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辭世引來國內外涕淚滂沱雞一嘴鴨一嘴

許良英辭世引來國內外涕淚滂沱雞一嘴鴨一嘴

                   2013年2月8日

何必

專家:優勝劣汰超長實驗讓“大部分農藥比鹽安全”……（略。）

這“專家”很是牛不？

現如今中國的知識精英是什麽樣，恐怕太讓人唏噓不已了吧。

最近，許良英辭世，又引起知識精英裏的波瀾。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施工噪音裏的寫作。

許良英辭世，在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裏還是引發了不小的騷動吧。

不少的“仁人誌士”爭先恐後拋頭露麵，借著悼念回憶許良英來為自己塗脂抹粉。看看這裏麵粉墨登場的各式各樣的主兒，一個個也都是耳熟能詳，大名鼎鼎，震耳欲聾。

對許良英的評價，也是層層加碼節節攀升，什麽中國的人格榜樣啦，中國在知識分子的良心啦，等等，五花八門，好像一場窮盡溢美之詞的大賽，看誰能夠在使用評價方麵拔得頭籌。

中國人嘛，太容易為他人戴帽子咧。這之中，中國人女性化傾向越來越濃重，是個非常有目共睹的現象。中國人裏還有人格上的男性麽？看看中國人的所作所為，哪一個不是女性化特征很是明顯呢？以偏概全，一葉障目，朝三暮四，言而無信，喪心病狂，蜚短流長，氣急敗壞，胡言亂語，不明就裏輕而易舉下結論，……這都是非常典型的女性化特征吧？

中國人習慣於給他人蓋棺定論，這太稀鬆平常了不？

俺在網上泡妞兒，妞兒們那種隨隨便便就能夠對人下結論的表現，讓人瞠目結舌。如果有機會的話，俺可以整理那些個很是有趣的內容，洋洋灑灑也幾千萬字，可以看到一個現如今中國女人的群像的大概其，畢竟，如果按照統計學口徑的話，大約數以十萬計的樣本空間，無論是對性取向、性觀念、情感狀況、婚姻狀況、還是女性化程度，也都可以得出些個有趣的統計結果了吧。那裏麵，三言兩語之後就能夠斷定對方是個什麽樣的人，並且一個個好為人師，居高臨下向對方發號施令，告訴對方如何改變人生態度，別開生麵，月白風清。

女人如此，男人又何嚐不是這樣呢？可以看到太多如此隨隨便便下結論的現象了吧。比如，無所不能的胡星鬥，發出“溫家寶，中國人民的大英雄”，是不是就很是經典？溫家寶何許人也，這恐怕不需要太多說辭，溫家寶是不是個英雄，也無需贅述；胡星鬥非要把溫家寶說成是大英雄，那是他的權利，他人無可厚非，隻不過，胡星鬥怎麽就把他自己的看法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呢？俺不知道，俺是個中國國籍擁有者，算不算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事實上，“人民”這個字眼兒在中國的語境之中具有了非常明確的政治含義，與“公民”不同的是，更帶有政治正確的成分和色彩。）如果是的話，胡星鬥憑什麽代表俺來對溫家寶進行評價？

類似的情形數不勝數。

比如，張宏良在烏有之鄉介紹俺對中國平安馬明哲倒行逆施文字時，說俺是個“自由派”。俺提醒宏良兄，如此倉促分門別類很是失之毫厘差以千裏，俺才不是什麽自由派呢，俺對自由派的嬉笑怒罵從來沒有客氣過，當然嘍，俺對新老左派的汙言穢語也沒有一時半會兒的消停過。那麽著急忙慌地把俺放到自由派派別之中，無非是可以按照敵我陣營進行簡單區分，可是，如此劃分既是對俺的侮辱，也是對自由派的不公平。

這種狀況，無時不刻都發生著吧。

譬如，現如今洋鬼子中文媒體裏，來不來就是什麽“資深”，這種神乎其神又缺乏定量成分的語焉不詳的名號，臭了街了不是？什麽樣的人具有什麽樣的職業經曆才算得上是資深？如果很長可以插入很深，是不是也就可以噴射得很“滋深”？由此可見，洋鬼子到了中國，在如此大染缸裏也麵目全非了不？

所以嘛，中國人，不論男女，不論左右派，戴帽子無處不在。這種習性，當然與文革打棍子的傳統密不可分。而如果進一步追溯的話，恐怕就又到了中國人國民性之中無論大事小情都“湊合”、“將就”、“差不多”等的模糊化思維的地界兒咧。

由是，對許良英的評價，也就屬於這類女性化特征下的表現了。看看前麵的評價，一個個都像鬥雞那樣，紅著眼，在毫不吝惜使用溢美之詞上無所不用其極。

許良英是中國知識人裏的良心麽？如果許良英知道姚中秋精英敗壞之說，還會讓自己成為知識精英群體裏的中流砥柱麽？

許良英號稱是愛因斯坦的中國傳人。俺不知道，如果愛因斯坦九泉之下有靈，是不是會認同如此中國傳人之說，就像卡拉揚關門弟子是中國的湯沐海那樣？

不過，一個很是有趣的現象是，中國的人文科學（在中國被稱之為社會科學）領域，垃圾遍地，每況愈下，太多名門望族，都出自理工科。從魯迅到蘆笛乃至金嗩呐，都是學醫的出身，而方勵之許良英，都都是物理學門類裏的卒徒，類似的狀況俯拾皆是。理工科的主兒成為人文科學或者文學領域裏的弄潮兒，甚至像許良英那樣成為中國知識精英裏的良心，這種現象本身就很耐人尋味吧？為什麽會如此？為什麽中國的人文科學一直慘不忍睹？如果說著名的李約瑟之謎說的是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的話，那麽李約瑟之謎在人文科學領域裏的可憐巴巴該被如何思索？或者說，李約瑟之謎的成因與人文科學那種扶不起來的阿鬥狀況須臾不可分離吧？蘆笛說，中國人求善求美不求真，而理工科對求真的職業要求，才使得中國人人文科學領域也被求真的理工科子弟所壟斷，這種現象是不是具有什麽必然性呢？

2001年，俺去了挪威，與當地的中國留學生成天到晚廝混在一起，那些個留學生所學的專業什麽樣的都有。從他們那裏，俺也了解到西方大學裏人文科學的一些基本狀況。

洋鬼子在人文科學領域，與中國有著太多的不同。比如，很多拿到人文科學博士學位者，並不能從事博士論文所涉及的專業，拿到學位後往往去從事比如銀行營業員那樣個工作，甚至幹脆去到築路工人，在西方，人們對人文科學的興趣具有傳統，就像維也納具有著濃厚的音樂傳統而被斯特勞斯稱之為遍地是音符一樣，對於音樂的喜愛，與職業無關；對於人文科學的迷戀，也與糊口無涉。不管是銀行營業員還是築路工，都可以把人文科學作為業餘愛好，或者就像對競技運動的癡迷一樣（還記得中國朱建華打破世界紀錄時看台上觀眾整體性歡呼雀躍的照片麽？這種狀況在中國是可能出現的麽？），作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構成個人的知識框架，並且成為個人修養的必要建構。

當然嘍，這背後，與西方國家的福利製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挪威那裏有的大學生畢業論文寫的是什麽？柬埔寨的戰時留下的地雷！如此八竿子打不著的問題，在實用理性的中國人這裏，是可以想象的麽？如果沒有相應的福利體係作為支撐，大學生恐怕也就必須“學以致用”，目的性非常強地考慮所學專業與就業之間的關聯了吧。

因此，在中國，人文科學被當成是養家糊口的飯碗，是個柴米油鹽生老病死的依托，因此對於人文科學的關注就與個人與家庭生計牽連起來。

俺也曾經傳播過，就算是老毛引用“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來說中國人或許不怕死（實際情況是不是這樣很值得存疑討論），但老毛幹的事兒卻是變成了中國人不怕死卻怕餓，當我黨魔爪觸及到了最基層時，也就剝奪和壟斷了中國所有人的飯碗，讓所有人不得不為五鬥米折腰，而鄧小平對老毛此舉照方抓藥，六四後把知識人群體全部用財政供養起來，成為了體製內的階層，形成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狀況，徹底抽去了中國知識人的脊梁骨，也就讓中國知識階層整體性臣服，由是，出現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嚴家其劉軍寧被房寧所取代那樣荒誕不經的現象。

許良英經曆過反右、文革以及六四，並且在其中都生龍活虎輾轉騰挪，所作所為可圈可點，被後人洛陽紙貴喋喋不休。

隻不過，俺拿五七反右當做對中國知識精英冷嘲熱諷的基礎性材料，也算是連篇累牘了。

我黨對中國知識人群體的收拾，從來就沒有消停過。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一個非常慘絕人寰的例證吧。

老毛作為一個農家孩子，對於城裏人達官貴人的酸葡萄心理，盡人皆知。從與楊開慧同居借以實現向知識精英階層的負距離接觸以及報複的行徑之中，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子醜寅卯了。後來老毛到了北京，在圖書館裏打工，看到騷人墨客進進出出，五味雜陳可想而知，而暴力革命之中，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鄧小平等等悉數都是知識人出身，一矣老毛有機會，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訓誡被得心應手滾瓜爛熟也就在所難免。我黨掌握政權後，三反五反四清等等政治運動，名義上是對反革命進行肅清，本質上卻是對中國精英階層的斬盡殺絕。用很具有社會心理優勢的均貧富的財富掠奪方式對城鄉富人進行搜刮屠戮，骨子裏卻是對中國貴族所具有的精英氣質喪心病狂的摧殘和消滅。到了五七反右，更是直截了當向中國知識精英群體開刀問斬，采用定量化的按比例方式規定所有知識人聚集的單位必須找出右派來，戴上帽子，在政治乃至人格上徹底邊緣化。此後，到了文革，則幹脆對文化進行革命，讓文化蕩然無存。

可以說，老毛的革命曆程，就是一部對知識精英折騰的曆程，如此曠日持久的折騰，最終讓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性徹底趴下，打心眼兒裏對老毛以及我黨心悅誠服。就連改革開放後去了國外喝洋鬼子墨水“掉洋書袋”的所謂新左派，也忙不迭回到中國像老毛以及我黨大唱讚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試圖否定老毛的部分路線，但卻搖搖擺擺，很具有老虎吃天無從下嘴的不知道該否定什麽保留什麽的困惑，畢竟，稍有閃失就可能破壞了我黨存在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偷雞不成蝕把米，得不償失。

在對待知識精英方麵也是如此。最初對知識精英階層部分地放任自流，在市場化的名義下對知識精英的所作所為聽之任之，結果鬧出個六四，開槍之前的百萬人連續示威遊行，中國知識界、新聞界、教育界都成為了中堅力量。知識精英群體性離心離德，讓鄧小平心有餘悸，自此之後，收編知識精英階層，繼續了老毛的路線，讓中國知識人成為癩皮狗的狀況登峰造極。

如此大背景下，再看許良英，別有風味不是？

許良英也是五七右派，能不能也算是姚中秋精英敗壞之說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呢？如果是，許良英該不該成為中國知識精英裏的良心呢？如果不是，一個不在精英敗壞行列裏的漏網之魚，又如何能夠成為中國知識精英裏的良心呢？

而且，如果許良英是中國知識人裏的良心，對於現如今中國知識人群體性墮落，該承擔什麽樣的責任呢？如此飛速的群體性墮落，與良心是不是密不可分呢？

進一步，如果許良英是中國知識精英裏的良心，那麽許良英的辭世，是不是中國知識精英裏就再也沒有良心了呢？如果是，那麽後許良英時代，中國知識精英就處於無良狀態？如果不是，或者說許良英之外還有其他的良心存在，那麽又是誰呢？何祚庥？杜光？辛子陵？錢理群？鐵流（黃澤榮）？劉軍寧？焦國標？吳弘達？餘傑？……

按理說，許良英辭世，應該紀念才是。“對死人不應該怨謗”。

可現如今中國人的狀況，已經到了成就世界末日的地步了。

此時不說，更待何時？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