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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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人渣兒化進程中農民出身者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2023-11-16 01:00:46) 下一個

中國人人渣兒化進程中農民出身者起到了基礎性作用

            2013年3月20日

何必

旅遊局強迫導遊買印香煙標識服裝 否則不予年審……(略。)

現如今的中國,無奇不有吧?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王飛淩郵件組裏的相關討論。

(何必注,略。)

嗬嗬。

昨天,有長期看到俺如此每天一篇文字者發來郵件,告知自3月13日起,就沒有收到過俺的郵件。俺看了一下,13日恰恰是俺就全國二會汙言穢語的內容,標題也明晃晃地“二會”。果不其然,被網站沒收咧。由是,俺隻能對以往俺隻用新浪郵箱發送者,同時也用穀歌郵箱發送。至於說是不是能夠收到,俺實在無法保證。由此可見,習李新政到底是好還是壞了吧?

昨天,俺就黃浦江死豬事件專題傳播相關內容,並評頭論足過吧?

死豬事件,涉及到方方麵麵。但肇事者顯然是農民。

於是乎,一個非常鮮明而迫切的問題油然而生,中國農民的道德狀況到底如何?如果說現如今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道德敗壞,那麽農民在其中又處於什麽樣的位置?其中的機理到底是什麽樣的?

俺也算是飽嚐農民之苦了吧。就算是今年,未能幸免。

由是,在死豬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事件發生後,俺與周圍人也就中國農民的道德狀況進行過討論。俺的問題非常直截了當,農民與城裏人的道德水平哪一個更差?得到的答案幾乎是異口同聲不假思索——農民。有信奉宗教者甚至引經據典說,如果按照修行來看,農民受苦本身就是一種輪回和報應,這當然不是某一個人或者一個小群體的事情,而是占據中國總人口半壁江山的人群,在輪回角度上,之所以成為農民,或者沒有投胎到城市,就是孽債的效果,在神的眼裏,農民身上一個個都黑狼滾滾排山倒海濁氣衝天,受苦受難並非是什麽歧視性政策或者製度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當然嘍,俺不是有神論者,對於如此評論俺不知道該如何蓋棺定論,權且一聽。

或許是刨根問底的職業病的緣故,俺又發問道,在平日裏,不管是什麽樣的場合,農民出身的人與城裏人的最大差異是什麽?具體而言,在一個不管是臨時性還是相對固定的共同體之中,農民出身者的表現怎麽樣?這顯然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比如,淩晨四五點,俺就被樓下農民工的大喊大叫吵醒,農民工起來了,故意製造噪音,破壞他人的睡眠,而俺在如此樓上都被吵醒,也就不用說下麵樓層的住戶了吧。俺樓下工棚裏的農民工,隨地吐痰擤鼻涕潑髒水,弄得臭氣熏天。現如今,農民工所到之處,無一幸免不?北京著名的300路,已經成為農民工專線,並且,北京公交車瘋搶擁擠,農民工功不可沒吧?而地鐵上農民工大包小包席地而坐,人們避猶不及吧?

俺一直提及,俺在北京電視台幹的那七年,實際上是遇到了一個俺非常欽佩的製片人。雖然說最終俺離開電視台,核心原因是這個製片人被拿下,新上任的女性製片人當然暴露出女人比男人更壞的特質,而俺的離開與前任製片人也有所糾葛,但總體上說,他還是俺到現在認為中國難能可貴的上司。為什麽如此?他爹原本是央視的副台長,從小就在廣播局大院裏成長,有錢有勢見怪不怪,見多識廣,犯不上為了雞毛蒜皮蠅營狗苟。而俺們那個節目最火的時候,頻道主任何許人也?人民日報原副社長艾豐的千金,如果不是這等幹部子女,節目蒸蒸日上是不可能滴。不信?看看現如今那就個節目慘不忍睹的模樣吧。俺在電視台很多同事都可以看到俺如此文字,可以證實,節目的每況愈下吧?

節目如日中天的時候,那個欄目組裏,一個副製片人卻總是陰陽怪氣。比如說,大概是2006年芙蓉姐姐向全球征婚,俺們節目又是個太劍走偏鋒的貨色,欄目組的壞小子們陰謀詭計——芙蓉姐姐的要求放在俺身上是恰如其分,因此要求當天晚上節目直播裏俺在演播室裏出鏡,兩個主持人調侃,成為“芙蓉姐夫”(奶奶的,後來同事還經常叫俺“姐夫”呢)。俺也是個愛開玩笑的主兒,但是如果如此公諸於眾,俺卻是無論如何不能幹滴。俺的電視節目裏出鏡,隻是一個評論員。當時,俺在鳳凰衛視曹景行的節目裏擔任特約評論員,如果弄個姐夫,太貽笑大方了吧。那個副製片人,屁顛屁顛跑到頻道頭那裏匯報了姐夫創意,得到批準,回來後被俺拒絕,火冒三丈,狐假虎威,口口聲聲“這是領導決定的”,俺卻不鹹不淡回複說,領導決定算個毛啊,俺就是不出鏡。最終不了了之。

這個副製片人,來不來就拿領導說事兒,並且對領導奴顏婢膝,唯唯諾諾,是欄目組乃至頻道有目共睹滴;而且,非常熱衷於報道比如北京二會那樣的垃圾題材,根本對俺一直堅定不移說二會就是收視率殺手的說法置之不理。這也不難理解,本質上這是投機鑽營撈取政治資本的路數。

為什麽會如此?

因為他就是農民出身。

死豬事件後俺與周圍人討論農民問題時,驚奇地發現,在各個單位、企業、機構等等組織之中,農民出身的人是最喜歡爭權奪利投機鑽營的。而且,這並非什麽偶然性因素,恰恰是一個非常普遍化的現象。

哈哈。

又發現了一個規律。

什麽叫標杆管理?什麽叫吃一塹長一智?不管遇到什麽樣的事情,總是能夠從中尋找或者得到有所進益的成分。

這就如同,有女人也承認,趕上個女性上司是個最倒黴的事情,但是卻拒絕承認自己也會如此這般一樣。

農民出身者爭權奪利,但卻不會認為自己如此行徑本質上依然是農民。

得出如此結論之後,再去回想以往的經曆,如假包換。農民出身者,概莫能外,在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投機鑽營互相傾軋打壓方麵竭盡全力並且經年累月樂此不疲。拉幫結夥,結黨營私,香仨臭倆,並且無所不用其極。

可以說,農民出身者是毒化一個組織的行家裏手。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見風使舵,見人下菜碟,倚強淩弱,狼狽為奸,挖空心思挖坑埋雷設置陷阱,坑人整人,並且不擇手段。

事實上,這種表現當然絕不僅僅是在社會化的組織之中,即使是在一個家庭或者哪怕臨時性的共同體之中,這種表現也無處不在。可以說,攬權卸責是農民的拿手好戲。而如果對方也是如此,那麽就隻能惡語相向,大打出手,最終不是鬧出人命來,就是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咱們看到的太多了吧。

2005年,北大光華爭權奪利鬧得滿城風雨,身為院長的張維迎對鄒恒甫不擇手段,最終鄒恒甫忍無可忍,出現了總爆發,揚長而去,回到了世界銀行,並且公開指責張維迎,連帶著把什麽李稻葵、錢穎一等等國內外知名的中國人留洋經濟學家悉數數落一番,當時俺也傳播過相關內容吧。張鄒之爭,如果放在農民出身的層麵上,就可以看到,張維迎爭權奪利到了什麽樣的地步了吧。

王飛淩郵件組裏,北大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輯思經常對一個什麽小事發誓賭咒,說如果事情不是他判斷的那樣,他寧可不再幹國際關係研究,而是回到內蒙去放牛。農民氣概不是?

北大有多少院長是農民出身?

中國有多少掌權者是農民出身?

相形之下,城裏人就不那麽熱衷於權力,對爭權奪利沒有那麽情有獨鍾。

有道是,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以此類推,你不理權,權不理你。

因此,太多權力都被農民出身者攫取,也就在所難免。

由是,中國也就這麽變成了一個農民國家。

實際上,胡星鬥、丁學良等等,都是農民出身,因此也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無所不能背後揮之不去的農民本色。

那麽,如果按照姚中秋(秋風)所謂精英敗壞是中國失序的根源的說法,在農民出身成就農民中國的意義上,又該如何看待呢?

還是拿俺那個製片人來說事兒吧。

可想而知,從小到大,一直在廣播局大院裏成長,受到著城市文化的熏陶,對於有錢有勢處變不驚,並且成天到晚優哉遊哉,遊手好閑,對節目放任自流,可也恰恰因為是這樣,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經意間節目成為北京電視節目裏的一個奇跡。設想一下,如果這個製片人不是這麽遊山玩水無所用心,而是兢兢業業廢寢忘食,事無巨細事必躬親,那麽節目恐怕也就不堪重負,半死不活。

城裏人的如此無毬所謂的生活方式,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如果說還有什麽貴族或者姚中秋們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對應出來的“君子”的話,那麽這種“範兒”就是如假包換的了吧?

而那個副製片人,如果在君子的意義上,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小人了不?

孔夫子曰,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話放在這裏,老太太騎瘦驢非常嚴絲合縫不是?

張維迎、胡星鬥、丁學良等等農民出身的專家學者,是精英敗壞的中流砥柱吧?

那麽,農民呢?

如果說,精英階層是鄧小平以降墮落速度最快的群體的話,那麽農民則是中國墮落的基石。

按照國際上的標準,一個城市如果外來人口占據20%意思,那麽其社會風氣乃至道德水平也就不可避免會受到外來人口的影響,甚至成為決定性因素。

由此可見,不管戶籍製度如何,中國城市化進程,也是中國道德淪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進程。

原本,農民工進城根本不理睬什麽戶口,大學生反而被比如北上廣之類的城市拒之門外,可現在,農民工與大學生越來越同流合汙,齊刷刷不理睬什麽戶口,像死豬漂浮在黃浦江上那樣漂泊在城市的四麵八方,並且,對所在城市的道德淪喪做出著夜以繼日經年累月的豐功偉績。

那麽,農民出身者為什麽會如此呢?

俺曾經援引過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有關上大學第一天那個來自山東農村學生看小人書的例子。

從這個例子裏,可以體會到什麽?

2004年,俺就傳播過俺在奧斯陸結識的朋友、現如今是公共政策領域教授的徐月賓有關社會資本的相關內容吧。

那個來自山東農村的主兒,少見多怪,高分低能。與城裏人比較起來,顯得很是寒酸。

如果放在社會資本的意義上,高下立判了吧。

城市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讓城裏人從小就在一個社會資本豐厚的環境裏成長,如此代代相傳生生不息,逐漸形成了城市社會資本的整體性結構和狀態。

農村則由於公共品的付之闕如,使得農民成為井底之蛙。

而如此農民,一旦通過打工或者高考等等途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就馬上顯示出社會資本方麵的相形見絀。特別是那些通過高考實現了表麵上鯉魚跳龍門飛躍的主兒,就對這種社會資本的缺失經年累月耿耿於懷,即使到了壽終正寢時,也無法和與生俱來在城市裏耳濡目染獲取社會資本以及熊彼特們所謂“企業家精神”深入骨髓的人相提並論。不管是在比如音樂、競技運動還是人類文化等等方麵,視界差異永遠無法彌補與融合。

因此,這也就形成了農民出身者發自肺腑的嫉賢妒能,對城裏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咬牙切齒,也深知在視界上無法彌合的差距會被周圍人心領神會心照不宣地不屑一顧,形成了社會資本差異上曠日持久的焦慮。

同時,對於農民身份的拒絕,本質上就一種非驢非馬的邊緣化性向,既無法徹底成為城裏人,也對農民驚恐萬狀。為了捍衛自身的尊嚴以及來之不易的城裏人身份,不擇手段,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張維迎、胡星鬥等等,概莫能外吧?

咱們碰到過的農民出身者,如假包換吧?

在如此層麵上,再去看黃浦江死豬事件,耐人尋味不?

也因此,昨天俺的文字裏提及,盧躍剛對俺說,農村是中國信用資源最豐饒之處,俺對躍剛兄如此蓋棺定論不以為然,如果放在社會資本的坐標係裏,是不是也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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