人變得暴怒不休，所有的人都得生活在恐懼之中；要是哪一天，這個家長變得幼稚無知、可笑荒唐，那麽所有人都得是家庭滑稽劇裏的角色；要是哪一天，那人瘋了，要像皇帝一樣，在地下挖一個大墓坑，在家裏找幾個人殉葬，那這個家庭還能存在下去嗎？

對於家權，我們並不陌生，有的是做丈夫的專權，把妻子當成奴隸使喚，從洗衣做飯到性娛樂，全都得順著丈夫的意，否則就是拳腳相加；也有的是宗族族長專權，凡是他認為不合宗族傳統和規矩的，他都有權力除滅，比如婚外情，被人拿住的，不是被鞭打致殘，就是得受沉潭處罰。總之，這些記憶還是存在的。所幸的是，無論是家庭專權還是宗族專權還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甚至直接幹預，這樣的權力很難千年不變，萬年不化，它總是持久不了。

這樣的專權，要是從宗族、家庭擴延到國家、甚至國際，那它不僅隻是意誌上的專權，而是暴力奴役。因為無論國家和國際，都是掌握暴力機器的權力機關，他們有軍隊、警察以及與此相配套的一整套暴力機製。無論在這個暴力機製領導下的國家或者國際，經濟多麽興盛，國家或者世界多麽富裕，人民生活多麽安逸，也沒有人是真正幸福的，甚至統治者自身。獨裁權力不僅扼殺被統治者的人格，同時也異化了統治者的人格。

人的幸福和豬的幸福不同，這是人所共知的。豬隻要吃得豐盛，即使天亮時分它就要被拉到屠宰場去宰殺，但在天亮之前，它還是可以做美夢的，呼嚕打得山響。再說，呼嚕聲也並非幸福的聲響，這也是人所共知的。

 

九

我們所說的文化，不能不跟表達有關；而我們所說的表達，並非隻是狐狸討好烏鴉那樣的言不由衷，也並非隻是精彩的猴戲和天亮時分就要拉去宰殺的豬的呼嚕聲響，我們所說的表達，不能不跟自由緊密相連；我們所說的自由，也並非隻是那種抽象的、所有個人都摸不著邊際的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式的自由，而是每一個個體的個人意誌和個人思想都得到充分尊重的自由，因此我們所說的自由，不能不跟每一個個體緊密關聯；而我們所說的每一個個體，又不能不跟崇高的人格緊密相關。因此文化是不可割裂的，對其的任何割裂都是對它本質意義的毀滅，也就都是價值虛無的黑暗深淵。對其的任何割裂，都使我們迷失在無邊的價值和存在意義的黑暗之中，甚至連道德的邊界也迷失不現。

可悲的是，我們割裂慣了，割裂成了我們思想中一種強大的慣性，它扯著我們的心腦朝著被割裂出來的文化點頭並道稱讚。我們成了隻能認可官方、專家和學者的思想，反而具有真正文化價值和人文意義的思想被忽略了。文化和思想要是不披上官方、專家和學者的身份，它就成了毫無價值的民間野談，隻是無意義的牢騷或者是長舌婦的多嘴。在此，身份超過思想，甚至身份可以取代思想。身份成了文化的標簽，沒有這樣的標簽，就沒有人認可它的文化意義。

要是失去思想的自由，我們其實就有點像演猴戲的猴子，已經被馴化過了，可以如此一致和異口同聲地認同所有有著官方、專家和學者的標簽的文化觀念和價值思想。不僅如此，我們還無法認識自我，無法認識每一個體的文化意義。個體一旦遊離在“人民”之外，它就等同於毫無價值的草根，等同於街頭巷尾的長舌婦了。他們的願望、要求、理想、善良、道德、價值觀和世界觀都被無視，從文化範疇中被刪除。他們隻是國家這個巨大機器中的聽話的螺絲釘，隻是國家統一之下的社會關係的、沒有獨立屬性的細胞和分子。

因此，秦始皇在修建他的陰巢地府的時候，早就給殉葬的活人準備好了他們侍立其左右的空間。因為他們已經被視為依附在這一集權身體裏的不具備獨立地位的分子和細胞，把他們無論安放在哪裏、即使是陰巢地府也是合情合理的。這是集權的邏輯。

被從人性中割裂出來的文化，成為性質模糊、意義含混、價值虛無、隻有概念而無文化實質的一個不知何義和有何意義邊界的名詞。什麽都可以謂之文化，喝酒可以是酒文化、喝茶可以是茶文化、甚至嫖妓也可謂之性文化。我們生活中所遇到的沒有可以不能稱為文化的東西，吃的叫飲食文化，玩的叫娛樂文化，穿衣戴帽叫衣飾文化，所有這些文化針對世界而言，統稱為“中國文化”。

 

十

把西方世界的咖啡文化替換為中國的茶文化，這能是王嶽川教授的“再中國化”的意義嗎？

王嶽川教授說：“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對當代中國文化中西方後現代虛無性和‘妖魔化中國’的危險加以剖析，對一些國家和地區‘去中國化’的問題加以深度批判，進而提出‘中國文化的世界化’與‘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應該形成良性互動，這才是未來人類的福音。”王教授的意思是中國文化能夠給世界人民帶來幸福？在給人類帶來幸福之前，首先我們要問一句，中國文化給生活其中，穿中國衣服、喝中國茶、侍奉中國皇帝的中國的每一個人民帶來了幸福了嗎？如果沒有，憑什麽中國文化一到了世界就能給世界人民不是帶來不幸而是幸福呢？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沒有從中國文化身上獲得過幸福，它輸出到世界上怎麽就能給西方世界帶來幸福呢？難道它不是一件兩個騙子在皇帝麵前描述的隻有聰明的人看得見，愚蠢的人就看不見的皇帝新裝嗎？

其實王嶽川教授並沒有以堅定的口氣在中國文化世界化的問題上對世界人民做出幸福的承諾，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他也沒有多麽把握，所以就語焉不詳起來，而且口氣柔綿無力，態度猶疑不決。他把兩個完全矛盾的問題糅合在一起說，一是“中國文化的世界化”，又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到底是中國文化世界化，還是西方文化全球化？我感覺他走到這個十字路口迷了路，不知道該向東還是向西，結果他索性就讓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撞在一起，提出中國文化的世界化和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形成良性互動。他的意思是中國文化加上西方文化嗎？還是西方文化加上中國文化呢？要不什麽叫“良性互動”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算不算“良性互動”呢？中國文化中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有中國文化？就是“良性互動”嗎？如果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隻是喝茶和喝咖啡的區別，那還好辦，要達到王教授的所謂“良性互動”幹脆勸中國人喝完了茶再喝一杯咖啡，勸西方人喝完了咖啡再喝一杯茶，或者索性把茶和咖啡調在一起喝更好，這樣兩種文化就互動了。可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根本就不是茶和咖啡之類的問題，而是兩種價值觀的問題，這兩種價值觀不是可以互動的，而是相互衝突的，不是西方壓倒東方，就是東方壓倒西方。所以王教授以為的“良性互動”頂多隻能做些將茶和咖啡調和在一起之類，這兩種文化是結不成夫妻的。

 

十一

王嶽川教授的“再中國化”要走與西方文化聯姻的路是走不通的，唯一可以走的就隻有霸權一條路，我強，就我說了算，因為我代表的是“大國文化”。難道你們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和軍事大國地位的逐漸得到確立”的現實嗎？說到這上頭來，王教授的口氣堅定起來了，氣也粗了，勁也足了，仿佛他手中真的就握緊了“大國”的無上霸權一般。他說：

 

全球化時代中國必須有真正的文化自覺並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國文化”，其具體表現為在“物質現代化”的同時開始“精神現代化”的曆程。當務之急是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對西方目前存在的諸多“現代性弊端”加以質疑，對那類缺乏反思地不斷追隨西方現代性，將中國作為論證西方理論和實現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

 

在這裏，王嶽川教授提出“中國必須有真正的文化自覺並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國文化’”。我不明白他所指的“文化自覺”是什麽意思？什麽是“自覺”，自覺就是自己感覺到。沒有自己，自我隻是依附在權力身上不具獨立屬性的細小分子，哪來的自覺呢？莫非這一“文化自覺”隻是權力的衝動？什麽是“大國文化”？莫非就是有大國經濟和軍事力量撐腰的霸權“文化”？要是不靠大國撐腰，怎麽能夠“高屋建瓴”呢？難道真正的文化需要有那麽高的台子講話，下麵的人才會聽嗎？

說到“大國文化”的具體表現，王教授說在“物質現代化”的同時開始“精神現代化”。物質現代化我們知道是指強大國家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建設，而“精神現代化”是指什麽呢？莫非是指建設強大的中國精神？如果是的話“中國精神”是什麽呢？是指中國人的精神，還是指中國的國家精神？中國國家精神是指國家權力所代表的政權精神，還是指每一個中國人的具有個體自由意誌屬性的自由精神呢？對於這些問題，王嶽川教授並沒有進一步的表述，因此他的“精神現代化”也屬語焉不詳。不過我們從他後麵的表述可以看出他的態度，他說“當務之急是要破除對西方的仰視心理”，也就是反對人們抬頭看西方，更反對將西方理論和西方思想拿來敘述和論證中國的問題。他說要對“西方目前存在的諸多‘現代性弊端’加以質疑”，意思就是說西方文化也存在許許多多的弊端，西方的月亮難道比中國的圓嗎？西方的月亮肯定跟中國的月亮一樣圓，因為月亮隻有一個，隻是看的角度不同。正因為角度不同，可能得出的感覺也有所區別，這一點王教授不會懷疑吧。比如你站在法國的協和廣場看月亮和你被秦始皇抓去陪葬，站在兵馬俑的坑中看月亮，那種感覺肯定兩碼事，協和廣場看到的月亮肯定要比兵馬俑的坑裏看到的月亮更亮。而且西方文化承認並尊重個體意誌的自由和個體生命的差異，它承認並尊重每一個體的生命要求和體驗。因此，西方文化中可以有無數的月亮，每一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月亮，不同和相同的月亮，有圓的和不圓的，它們同樣都能得到尊重。而中國文化在這方麵則與西方嚴重不同，它是消滅差異，排除個性差別，講求高度一致。中國隻允許有一個月亮，誰的地位最高，權勢最大，那月亮就是他的，他說月亮圓，月亮就隻能是圓的；他說月亮是扁的，沒有人敢說月亮是圓的。“指鹿為馬”這樣的說辭就是產生在這樣的土地上的。

這個故事，知道它意義的人極為廣泛，它根本就不是語言學上的問題，而是代表了在集權國家裏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生存之道。是鹿是馬根本不重要，問題的關鍵是看誰說。皇帝說鹿就是鹿，哪天皇帝改了說馬，它就是馬。故事是說：秦二世時，丞相趙高野心勃勃，日夜盤算著要篡奪皇位。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聽他擺布，有多少人反對他，他心中沒底。於是，他想了一個辦法，準備試一試自己的威信，同時也可以摸清敢於反對他的人。一天上朝時，趙高讓人牽來一隻鹿，滿臉堆笑地對秦二世說：“陛下，我獻給您一匹好馬。”秦二世一看，心想：這哪裏是馬，這分明是一隻鹿嘛！便笑著對趙高說：“丞相搞錯了，這裏是一隻鹿，你怎麽說是馬呢？”趙高麵不改色心不跳地說：“請陛下看清楚了，這的的確確是一匹千裏好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隻鹿，將信將疑地說：“馬的頭上怎麽會長角呢？”趙高一看時機到了，轉過身，用手指著眾大臣們，大聲說：“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話，可以問問眾位大臣。”大臣們都被趙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私下裏嘀咕：這個趙高搞什麽名堂？是鹿是馬這不是明擺著嗎！當看到趙高臉上露出陰險的笑容，兩隻眼睛骨碌碌輪流地盯著每個人的時候，大臣們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一些膽小又有正義感的人都低下頭，不敢說話，因為說假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又怕日後被趙高所害。有些正直的人，堅持認為是鹿而不是馬。還有一些平時就緊跟趙高的奸佞之人立刻表示擁護趙高的說法，對皇上說，“這確是一匹千裏馬！”事後，趙高通過各種手段把那些不順從自己的正直大臣紛紛治罪，甚至滿門抄斬。

可見，要是權力介入的話，所有語言學的問題可以完全被取消，真理和謬誤的界線也可以抹殺，所有的問題全都歸結為對待權力的態度，順從權力，而違背真理，你可以活；要是你違背權力，為要尊重真理，你就得滅亡。所以要是權力依然是“高屋建瓴”的，依然端坐在台上，而沒有走入每一個個體麵前，自由公正地來探討是鹿是馬，是東方月亮圓還是西方月亮圓這樣的問題，所有問題不可能會有正確答案。

所以，王嶽川教授所謂的“大國文化”，根本不需要什麽“高屋建瓴”，而更需要平易近人。要聽真正的肺腑之言，不要在皇帝麵前，不要在權力場，而要在沒有權力支撐，也沒有經濟力量支持的那些長舌婦中間。

 

                                                200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