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塵
早年留學歐美，現在任職於一矽穀雲數據庫公司。熱心於公益事業，常發表人文，暖心，正能量文章。
一個“小保皇派”經曆的自貢文革
魏 永 康
文革開始那年，我剛好12歲，還是小學六年級學生。
作為這場所謂“史無前例”文化革命運動的親曆者,參與者,自己年近古稀，經常不由自主地回憶起文革那些經曆。思索之餘，總覺得自己有必要，把當年往事用文字記錄下，為這段難得的曆史留下一點真實的個人記憶……
?1968年6月，我在自貢市東新寺小學上六年級，距小學畢業還差一個學期。正當我和班上同學，對即將到來的中學生時代滿懷憧憬時，文革運動爆發了。仿佛一夜之間，原先平靜萬分的東新寺小學，牆上張貼出“揪出牛鬼蛇神”,“打倒校長姚奉章”之類，令人觸目驚心的大字報和大標語。
緊接著，在校園內外的辯論會,批鬥會,標語,傳單,大字報鋪天蓋地，到處是吼叫聲，歡呼聲！火紅的年代，還真有點天翻地覆的“火紅味道”。
隨著姚校長及所謂“牛鬼蛇神”老師被揪鬥打倒，學校停課了，全校學生散夥，回家
鬧革命。
在當時，“革命”這個閃閃發光的名詞，讓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小學生，難免產生一些衝動和幻想。我們這些小學生，未曾有過當年紅軍兩萬五千裏長征的壯舉，也沒有父輩們為建立新中國衝鋒陷陣的經曆，一直心有遺憾與不甘。如今，能夠親身參加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那種狂熱之心可想而知。
? 不過，我周圍這些住在銀行係統機關大院中的孩子，因很多人父母“有問題”，不夠加入紅衛兵組織資格，整天在家陪父母提心吊膽，顯得極其老實。
? 這是一場觸及每個人靈魂的大革命。我兄弟倆，積極投身到這場偉大運動中，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奮勇前行。首先，我倆主動組織起並參加符合我們自己“紅小兵”身份的革命群眾組織。琪次，認真發傳單,抄寫大字報,自辦簡易油印刋物,熱情嘔歌宣傳毛澤東思想。我們還多次去市中心英雄口，在“炮打司令部廣播電台”的高音量喇叭聲下，與不同觀點的對方辯論。
文革早期，另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是“革命大串連”。最初，是革命小將大串連，很多同學跟隨哥哥姐姐們，免費乘車上北京見到了毛主席。也有步行大串連，去延安、井岡山等革命聖地傳經送寶的。
我們這些“紅小兵”，以羨慕的眼光，看到他們胸前佩著多種領袖像章,執手電筒,背軍用水壺，去“革命大串連”，最後滿載而歸。個別高一級的同學，戴軍帽,著軍裝,紮腰帶，紅領巾被紅袖章所取代，炫耀中更顯得神氣。銀行係統機關大院中的孩子，大多數在整個革命大串連期間，走出門最遠的地方，僅僅是成都，或鄰近周邊幾個城鎮。
自貢文革初期，鬥爭矛頭還沒有直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之前，主要是“破四舊，立四新”，揪鬥牛鬼蛇神。
記憶中，家門口一帶，最早被抄家揪鬥的，是六十多歲的地主兼工商業管製份子餘碧瓊，盡管我對這個整天神經兮兮,嘮嘮叨叨的纏小足瘋婆子印象不好，但見到她被凶神惡煞的紅衛兵抓起來，喝令其長跪地上爬都爬不起來的場景，還是有點憐憫之心，感覺不應該用這種方式對一個老年人。
? 鬧市正街上，先後揪出了兩個相鄰的倒黴“黑店老板”: ?其一是戴起紙糊高帽子，站在高凳上低頭認罪的“黑涼粉店老板”。就不多說了，因為批鬥她的罪行較簡單，就是說她用“洗腳盆裝起涼粉”，賣給廣大工農兵群眾吃了。
對第二個“黑書店老板”（名陳勁秋），要多記一筆。應該說，我是在他經營的書攤上，看一分錢本的連環畫書長大的。為節省成本，我還耍小聰明，快速翻閱一本連環畫後，與同坐一條長板凳上的小夥伴，互相交換多看。而禿頭瘦精精,戴付厚玻璃近視眼鏡的陳老板，也是睜隻眼,閉隻眼，持寬容默許態度。
當被抄家批鬥時，他被戴紙糊高帽子,跪在地上寫認罪書。臉上被墨汁塗抹打了黑叉叉，胸前身背還掛起有他黒名稱的牌子。陳老頭的私人藏書，被堆積在店門前，管它是青少兒讀物,還是古籍善本，一骨腦地扯爛用火柴點燃，就此灰飛煙滅。
也不知當年在現場那群英姿颯爽的紅衛兵們，如今是否有所反思？焚書毀滅文明，是曆史的倒退！
隨著文革的深入開展，“首都紅衛兵南下長纓隊”來自貢，點燃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火種。除學校之外的市區,農村及各單位，也紛紛成立了造反組織。自貢文革期間的革命群眾組織派係並不複雜，簡單劃分即為多數人與少數人的兩大派別（所謂造反與保皇兩派），後來，這兩大派也形成勢不兩立。
“自貢五軍一兵，”（即：紅衛兵戰鬥軍，紅色工人戰鬥軍，紅色農民戰鬥軍，紅色機關戰鬥軍，紅色教工戰鬥軍，文化,文藝界統稱“紅色文藝兵”）對多數人的造反派組織動輒抓人,打人,讓人掛黑牌遊街，搞打砸搶的過激行為很反感。
受父母觀點影響，我們全家人無一例外的選擇站在了這個由少數人，後來被認定是站錯了隊的保守派群眾組織一邊。
?毛澤東當年給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指示:“軍隊應出麵支持廣大左派群眾。”自貢駐軍人民武裝部李政委支左期間搞“一邊倒”，明確宣佈“五軍一兵”是保守派組織，直接形成了後來兩大派別勢力的懸殊。中央文革主要負責人陳伯達當時引經立論的評議，蜀地四川局勢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未平蜀先平。”在1968年的蜀地四川三個直轄市，成都,重慶兩城市因派別動真槍真炮搞武鬥損失特別慘重，包括川南自貢市周邊的宜賓,瀘州,隆昌等地，這些二級城市的武裝鬥爭也幹得很凶狠，唯獨隻有自貢按兵不動，這是文革武鬥中最溫柔的一個蜀地省級直轄城市。
? ?“自貢市文攻武衛指揮部”就掛牌設立在家門口正街上鹽業曆史博物館,人民武裝部對麵，每天持槍站崗的，進進出出的全是佩真家夥的造反派民兵，該指揮部雖然沒得能夠與他們叫勁的對手在本土搞“武衛”，但也曾指揮,組織過兵力去瀘州幫忙打保皇派“麻匪”。
還加封過派往支援參加武鬥而被打死的丁德華等人為“烈士”（估計沒得撫恤金），並隆重舉行了全市追悼會，把俘虜的幾個瀘州“麻匪”五花大綁梱起遊街後，跪在追悼會台下，一排五六式步槍朝天鳴放完一梭子彈後，把被俘虜的“麻匪”嚇得臉色土灰。
我耿直厚道的父親，一個曾經曆過戰火的真正軍人，在“自貢五軍一兵”被宣佈是保
守派組織並予取締之時，他沒有放棄自己最初選擇的觀點。作為“紅色機關戰鬥軍”中的
普通一兵，堅持到最後。至到該軍被土崩瓦解,大勢己去，“壞頭頭”們紛紛寫了“脫離申明”之時，他還敢把軍旗,公章,及一大堆所謂“黑材料”保存起來，望東山再起。
其理由是住守金庫重地，一般人不敢來衝擊。至到最終，由銀行內部造反派出麵抄
家搜出“罪證”，並作為戰果“示眾”，他都沒有低頭認過罪。（這段經曆我沒在場，由小
我一歲的胞弟永良在家全程見證。）
?我當時是“自貢紅小兵”（隸屬“紅衛兵戰鬥軍”部）自流井勤務員，自稱“少共師師長”，被造反派們視為“小老保壞頭”。在造反派得勢的大環境下，就是不遭“取起”，也絕對不會有好果子吃。
當時，在父母的勸導下，我還跟隨“自貢五軍一兵赴蓉上告團”（其成員多數是該派組織頭頭及骨幹分子）赴成都，申訴上告自貢駐軍“支左不公”的情況。寄望於觀點傾向“五軍一兵”的成都軍區梁興初司令員秘書張洪誌，向省軍區領導反映情況，爭取平反,恢複革命群眾組織合法地位。
“自貢五軍一兵赴容上告團”，當年被成都軍區“革命群眾接待站”安排駐紮在省民委招待所（今成都市永陵路）。“上告團”成員多為“自貢五軍一兵”頭頭及骨幹分子，包括有“紅色工人戰鬥軍”軍長陶裏高，“紅衛兵戰鬥軍”紅十二團團長餘水生，“紅色文藝兵”一號勤務員李家雄等二十多人，住的是草席地通鋪。
每天上,下午開夥，有軍區後勤解放軍，用人力三輪送來的滲有高梁,玉米蒸煮的大鍋飯菜。赴容上告時間，大約半月有餘。
但是，此案結果肯定是鐵定的。不久，中央軍委正式授予了自貢市人民武裝部為“全國支左紅旗”。中央認可的，那個敢反對？返家之時，各單位的革命造反派，正為奪取政權之後進入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爭奪名額，也無暇顧及過問我這個“小老保”了。
?在這場觸及人人靈魂的紅色風暴中，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跳過忠字舞，唱過樣板戲……見過,聽過,對過,錯過，自己親身經曆過。當年的紅色少年一但經曆過這場文革浩劫的洗禮，思想即由此定型成熟。
1969年夏季，我退出了文革期間的紅衛（小）兵運動曆史舞台。在“複課鬧革命”的歡呼聲中，我們這批小學66,67,68級連續三屆畢業生，統統返回學校，成為初中在校學生了。
? 一年半之後，我就此告別學校，從自貢市第一中學校門走出，奔向廣闊天地，上山下鄉，插隊去了川南樂山農村。
? 文革，戕害了與我一樣的無數少年,熱血青年。同一路走過來的我們這輩人，對這場重傷文脈國本的運動更要有清醒的認識，必須存史，汲取教訓，警示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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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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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 ? 魏永康，男，自貢市1970級初中下鄉知青。1974年參軍入伍。2014年
於自貢農業部門退休。收藏愛好者，文史學者。曾任市收藏家協會副會長兼秘書
長，著有《還甲行思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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