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亞裔教育聯盟(AACE)
美國亞裔教育聯盟 (AACE) 為亞裔孩子教育維權的行動和進展
正文
《大紐約生活網》授權轉載。原編者按：
今年六月，對華人社會和美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世紀大案—學生公平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簡稱SFFA)起訴哈佛及北卡大學案將由美國最高法院判決。這一案件再次引發公眾，特別是亞裔群體的廣泛關注。很多華人對這個案子的來龍去脈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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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孩子在申請哈佛等名校時是否受到歧視？ -
亞裔為了爭取公平教育權力都做過哪些努力？ -
學生公平組織起訴哈佛起到什麽作用？亞裔社區是否袖手旁觀？ -
哈佛大案判決勝算如何？對美國社會和亞裔社區有何影響？
時代賦予了吾輩特殊的使命，唯有努力拚搏方能有容身之所、立足之地，最終在這場沒有硝煙卻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屹立不倒。
為了謀求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許多亞裔及支持教育平權運動的有識之士，毅然決然地走上了一條反對美國大學錄取歧視的不平凡之路。
歧視的來源
在上一篇中，我們介紹了亞裔孩子在美國四十多個州的名校遭受長期、係統性的種族歧視。那麽，歧視是從何而來的呢？
介於美國曆史上長期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歧視對待, 1961年3月6日，約翰.肯尼迪總統簽署的《第10925號行政令》, 其中一條要求政府和政府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動” 來確保求職者和雇員不因種族、信仰、膚色或原國籍被區別對待,這就是“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來源。這一要求對所有種族平等對待的政策（真正的平權法），卻在後來的實施過程中被扭曲成為了“種族優惠法案”，造成了對亞裔和白人的“反向歧視”。這也為日後的大學錄取歧視行為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對“種族優惠法案”首先提出挑戰的是白人Allan Bakke。他在申請加州戴維斯分校醫學院時被拒，憤而起訴。最高法院在1978年判決中，雖然明確禁止了大學錄取使用種族配額，卻給大學錄取過程中使用種族因素開了綠燈。從此給“種族優惠法案”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從此，美國大學的錄取官員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戴上“有色眼鏡”，對不受優待的族裔進行歧視。
看到這裏，很多讀者會問，亞裔在曆史上不是也受到歧視嗎？
1882年的《排華法案》使華人淪為美國曆史上最受歧視的三個族裔之一，僅次於美洲印地安人和黑人。
二戰時日裔還曾被關在集中營裏。亞裔理應受到照顧才對！
但殘酷的現實是：亞裔在美國雖然富可敵國，但由於不關心，不參與政治，在美國卻淪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政治上最弱勢的群體。美國的精英階層把名牌大學各個族裔學生比例人數，和各個族裔人口比例做了對比，看到重視教育的亞裔比例那麽高，就給亞裔貼了一個“過度代表”（overrepresented）的標簽，進而理直氣壯開始歧視亞裔。
正如AACE亞裔教育聯盟主席趙宇空多次講演指出：“美國的統治階層在19世紀推出第一個以種族為因素的歧視性政策《排華法案》時，使用的理由是：美國華人太多了。可悲的是，在21世紀的今天，美國的統治階層也在使用同樣的原因來歧視亞裔，聲稱美國大學校園亞裔太多了!”
來自擇優錄取發源地的很多華人不禁會想，擇優錄取對任何族裔都公平，沒有任何歧義。為什麽美國過不了這個坎呢？
這原因之一是美國的原罪，曆史上對非裔的奴役。在道德上自詡“高、大、善”的美國精英階層對非裔有歉疚感，所以他們希望對非裔有所補償。
原因之二就是美國的統治階層，尤其是管理美國大城市的民主黨不願麵對黑人中小學教育嚴重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家庭破裂，以及失業率、吸毒率和犯罪率三高。
為了繼續在非裔社區拉選票，他們就必須使用“種族優惠法案”來給他們在大學錄取方麵進行照顧。
令人諷刺的是，虛偽的美國統治階層常常是投機取巧，他們不是把自己孩子平等教育權益的機會奉獻出去，作為他們祖先當年蓄奴的補償，而是把勤奮重學的亞裔孩子當作了他們未能提高黑人中小學教育政策失敗的替罪羊。
我們在上篇介紹過的Daniel Golden先生撰寫的《大學錄取的潛規則》一書中，就用很多篇幅闡述了白人權貴們使用校友照顧、捐款等（Legacy）方式把孩子擠進藤校的醜聞。
最近美國明星大腕和商界富豪通過捐款，乃至給孩子體育業績造假的醜聞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Daniel Golden先生在《大學錄取的潛規則》中寫道：美國各大族裔都有走後門進入名校的竅門（Hook）：白人使用校友照顧、捐款等（Legacy）方式，非裔、西語裔使用“種族優惠法案”，最慘的就是亞裔，他們沒有任何竅門，被首當其衝地受到歧視！
早期的抗爭
上篇談到，美國眾多名校的歧視對亞裔學生產生了超高壓的學習負荷，導致不少學生產生了抑鬱症等心理疾病，這在華裔和印度裔學生中尤為突出。
在這樣嚴重和普遍歧視麵前，亞裔並沒有沉默。
1988年，一群不願意忍受歧視的亞裔美國人就對哈佛大學的歧視性招生提出民權申訴。當時，加州前眾議員Dana Rohrabacher還站出來表示支持。這一申訴引發了美國教育部對哈佛大學的首次調查。在調查過程中，雖然美國教育部發現了哈佛使用種族刻板印象（Stereotype）來歧視亞裔，但是，受到美國精英階層寵護的哈佛大學卻免受任何懲罰。哈佛對亞裔帶有歧視性的錄取模式便在美國各大學被紛紛采納，暢通無阻了。
上世紀80年代，舊金山名校洛威爾高中（Lowell High School）也曾如法炮製，專門針對華裔製定了不平等的錄取政策，華裔的錄取分數不但比白人和非裔高，甚至要高出其他亞裔，並稱此舉是依據法律使學校多元化的有效手段。作為Lowell High School的華裔校友，Lee Cheng認為母校的做法顯然有悖公平，在向亞裔美國民權組織尋求幫助無果而終後，毅然決定協助創立法律基金會並於1994年對母校這種族配額製度提起訴訟。在法律麵前，Lowell High School不得不取消其歧視性錄取製度，以換取和解。
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2003年最高法院判決了又一個重大的白人學生反擊“種族優待法案”—格魯特訴(密歇根大學)布林格案。其結果對亞裔卻是悲喜交加：
悲的是最高法院再次把“種族優惠法案”給合法化了，並從1978年判決時作為對受歧視族裔的補償，改為了大學的多元化：在“嚴謹設計”以確保滿足高等教育中多樣性這一必要政府利益的前提下，在公立院校招生過程中將種族作為一個附加因素並不違反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法律平等保護的條款。
喜的是最高法院給使用“種族優惠法案”加上了更多限製，並提出了截止日期：公立學校必須運用一個全方位綜合的程序、在個人因素基礎上來評估申請學生。運用種族配額和過度傷害任一族裔的考生都是違法的，而此“嚴謹設計”、考量種族的大學錄取體係應當在25年後結束。這也給亞裔學生申訴藤校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依據：包括不能使用種族刻板印象和超高的標準。
之後，對亞裔學生的歧視頻頻發生。2006年，成績優異的華裔學子李簡在申請普林斯頓大學時被拒，於2007年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勇敢地提出了申訴。2016年，李簡還參加了美國亞裔教育聯盟申訴耶魯大學的新聞發布會，並發表激情講演。
同樣事情也發生在印度裔學生的身上。2012年，一名遭受了不公平錄取待遇的印度裔學生對普林斯頓大學的歧視性錄取行為匿名提出了民權申訴。
2012年，當華裔學生王孜立（Michael Wang）以4.67的GPA分數，滿懷信心的申請HYPMS（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麻省理工和斯坦福的首字母縮寫）時，卻均遭到了拒絕。Michael Wang不僅成績優秀，且愛好廣泛，是學校辯論隊的成員，還曾在奧巴馬就職演出上進行過演出。
王孜立及家人
HYPMS的不公平拒絕讓Michael Wang不能釋懷，在遭受這種不公正待遇之後，他沒有像其他很多受害的華裔學子那樣忍受和沉默。Michael於2013年勇敢地向美國教育部人權辦公室進行了投訴。當初，他投訴了斯坦福、 普林斯頓和耶魯。美國教育部人權辦公室所屬的三個地區的辦公室（加州，紐約，和麻省）的代表向他詳細的了解了有關他的情況和申請過程。
其中麻省的代表曾參加了九十年代對哈佛的調查，由於資源和直接證據的缺乏，最後導致調查的流產。他們對Michael表示會將他的投訴轉給上級，之後有任何的消息會通知他。整個投訴多年來都處於休眠狀態。由於沒有強大的社會團體和律師團隊的支持，此案件就被默默地拖下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Michael 明確表示他的投訴不是為他自己。他願意放棄一切的和解和補償。基於強烈的正義感，他希望用他個人的遭遇讓美國主流了解到對華人的不公正待遇。他希望更多的亞裔和華裔，特別是華裔的學生，不再受到像他一樣的待遇。讓所有的人，不管他們的種族，性別，宗教，都能在自由、平等和正義的環境下追逐他們的美國夢。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受害學生和他一起站出來，用他們的行動為弱勢人群聲張正義。
但是，雖然李簡、Michael Wang等遭受歧視的亞裔裔學子勇敢地站了出來，但他們卻是在孤軍奮戰，既得不到亞裔政客的聲援，又得不到亞裔社區的支持，他們的申訴一個個石沉大海，亞裔在大學入學方麵的教育維權道路坎坷，任重而道遠！
反SCA5—亞裔空前的草根維權抗爭
2013年，一項名為SCA5的法案被加州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赫南德茲提交給加州州議會審議，其目的旨在恢複加州大學使用“種族優惠法案”，在錄取時可以考慮族裔背景，照顧亞裔以外的少數族裔，並合法地歧視亞裔。
左二是領導廢除了九個州“種族優惠法案“的Ward Connerly，左三是在加州反對SCA5抗議中做出巨大貢獻的前加州參議院共和黨領袖Bob Huff。
談到這裏，我們要向讀者介紹最早在美國領導與“種族優惠法案”抗爭的黑人民權領袖Ward Connerly先生。在他的直接領導或影響下，美國九個州先後廢除了“種族優惠法案”。他是美國爭取平等教育權益的第一個英雄人物。他領導的首場勝利就在1996年的加州。加州民眾通過投票通過了209法案，成為了率先禁止在教育、政府用工等方麵進行種族照顧的種族優惠政策。SCA5正是試圖對209法案進行否定。
美國華人在蒙特利公園市議員 Ed Chau's辦公室外抗議 SCA5 作者Hzmonte
聽到這一消息後，一直把孩子教育放為首位的加州亞裔家長憤怒了。幾周內，加州華人家長紛紛組建草根社團，加入到了反對SCA5的抗爭行列。矽穀華人協會、金橙俱樂部、CivilRights 微信平台， UBC等組織紛紛站到了抗爭的前線。時任加州共和黨參議院領袖Bob Huff及其夫人何美湄利用其對加州政壇的了解，不但在加州議會為亞裔抗爭，而且還給抗爭的組織出謀劃策，提供寶貴建議。
3/2/2014矽穀華人在Cupertino city hall集會，反對SCA5。
雖然遠在佛州，十分關心亞裔平等權益的華人雙語作家、時任西門子公司全球規劃總監的趙宇空也全程加入了這一抗爭。他在聽到這一消息之後，於在2014年2月率先在美國當地華文媒體發表文章，呼籲華人站出來抗爭。之後，他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犀利並優美的文筆發表了多篇評論文章，在華人抗擊SCA5的義工家長們產生了重要影響。CivilRights 微信平台專門為他搭建專欄，他發表的“克服三種心態，維護華人的自身權益”等多篇膾炙人口的文章在華人圈裏被廣為傳閱，激勵了加州這場轟轟烈烈的草根運動。
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社會，公民的參與往往是政策製定至關重要的因素。在亞裔社區草根們的抗議聲中，很多亞裔議員不得不改弦易轍，開始反對SCA5，再加上Bob Huff領導的共和黨的全力支持。
最後，SCA5胎死腹中，亞裔在教育維權的道路上，首次完成了一個眾誌成城的壯舉！
亞裔教育維權的新思路
前麵我們介紹到，對亞裔孩子的歧視最深的還是沒有禁止“種族優惠法案”的名校，尤其是藤校。基於其20多年製定公司戰略的視野，趙宇空在2014年4月加州的一次講演中就提出：我們要擊敗SCA5，因為這是亞裔教育維權的一場保衛戰。但這還不夠，我們還要針對藤校等名校的歧視進行抗爭，發起我們的進攻戰。
在看到加州諸多亞裔草根組織在反SCA5的浪潮中春筍般地湧現，趙宇空又於當年6月在美國各中文網站上發表文章，呼籲華人社團聯合起來，對藤校歧視亞裔進行聯合申訴。這就是亞裔聯合教育維權的思想火花。
隨後，當聽說申訴藤校的王孜立在加州知名英文媒體《聖何塞水星報》發表評論文章，反對SCA5之後，趙宇空馬上找到了他的父親王耀明先生。聽完王孜立的故事之後，趙宇空為王孜立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為亞裔申訴藤校而深深感動。與此同時，他又為這些李簡、王孜立這些受歧視的亞裔孩子多年來孤軍奮戰，維權抗爭毫無進展而陷入了深深地思考。
2014年8月趙宇空在美國華文媒體網站發表的文章中寫道：“ 近年來已經有Jian Li 在2006年，一位印度學生在2012年，還有Michael在2013年向美國教育部人權辦公室提起投訴。然而，Jian 和Michael都是在孤軍作戰，沒有強大的華人社團在後麵撐腰。如果我們可以從非裔維權的經驗學到什麽的話，我們應該學他們的就是社團的力量。一旦非裔的權利受到危害，NAACP及其他非裔團體就馬上站了出來，為他們撐腰。現在，Michael Wang為了華人的整體利益，已經站了出來，還在美國主流媒體發文反對SCA5。在此關頭，我們要問問，我們應該為Michael Wang，不，是整個華人後代的利益，做些什麽呢？”
趙宇空不但具有卓越地戰略眼光和寫作能力，而且還擅長於行動。就在當年秋天，他和微信名“矽穀老七”的朋友就建立了一個名為“支持Michael Wang”的微信群，邀請了很多華人社團領袖參加籌劃聯合亞裔組織申訴藤校，支持王孜立的行動。
多年後趙宇空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很謙虛的認為：覺得非常榮幸（I am humbled）能夠得到那麽多優秀的亞裔社區領袖的支持，參與了這個行動。其中包括在2013年抗議ABC Jimmy Kimmel Show不當言論的全美大遊行總指揮歐陽了寒博士，在遊行示威活動中激情講演而被CNN專訪的李春燕教授、奮戰在加州前線金橙俱樂部的主席陳鬱、UBC副會長祝賀、休斯頓華人聯盟主席孫鶯鶯等社團領袖，當然還有王孜立的父親王耀明先生。
在亞裔維權抗爭的過程中，能夠贏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這也是一個維權領袖不可缺少的魅力。
SFFA加入亞裔抗爭
2014年春天，加州亞裔反SCA5轟轟烈烈的草根運動被正在為取消“種族優惠法案”在法庭上艱難作戰多年的Edward Blum先生注意到了。那時，他於2008年開始領導的Abigail Fisher起訴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於2013年在最高法院判決中未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其中有兩個最主要原因。
Edward Blum
但更重要的第二個原因是Abigail Fisher的種族“政治不正確”。她是個白人。美國左翼主導的社會輿論認為白人曾經奴役過黑人，白人給黑人優惠政策就是天經地義的。
看到亞裔在加州勇敢地站了出來，Edward Blum決定調整戰略，加入亞裔爭取平等教育權益的抗爭。他於2014年中成立“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開始動員遭受過哈佛和北卡大學歧視的亞裔學生加入。
看到這一消息之後，趙宇空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在2014年4月於加州發表講演，2014年6月在中文網站發表的文章中，都呼籲亞裔孩子加入SFFA對哈佛和北卡大學的起訴。他是亞裔中最早公開支持SFFA的有識之士之一。
半年之後，2014年11月，一則振奮人心的消息在亞裔社區中開始傳播。Edward Blum的學生爭取公平錄取組織（SFFA），對哈佛和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正式提起法律訴訟，控告兩所大學歧視亞裔申請學生。
SFFA加入亞裔教育維權的抗爭，是亞裔教育維權的一個曆史轉折點。
Blum先生帶來了亞裔團體急需的法律人才和寶貴的經濟資源。他的團隊裏有著為美國最高法院做過助理的美國頂尖律師。起訴哈佛這所有著四百多億美金財富的世界知名大學，費用高達數百萬美元，這些都是亞裔社區急需的資源，那麽有了SFFA帶來的頂級律師和寶貴資源， 有了SFFA這樣一個強大聯盟的加入，亞裔的錄取歧視問題，是否會就此迎刃而解？
下一期，我們將在美國亞裔教育維權的奮鬥史中，尤其是AACE的創建的過程和花絮中繼續探尋答案。
注；原文於2023年6月23日發布於《大紐約生活網》
亞裔議員多為民主黨人，他們立場十分糾結。如果能打出反對特權、照顧弱勢（不同於照顧種族）的旗號，就與民主黨傳統理念一致了。從長遠來看，淡化種族矛盾、遏製日益增大的貧富差距才是正途。可見當前民主黨照顧種族的思維是走了歧路。可是共和黨會認同反對特權、照顧弱勢嗎？這涉及到美國的深層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