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下對王力雄《我無法對中國未來不悲觀》的讀後感

中國模式下對王力雄《我無法對中國未來不悲觀》的讀後感

       2013年2月7日

何必

要聞

國務院要求石油巨頭帶頭升級油質應對汙染……（略。）

李延明發來的圖文並茂。

（何必注，略。）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王飛淩郵件組裏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王力雄發到王飛淩郵件組裏他的新作以及王飛淩對王力雄作品的短評。

lixiong.wang

2013/2/1 20:14

[cps] 我無法對中國的未來不悲觀

我無法對中國的未來不悲觀

王力雄

（何必注，略。）

嗬嗬。

施工噪音裏的寫作。

說明：以下的文字，是俺試圖張貼在王飛淩郵件組裏的內容，由於那裏熟悉俺汙言穢語風格的人寥寥無幾，因此俺也就改變以往的文風，瞎一本正經人模狗樣一回。

王力雄《我無法對中國未來不悲觀》讀後感

原本，在涉及中國模式下進行係列寫作，是每周末的事情。可本周趕上了除夕和初一，有其他內容要傳播並且有相應的評頭論足，因此就在一年之中唯一改變，今天就在中國模式下對王力雄那篇文字進行簡單的評論。

王飛淩把我加入到他那個“有三、四百人的鬆散”群體（王飛淩紀念鄧正來時語）的郵件組裏，已經有好幾年了。此間，除了請王飛淩將我那篇《反思中國人》的草稿內容在郵件組裏傳播之外，從來沒有發言過，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的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或許，我是該郵件組裏很少的從事新聞工作者，與郵件組主體是國際關係學者的身份有所差異；而我從2003年底到現在沒有一天間斷過的針對中國事務相關內容的傳播與評論（到現在總文字量超過了2.6億漢字），在該郵件組裏，似乎也隻有王飛淩和韓國金珍鎬教授可以每天都收到。

也因此，對王力雄這篇文字的評論，涉及到太多論題。這些論題，我都分別展開並且詳細討論過，可在這個評論裏，卻隻能畫龍點睛，無法一一展開。能看到我每天文字者，會很熟悉我那些結論的來龍去脈，而在王飛淩郵件組裏，恐怕會顯得有些突兀，缺乏論據支撐。

言歸正傳吧。

知道王力雄，是多年前的事情了。而見到王力雄，拜同樣長年累月能夠看到我如此文字的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之福。2007年我結識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後，他迅速讓我結識了很多他的朋友。一天晚上我們酒後，去了北京翠微路王力雄住所附近的一個賓館大堂，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力雄。當年，還是在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的組織下，與廣東人文學會在北京召開什麽會議，笑蜀、吳思、楊恒均、蔣兆勇等等都參加了會議後的聚餐，席間，王力雄在兩個國安人員形影不離的緊盯下來到了包間。那次晚餐，笑蜀看到國安人員趕緊退避三舍的表現，一直讓我和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談笑風生。

我一直說，洋鬼子對中國事務的所有評論，我基本上不屑一顧，其原因，我也早就說過了，就算是在中國待了很多年的洋鬼子，對中國事務的了解也不可能敲骨吸髓，全世界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的洋鬼子，無一例外，全部隔靴搔癢，南轅北轍；而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裏對中國事務侃侃而談者，其文字不論長短，能夠讓我自始至終看下去的，寥寥無幾。

張昊曾經說，在中國國內，對中國事務評頭論足者，有三個人還可以閱讀，一個是王力雄，一個是袁劍，再一個嘛，可能是張昊客氣，那就是在下；至於說國外的中國人，張昊現在認為文昭橫河還湊合可以看。張昊此言是不是準確姑且不談，王力雄、袁劍（當然我還認為孫立平、秦暉也在此列）的文字，確實是值得一讀的。

應該說，袁劍以及王力雄、孫立平等等，都屬於悲觀主義者，而不像王飛淩用胡適的話說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據此，我早就認為，現如今人們把中國人分為左派和右派，這種分類法並不準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是樂觀主義者，都還是為中國望聞問切試圖治病救人，而與左右派形成對應的，則是悲觀主義的烏合之眾，（之所以無法用陣營或者群體、派別來概括，是因為悲觀主義本身就很難結黨營私，否則也就不成其為悲觀主義了。）因此，就如同在資本市場裏看多和看空針鋒相對一樣，對中國的判斷，也可以按照樂觀和悲觀來區分。

袁劍那部讀來賞心悅目的《奇跡的黃昏》我曾經完整地傳播過。那本書，曾經被英國金融時報推薦過。可我對袁劍此書的評價，也直言不諱地對袁劍說過，那就是在宏大敘事的光彩奪目之下，留了一個非常不光彩的尾巴。這個尾巴是什麽？基層民主。

說到這裏，恐怕就與王力雄掛起鉤來了。

袁劍的關注領域更多的是中國的實體經濟以及虛擬經濟。基層民主顯然不是袁劍的長項。因此，在該書分析中國已經到了“奇跡的黃昏”並且在“收官”階段後，袁劍還是心有不甘地不想沉溺於悲觀主義（事實上，隻要是活著，就不算徹底的悲觀主義）的判斷，認為中國還是有出路的，那就是基層民主。至於說基層民主是不是中國的希望，袁劍隻字不提，語焉不詳。

去年，袁劍《大拐點》竟然能夠在中國本土付梓麵世。從《奇跡的黃昏》到《大拐點》，中間袁劍曾經有過不少文字，《大裂變》、《中國房地產崩盤進入倒計時》、等等。從這些個標題上，就可以看到袁劍很具有中國人好大喜功宏大敘事的特質。張昊對袁劍說，我對袁劍作品的評價與對王力雄作品的評價有所類似，那就是在他們的作品之中充滿了神秘主義的色彩。袁劍對此一笑了之，認為神秘主義不可避免。

2007年，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將王力雄《超越者聯盟》推薦給我，讓我大開眼界，但卻越來越狐疑不已。

超越者聯盟裏，產生超越者的條件，太是個小概率事件了。

就目前看，超越者是不是能夠產生呢？王力雄認為是經曆過文革的“淬火”，並且認為這才是產生超越者的必要條件之一。但是，其中不管從理論上還是現實中，這是可能的麽？錢理群對習近平李克強這“紅衛兵一代”取代胡錦濤溫家寶“大學生一代”的擔心，已經在去年十八大之前習近平突然之間莫名其妙銷聲匿跡十幾天的事實所證明，並且在現如今釣魚島以及網絡實名製等等方麵表現得更加令人憂心忡忡。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在中國當下的官場上，產生超越者是可能的麽？中國官場早就出現了所謂“逆向淘汰機製”、也就是格雷欣效應的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袁劍《奇跡的黃昏》以及王力雄《N係列》裏不厭其煩套用馬克斯韋伯“克裏斯瑪”概念所對應的人物，在中國如何成為可能？曾幾何時，全世界以為胡錦濤的深藏不露或許就是如此克裏斯瑪的代表，但最終大跌眼鏡。從中共國家曆史看，權威遞減是個不爭的事實，在如此官場的大背景下，產生超越者的可能性蕩然無存。

王力雄對於中國西部風情的癡迷，以及或許出身電影製片廠的文學背景，讓王力雄的作品具有濃重的神秘主義成分。超越者的產生，就是一個標誌性動作。至於說其他的，在其《西域東土》、《黃禍》、《遞進民主》、《矢量民主》以及去年的《N係列》等等之中，無處不在。

去年王立軍事件出來後，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提及，這種景象與王力雄《黃禍》的描述頗為相像，隻不過王力雄作品之中跑到美國大使館的是在北京。

到了今年，章家墩的預言成為讓全世界笑掉大牙的事情。但這卻沒有讓中國崩潰論銷聲匿跡，反而愈演愈烈。

如此情況下，王力雄這篇文字的問世，也就水到渠成。

可是，看王力雄如此文字，我卻總是感覺不切肯綮。

王力雄提及他的《黃禍》，說“在小說裏我說了算”。

黃禍是描述是不是會變成現實？如果不僅僅是小說又該會是什麽樣？

秦暉根據袁劍的分析，對當今中國進行了闡述。秦暉認為，中國左派反對低福利，中國右派反對低自由，可中國恰恰是既低福利又低自由，二者合一，就構成了秦暉著名的中國的低人權狀況，以及在全世界競爭之中的低人權優勢。

到了在全世界競爭的低人權優勢，恐怕就是王力雄黃禍的理論上的一種沙盤推演了。

但秦暉如此分析是全麵的麽？

盡人皆知，現如今中國以及中國人的道德敗壞登峰造極。前年佛山小悅悅事件後，香港媒體套用國歌歌詞改作“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這種說法，2005年我的公開提出“現如今的中國人是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最壞的族群”，結果被不幸言中。如果這種說法是成立的，那麽中國除了秦暉所謂低人權之外，還存在我稱之為“低道德”的狀況，而低人權與低道德，二者合並就構成中國的低文化狀況，以及在全世界競爭中的低文化優勢。就此而言，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出現，將會拉低全世界的人權以及道德、簡言之全世界的文化水平。

看王力雄此文，給人的印象是什麽？去年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後，榮劍曾經有一篇《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其中指名道姓批評中國所謂新左派（我之所以用“所謂”，是因為在香港丁學良看來，中國根本不存在德雷福斯—左拉意義上的新左派，而前年姚中秋發出“精英敗壞是中國失序的根源”，在此，精英敗壞以中國所謂新左派為甚，悉數成為權力的吹鼓手，喪失了知識精英最基本的操守）是一群“掉洋書袋”者。按照如此評價，再看王力雄，似乎也恰如其分。

問題來了。

江平最近說，30年前，我們批判了“兩個凡是”的謬論；30年後，又有“兩個謬論”，裏麵包含了很大的危險：一個是“穩定壓倒一切論”，一個就是“中國情況特殊論”。

這裏的“中國情況特殊論”，是不是可以成立？

換句話說，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不是存在？

我越來越認為，中國模式的確存在，隻不過並非像中國所謂新左派、以及儒家學派所鼓吹的那樣風光無限，而恰恰相反，是一非常慘無人道的貨色。

也就是說，如果像2002年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裏樊綱批評否定家族製企業模式盲目抄襲西方“現代企業製度”是“揠苗助長”的“食洋不化”的話，那麽，采用王力雄這篇文字裏的比如“自組織理論”、“囚徒困境”等等，來描摹中國是不是行之有效立等可取？

拿王力雄矢量民主來說吧。我曾經專門撰文討論，王力雄對遞進民主（袁劍基層民主或許受到王力雄的影響？）以及後來的矢量民主的癡迷，讓民主成為了日益不堪重負。丘吉爾說，民主是個“最不壞的製度”，但是到了中國，卻成為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神靈，或者尼采所說人類為自己憑空捏造出來的上帝。如果按照矢量民主的操作方式，人類除了民主之外，什麽都別幹了，易言之，民主成本之高昂，是不可能付諸實施的。

需要聲明的是，我不是個太監對性生活咬牙切齒那樣反對民主者，恰恰相反，我希望中國能夠民主。隻不過，我以為民主並非解決中國問題了靈丹妙藥。進一步，我也旗幟鮮明，我是個比王力雄袁劍章家墩裴敏新等等更加悲觀主義的分子，認為中國不可救藥。中國以及中國人諱疾忌醫，失去了反躬自省的能力，這才是最可怕的。由是，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現象屢見不鮮，那就是中國以及中國人隻能被望聞問切，卻不能對症下藥，隻要給中國開藥方，就會出現郎鹹平那樣“看對了病開錯了藥”的貽笑大方，不管了郎鹹平的嚴刑峻法，還是王力雄的矢量民主。（去年王力雄在其有關西藏問題的評論之中提及，當他再一次提及遞進民主時，“尼瑪又要笑我推銷……”不錯，我也深有同感。）中國勢必四分五裂，而有了2008年我提出的要進行“後中國研究”的大言不慚。按照王力雄的黃禍說，確實應該像王飛淩《中國的宏大實驗》所說的那樣，全世界都應該為中國的失敗做好準備。

從政治上說，人們評價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是改革開放和六四（江澤民是輪子功，胡錦濤沒有，從這點看，也確實“權威遞減”）。但這是準確的麽？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非常崇拜的蘆笛嚐言，中國之所以幾千年巋然不動（也就是金觀濤們所謂的“超穩定結構”），是皇帝、官僚體係以及百姓三位一體，但現在中國的麻煩是，鄧小平讓皇帝消失在了官僚體係之中，三足鼎立少了一足，立體變成了平麵，難以為繼也就自不待言。

於是乎，鄧小平的政治遺產，恐怕要加上這種“無皇帝製”。可問題還可以繼續從蘆笛那裏延伸下去。鄧小平還幹了什麽？集體領導製（事實上變成了集體不領導，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以及任期製。後二者與無皇帝製的結合，也就成就了人類曆史上最荒誕不經的帝製。

現如今人們越來越津津樂道的是，中國從來沒有擺脫過帝製。辛亥革命絕非共和製的開啟。

並且，毛澤東革命消滅了中國的貴族，也消滅了中國文化的傳承。

於是乎，中國出現了蘆笛所說的“百年倒退”（我則比較了中國幾千年狀況後認為中國出現了“千年倒退”）。

就算是自組織理論、囚徒困境，那麽圖解現如今的中國的可行路徑到底是什麽呢？

以我非常有限的視野，到現在認為，有三大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互聯網的反動性。通常人們以為，互聯網會推進民主。此言不虛。但人們卻往往忽視了任何事物的雙刃劍效應。拿互聯網來說，所謂“懶人的行動主義”，造成了“手指上的民主”，人們在電腦屏幕前宣泄完了民主能量之後，民主也就像互聯網那樣“亞文化”地“碎片化”成為“一地雞毛”。以為互聯網可以推進中國民主，恐怕太草率下結論了。

另外兩點都隻存在於中國。

一個是中國人的國民性，也就是魯迅稱之為劣根性的品相。在此，《反思中國人》多有涉及，於此不贅。《反思中國人》裏提及了王飛淩傳播的那篇全世界任何尚佳的製度在中國人那裏分分鍾土崩瓦解的文字，據此我說中國人就是製度殺手，任何製度在中國人麵前蕩然無存。而其中的形成機理到底是什麽？如果製度對中國人無效，那麽王力雄賴以蓋棺論定的支撐點也就不複存在。蘆笛非常困惑，一個蹲在牆角滿臉掛著鼻涕的老農站起來就能夠殺人，為什麽？不管是自組織理論還是囚徒困境，王飛淩郵件組裏針對方舟子對傅萍揭短事件，北大潘維傳播了“北美崔哥”那篇《世界末日就是中國人來了》，該如何用“掉洋書袋”來圖示中國人在全世界的無惡不作呢？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博愛？普世價值？

另一個，就是中國的八零後。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的八零後是一個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客觀存在，那麽如此問題就是個無法回避的課題。全人類從來沒有過在一個共同體之中出現整整一代人（九零後隻不過是八零後問題的延續）都是獨生子女的狀況。人類對此沒有任何準備。前年，我在與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以及韓國金珍鎬教授交談時指出，判斷中國事務如果沒有八零後視野，基本上可以不屑一顧了。（不知道，也在王飛淩郵件組並且一直可以看到我每天一篇文字的金教授是不是還像那天交談時那樣對八零後現象情有獨鍾？）2009年，我當時供職的北京電視台要做一個八零後的電視節目專題片，走訪了全中國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發現偌大的中國，竟然沒有一個研究八零後的項目，對於這個對中國如此生死攸關的事情，居然無人問津，負責任最終找到了我，發現我這麽個在新聞界裏混的人竟然是對八零後研究最為係統深入的，太讓人尷尬不已了。中國足球隊主教練、西班牙人卡馬喬在接受西班牙媒體采訪時說，現在中國球員不敢貼身逼搶，因為他們都是獨生子。這話太意味深長了吧。1980年代中期，中國就出現過“未來誰保衛中國”的討論，現在到了“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時候了。八零後現象，讓人類現存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曆史、人類學等等領域都麵臨著極大的挑戰，在理論上完全處於空白狀態。而矢量民主或者囚徒困境，放在八零後視野下，會是什麽樣？比如，前年初中東北非的茉莉花風潮，讓海外華人大呼小叫“埃及人民勝利了，下一個該中國了”，我對此冷嘲熱諷了太多——與其比較宏大敘事下的埃及人民和中國人民，不如比較埃及人和中國人。中國的八零後可能麽？進一步，中國已經不存在重現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乃至六四的基礎性條件，畢竟，中國曆次街頭政治運動，必須有兩個群體，一個是學生作文急先鋒，可目前中國八零後們是可能的麽？再一個就是產業工人，這個群體早就被農民工所取代。

也因此，現如今全世界對中國事務越來越甚囂塵上，太多人都以了解分析判斷預測中國事務樂此不疲。可是，三拳兩腳之後，我就看出來對方到底在中國事務方麵是個什麽樣的路數。

我曾經接連對王飛淩《中國的宏大實驗》篇末引語進行添枝加葉。

王飛淩引語的原話是——自19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就有了“在緊要關頭總是選擇去走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道路”的傳統。

我則像繞口令那樣改成了——自19世紀以來，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中國就有了選擇最預測和最災難深重的領導人“在緊要關頭總是選擇去走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道路”的傳統。

王飛淩也是個製度決定論者。

就目前來看，舉目全世界，能夠超越製度而上升到文化層麵看待中國事務者，幾乎蕩然無存。

別看同濟朱大可在進行文化人類學研究，可一看其說辭，如假包換的製度決定論者；餘世存或許算半個文化決定論者，但欲說還休；蘆笛或許算是屈指可數者之一。但蘆笛的說法也非常糾結。一方麵，他認為文化才是中國事務的核心，所有的問題都出在“中國人就是賤”上；可另一方麵，蘆笛也像孫立平去年《轉型陷阱》報告為中國開藥方那樣“擁抱世界主流文明”，還是回到了製度決定論的老路上去了。

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說中國十三億刁民，這很駭人聞聽吧。我則以為國內外中國人的人渣兒化傾向登峰造極。曾幾何時，中國要防止拉美化，但以王力雄黃禍推論，全世界不久就會萬眾一心眾誌成城防止中國化。

前年我與盧躍剛提及後中國研究時，盧躍剛提及，如果前蘇聯解體之前就有了比如後蘇聯研究，或許可以減少很多人道主義災難。

中國可以與蘇聯相提並論麽？如果北美崔哥世界末日就是中國人來了千真萬確的話，全世界該如何應對王飛淩所說中國宏大實驗失敗了呢？

據此，如果納粹對猶太人斬盡殺絕，那麽麵對世界末日，全世界會不會對中國人亡國滅種呢？

最後，向王力雄表示歉意。畢竟，素昧平生，如此冒犯，大逆不道。

畢竟，我沒有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