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下潘曉討論式的中國路越走越窄的問題越來越無人問津

中國模式下潘曉討論式的中國路越走越窄的問題越來越無人問津

  2013年1月12日

何必

要聞

雲南鎮雄山體滑坡已44人死亡 專題……（略。）

這就是現如今的中國吧。

如此圖文並茂是不是觸目驚心？

（何必注，略。）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薄熙來事件後銷聲匿跡了很長時間又卷土重來的中國所謂新左派活躍人物之一香港王小強弄的出版物內容。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2008年，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就很熱衷於讓俺就“中國怎麽了？”的話題繼續掀起一場討論，並且以什麽文字作為導火索。為此俺胡說八道了些許貨色。

中國怎麽了？（討論稿）

先來看一些數據——

國情冷思考——慘烈的數字

段郎

盛世中國之——人

在中國社會體係中，公民分三種身份：農民、工人、幹部。農民歸農業部管理，工人歸勞動局管理，而幹部歸人事局管理，相對於幹部，前兩者稱為群眾。1949-1992年主要以身份判定社會地位，1992之後主要以財富判定社會地位。

統計局2007數據，中國農民7.37億人（包括農民工2.2億），國企2900萬人，大集體所有製工人1000萬人，非國有經濟1.6億人（外企，私企，股份製企業，城市失業人口），以上這些加在一起約9.4億人。

1997年底數據，幹部身份4000萬人（中央將幹部人數凍結在4000萬），公務員570萬，專業技術人員2800萬人。4000萬幹部身份中，1600萬是黨員。中國現有私營企業主約1000萬人。2500萬檔案在人才市場沒能進入人事局的準幹部（考上大學即擁有了幹部身份，但沒能在國家企事業單位就業，檔案掛在人才市場）。這三類人群總數0.75億，占總人口數量的5.8%，屬於小概率事件。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接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4571萬人，占總人口的3.5%，截止到2009年，碩博士研究生總數量500萬左右，占0.4%。專業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工程師、會計師、律師），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比例約為5.1%，醫生總數500萬左右，總人口的0.4%。一般來說，技術人員在中國的待遇或者自身感覺，基本就是高級技工，遠遠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起碼的公平。

2005年底全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055萬人，占總人口數的7.7%，進入老齡化社會，上海老齡化程度約20%。以2000年中國人口普查情況為基準，中國0歲～15歲之間的男性總人口與同年齡段的女性總人口相比，大約多出1883萬人，預計到2020年中國適婚年齡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人。2005年底，中國各類殘疾人(包括精神殘疾)總數為8296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6.34％，涉及家庭戶7050萬戶，占全國家庭戶總戶數的17.80%。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說，2009年中國失業人口總數超過2400萬。

黨員總數7000萬左右，隨CPI略有波動；相對於黨員，非黨員也叫做“群眾”，“群”者，君之羊，稅費和兵丁的出處，大體意思是需要有人領導的一群烏合之眾。海陸空現役軍人230萬左右，武警總數120萬左右，武警內衛部隊總兵力是80萬，警察總人數160萬左右。目前中國共有監獄670多所，在押罪犯150多萬名。（2004年10月25日，中國司法部副部長範方平說），中國年收入不到人民幣683元的絕對貧窮者，2100萬人，年收入不到人民幣958元的低收入者，2億。由於城鄉二元劃分，大、中、小城市的差距，具體工作環境的分割，每個人所看到的基本都是與自己相差不多的，18—34歲的年輕人（如果沒有個好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最艱苦的一段路，也是中國自殺率最高的群體。

陸學藝教授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經濟資源、文化資源占有狀況這三種資源的占有狀況作為劃分社會階層的標準，把當今中國的社會群體劃分為五個等級、十個階層。五大社會經濟等級（根據家庭人均年收人或月收人數據）

（1）社會上層：高層領導幹部，大企業經理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及大私營企業主；

（2）中上層：中層領導幹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

（3）中中層：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中高級技工，農業經營大戶；

（4）中下層：個體服務者，工人，農民；

（5）底層：生活處於貧困狀況並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

十大社會階層（根據資源擁有量的差異）：

（1）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擁有組織資源）約為2.1%（在城市中的比例為1-5%，在城鄉合一的縣行政區域中中占約為0.5%）；

（2）經理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或組織資源），1.5%（有些城市高達9%）；

（3）私營企業主階層（擁有經濟資源），0.6%（私營經濟發達地區高達3%，低的地方0.3%）；

（4）專業技術人員階層（擁有文化資源），5.1%（大城市10-20%，城鄉結合區1.5-3%）；

（5）辦事人員階層（擁有少量的文化資源和組織資源），4.8%（城市10-15%，城鄉結合區2-6%）；

（6）個體工商戶（擁有少量經濟資源），4.2%（實際人數要比登記人數多）；

（7）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擁有少量的三種資源），12%；

（8）產業工人階層（擁有少量的三種資源），22.6%（其中農民工占30%）；

（9）農民階層（擁有少量的三種資源），（1999年44%）

（10）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基本上沒有三種資源），3.1%。

按照上麵資料，本人是一個中等城市的社會中層的有點文化沒什麽錢的有幹部身份無幹部權力的無黨派的中級技術工人，在社會轉型期的風口浪尖上，每天從事著12小時左右高強度、高風險勞動的弱勢群體成員之一，身體健康，家庭完整，苟全性命於盛世，償還貸款須半生。

在世界15大最高建築物中，中國已擁有7座.

中國人最累，掙錢最少，且物價最高。

社科院報告稱2009年中國財政收入占GDP三成，2010年前十月全國財政收入破7萬億增速超GDP近一倍，“十一五”財政收入年增9500億元增速高GDP兩倍。2006年，中國財政收入就已經超過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國的兩倍以上。世界銀行2009年底發布的一份中國經濟報告指出，從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僅增長了1.4倍，農村居民的純收入則隻有城鎮居民的1/7～1/3。

中國國民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

央行數據，2005年，我國存款金額96.18%在5萬元以下。

近10年貪官外逃轉移資產500億美元到海外。

2007年，京滬高鐵投資預算增至2200億元。

2008年，中央推出40000億投資計劃。

2008年，中國免除46個國家400多億債務。

2009年，中國免除32個國家150筆債務。

2009年，中國對非援助累計760億人民幣。

2009年,中國累計對朝援助達8000億元

2009年，累計購買美國國債達到8100億美元,累計購買外債達到到20000億美元!

2009年，中國“三公消費”每年達到9000億人民幣。

2009年，上海更換5000塊路牌花費2億,平均每塊路牌4萬元!

2009年，中國信貸總額近100000億人民幣

2008年，北京奧運會共耗資3000億人民幣。

2010年，上海世博會共耗資4000億人民幣

2010年，滬杭磁懸浮耗資350億。

2010年，中國承諾對朝鮮700億投資計劃。

2010年美國房利美、房地美退市，中國損失數千億美金。

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會科學報》：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5140億元，超過了當年的國防預算4806.86億元人民幣。

......

對照下麵數據

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萬人受災，中央撥款1.6億，並號召捐款。

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萬人受災，贛州緊急撥款60萬人民幣。

2010年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說，全民免費醫療每年需1600億，中國目前不具備這個經濟實力。

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財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國的兩倍。與此同時，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麵則明顯落後，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6.85萬億元，醫療、教育、社保、就業支出占比僅有14.9%。相比之下，美國這一比例達到61%。

用於醫療衛生的財政比例，印度是中國的2~3倍，美國是中國的5倍以上。美國、德國、俄羅斯的福利、社會保障支出均占財政支出的55%~60%左右，而中國僅為15%。另有報道稱：中國的衛生投入僅占世界的2%，中國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數第一。

2005年“富比士”雜誌發布的“全球稅務負擔指數報告”，中國被列為第二位。2007年至2009年，宏觀稅負水平分別達到31.5%、30.9%、32.2%。

中國的30年經濟增長是以低工資、低福利、高物價、高稅負、透支環境、人口紅利（揮霍了應該用來撫養子孫的那部分財富）為代價的。

盛世中國之——禍

二零零五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期間正式對外發布的世界各國(地區）環境品質的“環境可持續指數”(ESI)顯示，在全球一百四十四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列第一百三十三名。世行《世界發展指標2006》的空氣汙染部分。在調查所涉及的總共110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各國城市中，如果按照懸浮微粒來排名，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前20個城市，中國占13個。

中國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圍城困局。另有數據指出，現在中國除縣城之外的668個城市中，有2/3的城市處於垃圾包圍之中，1/4已經無垃圾填埋堆放場地。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

中國有超過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汙染，90%的中城市地下水受到汙染。

食品、藥品與疫苗，隻說一句，依據個人經濟情況，選擇次序是：純進口——純外資——合資——國產高——中——低檔。

空氣、水、食品、藥品汙染的結果就是癌症村的出現，癌症的發病率大幅上升，先天缺陷大幅上升。全國每年約有20萬-30萬肉眼可見的先天殘疾兒出生，加上出生後數月和數年才顯現出來的缺陷，先天殘疾兒童總數高達80萬-120萬，約占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

不久，金剛狼之類的X戰警中的變異人就會出現在中國。

我國汽車保有量不到全世界2%，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則占全球的比例達到20%。多年來中國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過10萬人，居世界第一，這個數字是日本的10倍以上。

我國原煤產量是世界產量的35%，卻占了世界煤礦工人死亡人數的80%。中國煤礦百萬噸死亡率2.041，現在發展中的煤炭大國，比如印度、南非、波蘭，他們在0.5左右，我們是2.04，他們是0.5，也就是他們的4倍。先進國家，像美國、澳大利亞就更低了，大概是0.01--0.05，我們現在是它的40倍--150倍，英國礦工自2002年至今一直保持0死亡率。

全世界每年重大礦難（死亡人數在10人以上）90％都發生在中國，2002年至2009年這8年中，中國礦難死亡人數高達41064人，而美國礦難死亡人數僅277人，中國礦難死亡人數是美國的148倍。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開戰到2010年3月21日駐伊美軍7年中死亡人數為4377人。煤礦塵肺病死亡病例超礦難死亡人數2倍。

中國目前總自殺率是世界平均自殺率的2.3倍，每年有28.7萬人自殺，200萬人自殺未遂，是中國15歲～34歲人群最主要的死因。

2004年命案38000起，2005年命案31000起，2009年全年刑事立案數達到530萬件，治安案件數達到990萬件。立案與發生案件是兩個概念，在公安部命案必破的要求下，許多案件是案子破了才立案，不破不立案，以保證破案率。

中國每年猝死人數“大概是100萬”，男性為主，40歲左右，一個字，累。

保守評估，中國每年的失蹤兒童總數在20萬左右，而能夠被找回來的隻占0.1%。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意外傷害是我國0～14歲兒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意外傷害是我國0～14歲兒童的首位死亡原因，每年有超過20萬的0～14歲的兒童因意外傷害而死亡，64萬名兒童因意外傷害致殘。失、輟學兒童人數世界第一，因為貧窮導致自殺、家破人亡的案件數，世界第一。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淨流出國，因為在這裏能活著就很難了。

……………………

盛世中國的冰冷數字係列【2010-12-25訊】作者：段郎

（何必注，略。）

中國國家統計局不發布的數據

（何必注，略。）

童言：中國令人揪心的“世界第一”

（何必注，略。）

（潘禕注：這其中的一些數據還不是最觸目驚心的。比如，現在中國的官民比例，十多年前官方媒體就報道說是1:26，而西部地區有的地方已經達到了1:9。）

再來看一些中國網絡上流傳的感慨——

句句刺耳，卻無從反駁

（何必注，略。）

我自己看了這樣的數字和議論，心裏非常堵得慌。十多年前，我就經常寫一些評論，散見於報刊的犄角旮旯；2003年我在中央電視台當臨時工，被安排寫評論（卻沒有得到一分錢勞動報酬），從那時起到現在八年多每天一篇從未間斷。像上麵這樣的數據和議論看到得太多太多，如果陳列下來恐怕會洋洋灑灑汗牛充棟。經年累月之中，我麵對著如此讓人驚恐萬狀的材料並沒有出現審醜疲勞，麻木不仁，沒有因為這樣令人悲觀失望的文字及其所指陳現象在身邊的無處不在每況愈下而隨波逐流醉生夢死，卻總是在尋思——

中國怎麽了？

三十多年前，潘曉討論關注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可是，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路難道不是越走越窄嗎？三十多年前我曾經悲悲切切淒淒婉婉感懷自身的生不逢時命途多舛，三十多年過去，我已經過了大半輩子，卻發現拋開中國而關注自己的蠅營狗苟隻能是井底之蛙。

我是個中國人，是個在北京土生土長、並且到現在在北京一貧如洗朝不保夕苟延殘喘的中國人。

當我看到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喜不自勝奔走相告，中國又創造了多少個世界之最時，五味雜陳。

中國可以把航天員送上太空，卻無法鑒別地溝油；中國可以在國際上充任所謂負責任大國，卻眼睜睜看著農民工開胸驗肺無動於衷；中國可以讓全世界的房價飆升，卻用房地產作為神槍手一槍消滅一個中國的中產階級；……

中國怎麽了？

作為中華民族（拋開有人質疑中華民族是不是確實存在並且是不是可以出現在個人履曆表裏“民族”一欄的問題）的一份子，到底該是一種什麽樣的感覺？

網絡上比比皆是，下輩子不當中國人；

一個冷戰時期的說法是，如果柏林牆被拆除，那麽鐵幕之後的蘇聯東歐蜂擁而至的人群會踏破柏林的所有建築物，而現在這個說法變成了，如果中國的國境線開放，有95%的國民會落荒而逃；

秦暉娓娓道來說，曾幾何時，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被傳播得昏天黑地，後來就變成了隻有中國能夠救社會主義，過不了幾天，改革開放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階段，中國進入了言必稱美利堅的階段，又出現了隻有資本主義能夠救中國，可是，華爾街金融危機之後，人們卻大驚失色地以為，隻有中國能夠救資本主義。（潘禕注，秦暉隻說了四個階段，此文中的現象和形容則是我自己加上的。秦暉原文可以參見他對中國模式的評論。）而如此，中國真的具有救治或者被救治的功能嗎？

說中國實施的是社會主義製度，但社會主義的精神呢？公平、集體主義、福利、保障的價值取向統統，現如今哪一個在中國可以看到一星半點兒？如此來說，中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國家。

現如今，中國的左派主張公有製，右派主張私有製，秦暉歸納說，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但是，中國真的有公有製嗎？從曆史上看，中國缺乏公共性傳統，到現在，這種積習變本加厲，我曾經列舉過中國那些帶有“公共”前綴的名詞，比如公共空間、公共財政、公共衛生、公共管理、公共話語、公共建築，等等，發現沒有一個不被私有化的，沒有一個是真正具有公共性的。以至於在當今的中國，唯一剩下的帶有公共性的領地，就是公共場所，而在公地悲劇的大背景下，中國公共場所舉世聞名的臭名遠揚全世界盡人皆知。這也反映出，中國的公共性是何等臭不可聞。如此，中國的國有企業到底是誰的？與咱們納稅人何幹？央企利潤一飛衝天，有人一針見血地說，央企賺錢與我無關，賺的卻是我的錢。這也叫公有製？所以，我經年累月堅定不移地宣稱，中國根本不存在公有製，隻是官有製，是私有製一個極其惡劣的變種，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帝製時代的產物。以此類推，國有化就是官有化。

權力最大化，意味著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說到底，就是全中國無處不在的攬權卸責。

潘曉討論，是由那篇《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的貌似讀者來信（實際上是編輯部根據幾篇稿子合成的）而引發的。潘曉提出的問題，在當時觸發了人們內心深處秘不示人但卻激蕩澎湃的自我情結，引起了幾乎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共鳴。由此，那場討論，被認為是中國思想界和當代史無法回避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那時候的中國，看上去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剛剛走出閉關鎖國狀態，國門快速地打開，相應地，人們的視野和心扉也逐漸開啟，集體主義被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所衝擊，人們開始意識到，個人是不應該也不可能被忽略的，個人的存在是千真萬確的，集體是由個體組成的而不是相反。而由此對個人命運遭遇感受情懷品格等等的關注，也就順理成章地取代了大公無私表象之下掩蓋的對個人的漠視，衍生出潘曉以及由那篇文字引發出來太多的悲悲切切。關注個人存在，關注自我，關注個體，一時間成為時髦和具有對舊時代反叛的大義凜然。可是，當自我成為絕對的命題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旋律之後，卻讓人瞠目結舌地發現，在一個文化性製度性的背景下，自我的淒淒慘慘戚戚顯得實在太過矯情和隔靴搔癢。

拿我個人來說，經曆了後來我總結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校方（當時的北京經濟學院）推薦到了那場討論之中，又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趕出了校門。此後，顛沛流離舉目無親，流浪街頭、乞討、看大門、做搬運工、入獄、刷瓶子、在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等等地方（在這些官方媒體裏我都幹出了獨樹一幟的非凡業績）做臨時工，而且沒有一個地方不被克扣勞動報酬，到現在一直都不具備正常人生活的資格。當然可以說，悲劇的性格成就性格的悲劇，但如果不放在大背景下，太多現象都匪夷所思。在經曆了大半輩子的命途多舛之後，也就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從顧影自憐上放開去，看看四周到底發生和變化了什麽。

中國號稱有五千年的文明，可這文明給我們帶來了什麽呢？真的讓中國人可以放心大膽地自鳴得意嗎？

中國委府選擇性地曆史著，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反正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可是，隻要進行回顧，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在經曆著看可怕的倒退。如果把現在與辛亥革命前後的方方麵麵進行比較，發現中國正在呈現出百年倒退。

共產革命及其之後掌握政權，實行的是槍杆子和筆杆子這“二杆子”模式。但是，改革之後人們逐漸發現，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越來越進入破產狀態，在理論上已經乏善可陳，拆東牆補西牆，搖擺不定彷徨無主，一會兒普世價值，一會兒傳統文化，試圖抓住每一根可能挽救自身合法性的稻草，卻還是必然性地以灰頭土臉告終。所以，二杆子模式已經失效，當筆杆子徹底土崩瓦解之後，剩下的就隻是槍杆子之下在國家政權名義下的所謂合法暴力的愈演愈烈了。

當然，說二杆子理論和模式就此壽終正寢也未必盡然。現如今貪官汙吏東窗事發幾乎沒有不與女色有染的。在計劃生育這個禍國殃民國策的影響下，中國人口性別比例越來越失調，女性越來越稀缺，而在農民工無法得到性滿足的情況下，官員們卻大量保養著日益稀缺的女性，讓性資源也呈現出官富民窮的狀況。由是，二杆子模式被偷梁換柱，筆杆子被男性官員褲襠裏的支柱取而代之，形成了王小東所謂“陰道主義中國”這種舉國上下的風月景象和青樓風尚。而當槍杆子和陽具成為二杆子的全部主體時，中國怎麽了？

我們總是在為了主權和人權到底哪一個更重要而爭論的麵紅耳赤，但是有一點卻是，國民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來交付給政府，目的是為了能夠讓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是相反，並沒有讓渡自己的生命權；不幹涉內政以及尊重主權等等所有冠冕堂皇的說辭，並不意味著主權就是殺人執照。

文革中，遇羅克因為一部《血統論》被殺掉。但是，現如今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孫立平認為（大意，潘禕注），中國出現了“社會斷裂”，社會各個階層之間互相流通交換的通道已經被阻塞，權力世襲狀況已經蔚然成風。（這也才有了太多的官二代、富二代、軍二代等現象的節節攀升，實際上，富豪大規模移民海外以及曾經的中國首富黃光裕的鋃鐺入獄也就詮釋了資本麵對權力時的不堪一擊。）這也就意味著，通過比如高考那樣的機會來改變自身命運實現鯉魚跳龍門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事情越來越隻能是癡人說夢了。

因此，人們說與其仇富不如仇腐，這背後在意味深長著什麽？當國際上張嘴閉嘴就是“中國表示”、“中國認為”等等時，咱們是不是該想到，到底是不是存在一個大一統的中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根本不存在這麽一個實體，中國早就分裂為星羅棋布而且奇形怪狀的一盤散沙。比如，從地域上說，中國分作東部中部西部，彼此你死我活；從經濟方麵看，“二元經濟”把中國分作城市中國和鄉村中國，而剪刀差造成了溫鐵軍比照托爾斯泰句式而來的所謂“幸福的城市都是相同的，不幸的農村卻各有各的不幸”，城鄉兩個中國彼此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三農問題的日益嚴峻有目共睹，也昭示了鄉村中國的徹底破敗；從財富上看，富豪中國和像我這樣窮鬼組成的中國勢不兩立不共戴天；從權力說，2007年中國社科院社會藍皮書已經言之鑿鑿，官民對立已經取代貧富對立成為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矛盾；而人口老齡化的情況下，當然還可以看老人政治下的老年中國，與此形成對應的，就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的中國“八零後”現象，而所有對中國事務的說三道四，如果不放在八零後的視野下，隻能隔靴搔癢言不及義，而八零後的中國則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以至於作為至今還是全世界關注中國八零後現象最多的人，多年前我就有結論說，中國比較完蛋在八零後手裏。

這是怎麽了？潘曉的命題“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到現在越來越顯得蒼白無力，被“中華民族的路怎麽越走越窄”所取代，演變為“中國怎麽了？”成為一個日益成為全世界在百思不得其解的世紀發問。潘曉討論時，我還是個以高中生直接考入大學成為天之驕子令人豔羨不已的人，在他人看來我很有些為賦新詩強說愁的無病呻吟的模樣，放著好端端的大學不享受，卻對弄什麽悲觀失望輕生厭世，甚至還在進入大學沒幾天就服毒自殺，如果不是當天醫院裏幾個科室都是最強的醫生值夜班給予了全方位搶救，我早就在1979年5月31日晚一命嗚呼了。是不是活該？是不是閑極無聊？青年人的蠅營狗苟，經曆了如此生死時速後，到現在不去卻道天涼好個秋，而是舉目環顧，卻發現這種悲觀失望的成因越來越無處不在甚囂塵上。如果說，1979年我的年輕導致了自殺式的行為，那麽現如今的中國則以老氣橫秋的詭計多端而讓自殺式的行徑比比皆是。到了如此年齡，我希望這種“自殺式中國”的判斷是我老眼昏花的偏差，但一個又一個把我和其他人裹得嚴嚴實實的亂象，讓人看到這絕非什麽樂觀主義悲觀主義的自作多情，而是中華民族江河日下的慘不忍睹。

當我們被那些辭藻所蠱惑誘導時，都不由自主被帶入了誤區。比如“中國人民”。誰敢胸有成竹地說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份子？與此相應的，太多諸如此類的似是而非的概念都弄得地動山搖，比如“中華民族”，比如“國際社會”，比如“主流文明”，……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不脛而走並且曠日持久地以訛傳訛，就像咱們太耳熟能詳的什麽“一小撮”、“極個別”、“絕大多數”等等別有用心的詞匯及其所隱藏的狼子野心一樣，誤人子弟造假販私。

更麻煩的是，聯合國五種工作語言之中，中文是熵值最高的，或者說是模糊性最強、最詞不達意的。正是這種模糊性，使得中文在一個詞匯的使用上往往指稱的事務和對象大相徑庭，雞同鴨講，完全風馬牛不相及。（需要說明的是，我隻會中文，初中到大學再加上後來補習前前後後弄了幾十年的英語，26個字母裏我差不多隻認識4個，而且還都是在玩兒撲克牌時結識並且一見鍾情白頭偕老的。）並且，由於百年來中文在語言技術上的裹足不前甚至出現倒退，早就有人很悲觀地提及，與拉丁語係一樣的是，現如今中國文化的表述在根底裏已經被德國化了，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底層思維早就被德國文化顛覆了，但模糊性居高不下致使中文使用者討論同一個概念時說的卻不是一回事。於是乎才出現了中文世界裏的邯鄲學步東施效顰。如此結論看上去危言聳聽，卻因中文世界、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亂象而令人百感交集。

由此，再去看現如今全世界幾乎隻有中國人裏才會出現的奇怪現象，人們爭先恐後給自己起個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名字，黨國領導人以說英語為榮，江澤民要求家人在家裏說英語，溫家寶出任總理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就用computer而不是“電腦”來形容自己的頭腦，李克強更是在港大演講最後“秀”起了英文招致議論紛紛，所有人對法國都德《最後一課》都拋到九霄雲外，中國以及中國人徹底沒有了一星半點兒的文化自覺，萬眾一心毀掉祖祖輩輩的文明。

由此，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所謂中國文化的卷土重來東山再起，隻不過是癡人說夢。沒文化者做文化，中國的前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如今的中國，整個落在一個一觸即發觸燃天崩地裂毀滅性爆炸的火藥桶上，無論是最高領導人還是普羅大眾，全部都在進行“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的動作，不管官方還是民間，都是極其高度的緊張，孫立平把這種緊張稱之為“體製性拘謹”，沒有了任何彈性，緊繃到了極致。如此，任何大事小情都輕而易舉地毀掉世世代代千辛萬苦積累下來的成果，比如，2011年7•23溫州動車組追尾事件讓中國鐵路建設全部毀於一旦；郭美美事件讓中國慈善行業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三聚氰胺事件讓中國乳製品行業一夜之間全軍覆沒；佛山小悅悅事件讓現在的中國人徹底淪為最缺德物類……

從中國在這個星球上的關係上看，越來越煢煢孑立形單影隻四麵樹敵，中國的街坊四鄰，沒有一個是天然盟友，也沒有一個朋友。放眼望去，中國所有的鄰居要不然都是和中國交手打過仗的，要不然就是虎視眈眈想和中國一決高下的，要不然就是想趁著大國之間你死我活之際趁火打劫對中國落井下石的。雖然說，國際關係說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但就此而言，中國在國際關係交往中越來越變得讓自己有求於人，越來越是中國需要其他國家遠遠多於其他國家需要中國，對全世界所有國家無一例外。中國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四麵楚歌舉目無親，中國的路有目共睹地越走越窄。

麻煩的是，中國攬權卸責，在全世界也有著鏡像。

所謂全球性公共產品的“安全、環境、健康、知識、治理”五大要素，現如今沒有一個能夠令人樂觀的跡象。不管是氣候變暖，還是債務危機，抑或多哈回合談判的一敗塗地，都在表明一個事實，那就是所謂的全球治理越來越出現著可恥的倒退。在資源裏，勞動可以附加在產品上在全世界無孔不入，而資本更是早就跨越了國境線在整個地球上所向披靡，但是，對於這些資源所構成權力的製約卻形同虛設。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將其歸納為“資源的全球化和監管的主權化”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崔之元也早就指出了利益私有化風險社會化之間的製度化了的內生性衝突。主權國家的政客們為了一己私利綁架著國家利益，而國家之間那些空白地帶則形成了世界性的公地悲劇，比如極地冰川的快速消融，比如金融證券化所導致的次貸危機的愈演愈烈。這也就形成了中國與全世界在如此區域裏的惡性循環。

王飛淩在其《中國的宏大試驗》裏提及，有中國問題資深學者說，自19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就有了“在緊要關頭總是選擇去走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道路”的傳統，這種現象，就是“百年倒退”最經典的注解吧。這可能或多或少開解了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委府的罪錯，卻把中國人帶入了一個更加天長地久的夢魘之中。

現如今，已經沒有什麽人會對潘曉討論那樣的問題所攪擾。從官方到民間，從廟堂到江湖，從達官貴人到販夫走卒，全民族以錢為綱唯利是圖，潘曉來信或多或少還有著理想主義的嚅囁和做作，到現在則徹底表現為中國人實用理性為底色的敗壞，換句話說，現如今的中國人幾乎清一色是鼠目寸光沒有未來的人，真善美悉數銷聲匿跡，讓位於赤裸裸的利令智昏，“悶聲發大財”成為民族最高的精神原則和文化使命以及無尚追求。可是，潘曉提出的問題非但沒有得到答案，反而由於在娛樂至死的指引下消解神聖褻瀆純潔，那樣的問題被束之高閣而變成了所有中國人對於生命若無其事的蔑視和踐踏。人們不再追問人生意義，而用財富及其背後的政治權力來作為衡量榮辱毀譽的唯一坐標，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比資本主義有著對金錢更加公開而肆無忌憚的貪婪。這讓人生意義的發問越來越顯得南轅北轍。

那麽，如果中國領導人如此，中國人何嚐不是如此？

可以看到，全世界正在掀起新一輪的排華浪潮。

中國人的國際地位並沒有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而得到相應的提升，反而在下降。

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得不麵臨一些讓人很尷尬的境況：

李宗吾所謂中國厚黑現象，到現在愈演愈烈；

柏楊所謂中國人死不認錯，到現在愈演愈烈；

魯迅所謂中國人都是看客，儒家文化就是吃人文化，到現在愈演愈烈；

中國人的死不認錯，從官方到民間，概莫能外；

中國人的死不認錯，演繹出現如今中國人無時不刻的攬權卸責；

這種攬權卸責，不僅僅在官場，而且也存在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之中；

中國的家庭曾經為人們所豔羨，但現在中國的家庭越來越支離破碎土崩瓦解，與攬權卸責密不可分（雖然還有太多的其他因素）；

中國的反腐敗之所以越反越腐，根源在於中國的腐敗已經演變為以權力腐敗為核心和動力的全民腐敗，並且愈演愈烈，而全民腐敗是以中國人家庭腐敗為基本存在形式和表現單位；也有人稱之為官方腐敗和民間墮落的惡性互動；

有人是，這種全民腐敗，會透支掉幾屆完全清正廉潔的政府（雖然說這種政府僅僅在理論上存在），或者說，改變這種全民腐敗狀況，要耗費掉幾代人；

易言之，腐敗並不僅僅依存於權力，而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底；

最近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看到死不認錯攬權卸責的痕跡；

比如，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幾乎形成中國人之間的不共戴天，卻根本看不到反思的存在；

比如，中東亂局，並沒有使中國發生大規模動亂，起原因與每一個中國人的攬權卸責密切相關；

比如，日本地震讓中國人五味雜陳，顯示出國民性的大相徑庭；

比如，三聚氰胺以及瘦肉精，從官方到民間，從企業到農戶，墮落的程度令人毛骨悚然；

2011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談及中國每況愈下的食品安全時說，可見“中國道德滑坡何等嚴重”；

佛山小悅悅事件後，香港媒體用國歌句式說，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

如果說，潘曉討論發出的悲觀厭世的情緒曾經感染了不少人的話，那麽，小悅悅的人生意義何在？三聚氰胺早就幾十萬瘋狂的石頭的孩子們人生意義何在？慶陽校車事故裏死去的孩子人生意義何在？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致死的孩子人生意義何在？那些歹徒進入校園殺害的孩子人生意義何在？……按照羅爾斯正義論的說法，任何變化應該首先考慮到涉及群體利益的變化，那麽為什麽我們所有的天災人禍之中受難的首當其衝是在人世初來乍到並且沒有任何自我保護能力的孩子？如果說，看一個民族的未來就從對待孩子的行動上去判斷，那麽中華民族是不是到了斷子絕孫的時候？如果說，潘曉討論是那些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者對自身存在的意識的盤根錯節的話，那麽現如今在中國的孩子們該如何來義憤填膺？在這個意義上，是不是該說中華民族的路怎麽越走越窄？

而在一個有著曆史上泛道德傳統、現如今無神論為主體因此有著事實上的政教合一由世俗政權把持壟斷道德資源的情況下，道德滑坡意味著什麽，也非常值得思忖；

清華學者秦暉根據袁劍的分析歸納出中國的低人權優勢以及低人權擴張，但低人權隻不過是外在物質層麵上的表現，人們卻很少涉及內在精神層麵上的中國的低道德擴張，而事實上，正是由於中國人的低道德（乃至負道德）狀況，才讓中國人越來越成為全世界的過街老鼠；

清華學者孫立平認為，中國近期不會發生大規模的動蕩，但卻加速“社會潰敗”的進程，而這種潰敗更加可怕，是一種不可救藥的不治之症；

社會潰敗，意味著社會行將就木，其線索，或許可以從共產革命找到蛛絲馬跡，當屠殺和幹掉了整整一代以紳士為代表的貴族後，中國沒有了貴族，現如今，有中國人“先富起來”（拋開第一桶金原罪和貧富差距擴大化不談），但中國人隻富不貴，因此驕奢淫逸紙醉金迷利令智昏胡作非為也就在所難免；

而這種潰敗，正是所有中國人萬眾一心眾誌成城共同摧毀共同體的豐功偉績；

中國人都會認為現如今的險象環生慘不忍睹事不關己，但如果從阿倫特“惡的平庸性”角度看，每一個中國人罪責難逃；

因此，有對中國事務樂觀判斷者說，中國還擁有改革存量，官僚體係內部擁有著改革能量，可是，如果從惡的平庸性、以及德國人反躬自省出“辦公桌旁的殺人犯”的概念、並逐漸演化認為每個德國人都是希特勒的民族自覺的角度看，中國人是不是該感到汗顏？

現在，中國人裏，還有多少人會對那個德國牧師尼莫拉的小詩感興趣並且身體力行？

耐人尋味的是，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下跪換來了德國的站起來，而中國、日本、韓國以及儒家文化圈雖然有著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擲地有聲，卻在精神上一直長跪不起；

我們更是可以看到，全人類任何優秀璀璨所向披靡的製度，在中國人麵前，土崩瓦解，不堪一擊，因此，可以把中國人稱之為“製度殺手”；

而製度殺手散布在全世界，結果很是讓人百感交集；

清華孫立平把中國現在的狀況描述為“底線的淪陷”，那麽，底線如果還可以淪陷的話，最終隻有死亡了；

實際上，亙古不變到現在中國也沒有擺脫帝製，帝製不僅僅是政治體製，更是每一個中國人深入骨髓的情結；

從海恩法則裏可以知道，現如今各式各樣的跡象已經越來越警戒中國人乃至全世界，中國“大廈將傾”；

於此，王飛淩對於“中國的宏大試驗”的結果進行了危險性預測，認為如果中國失敗，全世界都得做好準備；

1980年代中期，中國曾經發生過一場中國是不是還有男子漢的討論，中國男性的女性化傾向非常明顯而突出。那麽，這種狀況到現在如何了呢？上海人的女性化特征盡人皆知，但是，現如今姚明、劉翔、韓寒、周立波、以及朱學勤、蕭功秦、楊奎鬆、沈誌華、餘秋雨等等海派文化成為中國的形象之際，咱們該如何對女性化的甚囂塵上感同身受？

以此類推，曾幾何時，河南人被人們稱之為“窮山惡水出刁民”，可現在呢？河南人沒有那麽顯山露水了，為什麽？全體中國人都河南人化了，也就是出現了所謂“十三億刁民”的恐怖現象；

當全中國的人們都對小沈陽的表演前仰後合時，他那句“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玩笑，也就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名言警句了吧；而他說“道德（善良）就是別人吃不上飯時自己吃肉別吧唧嘴”，折射出中國這個不幸的發源地是何等的不幸，也就讓徐景安那種創設中國幸福研究院的舉動顯得非常揠苗助長，就如同研究一個死刑犯麵對槍口時的幸福感一樣不靠譜；

潘曉那篇文字，編輯在最開始就選用了我寫的字句——“我今年23歲【潘禕注，這個年齡是編輯根據我和黃曉菊當時的實際年齡來的，我不到21歲，黃曉菊24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這種言辭，如果放到現在，該如何感同身受呢？2009年元旦，我寫了一篇13萬字的文字，標題是“2008年我拒絕接受潘曉討論所有采訪的前前後後”，說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人們又在拿潘曉討論說三道四，我的感覺是當年我是誰並不重要，關鍵看我現在還能幹什麽。2009年北京青年報刊登了與我相關的內容（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56092755），其中我就提及，潘曉討論引起了中國社會對於個人權利和自私合理性的關注，可這卻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什麽意思？在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情況下，自私自利已經演繹到了極致，自我的惡性膨脹已經讓中國人成為以鄰為壑活得非常提心吊膽四麵楚歌賊喊捉賊的部落，讓包括我在內的中國人成為不折不扣的人渣兒。比如，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是，眾所周知人雲亦雲的是，一個中國人是條龍，幾個中國人湊在一起是條蟲，說的就是中國人同床異夢心懷鬼胎互相防範，形同一盤散沙根本無法凝聚起來的現象，可是在國外，中國人卻非常喜歡紮堆，臭味相投，無法與當地融合，並且非常容易成為恐怖主義和其他勢力攻擊的目標。在這個層麵上，再去審視潘曉討論及其價值，是不是很令人感慨萬千？

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對於現在的中國，人們都有著先知情結，從廟堂到江湖乃至天南海北每個人都可以對症下藥，這種自以為是同樣是攬權卸責的表現之一；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重複著同樣的錯誤和失敗，那就是誰都無法祛除看對了病可開錯了藥的尷尬，隻要給中國開藥方，就必定漏洞百出貽笑大方，不管是公有製、普世價值，還是基層民主、傳統文化，那麽，中國是不是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而且，中國人裏派別林立，有人呼籲超越派別門戶之見尋求共識，但共識何在？共識基於底線，但底線卻在淪陷，共識何來？左派逢美必反逢俄必軟，為了毛澤東不惜亡國滅種，甚至認為俄羅斯軍艦炮擊中國貨輪是符合國際法的無可厚非的行為（見黎陽的相關文字）；右派言必稱美利堅，叫囂讓中國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個州（見焦國標的相關文字），說中國再怎麽開放也不過分（見劉軍寧的相關文字），那麽，當黨派利益超於共同體利益、門戶之見取代了任何共同點賴以產生和存在的基礎、共同體意識和原則蕩然無存、共同體利益已經被拋擲到九霄雲外之際，底線在哪裏？共識又如何產生？

中國共產黨及其把持的政府確實犯下了太多的錯誤（同樣包括攬權卸責），但是一個事實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無法覆蓋中國所有的錯誤和罪責，也就是說，中國人有太多的惡行與共產黨和中國委府並沒有什麽瓜葛；

一個成熟的定律是，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

在這個意義上，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有了責任認定的含義，或者說，現如今中國的亂象，與每一個中國人密不可分，誰都無法擺脫幹係；

現如今中國人習慣於無論發生任何大事小情，隻要牽扯到責任，就全部推給公權力（在中國就是共產黨及其委府），條件反射般先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得一幹二淨；

於是乎，中國從廟堂到江湖就形成了責任真空；

中國人越來越習慣於把責任推卸給製度和體製，但鮮有捫心自問的；

現如今，對抗公權力甚至呼籲更換執政黨成為私下的時髦，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如今的全世界，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國的執政黨，也就是說，不管成因如何，結果卻是中國的執政黨很可能會與中國共存亡；

我無意為共產黨及其委府進行任何責任開脫，隻是，反思也是厘清責任所必需的；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受屈辱的曆史，造成了中國人至今延綿不絕的報複心理；而攬權卸責傳統則更是讓現如今的中國以及中國人在心智上弱不禁風不堪一擊；

有人說，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現如今的中國人是最壞的，這是不是危言聳聽？

如果說，這種說法成立，可以順理成章的就是，從靜態上說，中國人之中，哪一個群體更壞？比如，是不是越老越壞？中國人裏，女人是不是比男人更壞？從動態上說，近些年，中國人當中哪一個群體敗壞的速度更快？有人說，改革以來，中國知識人（姑且不去說中國是不是有德雷福斯和左拉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而用知識人稱呼之）是墮落速度最快的，這是不是成立？進來，有人旗幟鮮明地提出“精英敗壞是中國社會失序的根源”，煞是耐人尋味不？如果是，這個群體裏的哪一個派別墮落速度更快？有人說是中國所謂的新左派（姑且不從香港丁學良討論中國是不是有新左派的層麵上糾纏不休）是墮落速度最快的，這是不是能夠讓人接受的看法？再進一步，如果說，中國必將毀於八零後手裏，這是不是耐人尋味的結論？

有人說，現如今的中國就是個全人類的惡行勝地、劣跡垃圾場和道德領域的世界飛地，是人類公平正義的局外人，這是不是胡言亂語？

有人說，當下的中國是中外所有劣跡的集散地，產生了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的醬缸文化，這是不是子虛烏有？

中國人在進行著一場競賽，暢行著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奉公守法成本越來越節節攀升不堪重負，而違法缺德成本卻越來越低廉，以至於不違法亂紀就無法苟延殘喘，由是，比誰更壞就成了必然的選擇，袁劍稱之為“競次”，我則稱之為“博惡”；

於此，任何組織化的行動都會遭遇到聶紺弩悲劇告訴我們的告密出賣背叛，以至於人人自危以鄰為壑，這也是中國發生革命或者其他運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的背景因素之一；

如果現如今全世界炒作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崛起等等，都基於如此見識，是不是很荒誕不經而令人啼笑皆非？

中國崛起，必須是中國人的崛起；反之，沒有中國人的崛起，中國崛起隻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的海市蜃樓；

具體來說，中國的競爭力，必須依存和表現於每一個中國人的競爭力上；

但中國人的競爭力實在讓人不敢恭維；而如此競爭力之中，道義成為中國人最短的木板；

著名的電視節目大嘴周孝正曾經有過“八無”：無知、無能、無情、無義、無道、無德、無恥、無賴。我在與周孝正的麵會當中，動員其對仗著八有。但是後來杳無音信。我就自己弄了個現如今中國的八無八有，是不是也算是為八榮八恥附加個八股八卦——“有增長無發展，有開放無改革，有經濟無社會，有增產無增收，有效率無公平，有繁榮無富裕，有肉體無靈魂，有物質無精神”。這種歸納當然隻不過是拋磚引玉投石問路，是不是有後來呢？

中國現在已經整體性變成死不認錯的國度，而儒家文化之下，日本、韓國、台灣等地也有著如此表現；

中華民族已經失去了反躬自省的能力；

一個失去反躬自省能力的民族，岌岌可危，而且非常可怕，怙惡不悛也就是司空見慣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方法；

如果說人類曆史曾經給那些不擅於反省的群體以時間和機會，那麽人類進入後工業化時代以來，大量國家的土崩瓦解甚至永遠成為曆史，說明這種時間和機會已經越來越稀缺和短暫，換句話說，如果中國人不能緊迫地進行共同體以及每一個成員的自我反思與調節，那麽很可能會步曾經耀武揚威風光無限可現如今卻土崩瓦解銷聲匿跡了的南斯拉夫、蘇聯等之後塵；

就目前中國官方到民間各式各樣的所作所為看，距離韋伯“政治成熟”非但沒有接近，卻是在漸行漸遠；

極而言之，現如今有太多中國人在先知情結裏沾沾自喜故弄玄虛，弄出什麽“後發優勢”、“後改革研究”等等，但如果中國人依然執迷不悟，那麽最應該進行的，恐怕就是“後中國研究”了——也就是關注“底線淪陷”所導致的死亡結果的中國四分五裂、中華民族不複存在之後的何去何從了；

潘曉討論時代，對在中國的中國人來說，中國是一個無處不在不需要也無法證實的公理，潘曉討論的幾乎所有內容（除了美籍華人楊燕子那篇文字），都以中國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存在條件為不言自明的前提。可是，隨著中國開放得比很多發達國家還要過分，全球化和地球村時代，對中國的基本立場就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麵臨著的選擇，而中國日益破敗的景象，又讓對中國的愛國主義從一個奢侈品迅速變成了一個非常艱難的選項，愛國淪為小眾物類，而官員不愛國（看看裸體做官現象），富人不愛國（看看第三輪移民潮），知識人不愛國（看看中國的左派逢美必反逢俄必軟、右派言必稱美利堅的基本立場），愛國也隻能成為草根自欺欺人的專利，愛國太神聖讓人遙不可及，漸漸地愛國太難令人望而卻步。在人生路越走越窄被中華民族的路幾乎走到了盡頭的情況下，愛國者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冠以掩耳盜鈴的“愛國賊”的美名。遑論用愛國來欺世盜名從中漁利發國難財者為數眾多。

就我視野所及，中國國內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關注過國民性問題並且做過相應的非功利性的論述，而且這種聲音與轟轟烈烈的中國崛起漸行漸遠，逐漸成為銷聲匿跡的絕唱；

由是，中國可以模仿日本產生“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等看上去發聾振聵氣吞山河的作品和聲音，卻再也沒有產生過顧炎武、梁啟超、錢穆、以及李宗吾、柏楊、魯迅、甚至李敖等等那樣敢於對中國人展開批評的文化學者；

同濟朱大可說，反思應該成為一種偉大的品格，這種聲音，會是怎麽樣的結局？

朱大可又說，中國需要一場新文化運動，但中國還會繼續存在八年麽？

《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黃紀蘇在其後來的文字裏說，中國不高興首先是對自己的不高興，此言不虛，但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對自己什麽品性不高興？

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研究從製度轉向了人性方麵，這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動向；（見http://www.eeo.com.cn/2011/0704/205262.shtml）

中國人在如果魯迅活在毛澤東時代會不會受到鎮壓的偽命題上喋喋不休，可現如今中國卻已經沒有了產生魯迅的文化條件和製度空間；

魯迅說：“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製，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這話實在讓人醍醐灌頂；

（麻煩的是，魯迅自身對於前蘇聯劣跡斑斑的隻字不提，也讓其有了漢奸的名聲，對共產黨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粉飾太平，更是體現出中國人在消解神聖之中沒有最壞隻有更壞的氣壯山河。）

通看中國國內外，中國人幾乎沒有人會對關注中國人的國民性（魯迅稱之為國民劣根性）感興趣的了，甚至，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階段，談論中國人的國民性具有著非政治正確的屬性，與蒸蒸日上的民族主義乃至民粹主義思潮背道而馳，成為中國人避尤不及的洪水猛獸；

但是，不管全球化是不是洶湧澎湃，不管世界到底是不是平的，蝴蝶效應還是起到著作用，由是，中國人自己對國民性采取鴕鳥政策，並不意味著全世界也會對中國人的國民性視而不見，美國蘭德公司的報告，有人說這是假借蘭德公司名義的作品，這並不重要）、一個在中國留學過的日本人寫給中國人的一封信、中國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對中國人的詛咒、以及各種製度在中國人麵前是何等蒼白無力形同虛設等等內容，都給那些還對自我反思留有餘地的中國人兜頭一棒，讓他們知道古今中外人們是如何對中國人評頭論足的，在我們看來，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對這些內容了如指掌，可現在的情況卻恰恰相反；

……

中國，到底是怎麽了？

潘曉討論已經早就是昨日黃花，成為年逾50以上人們回憶往事時的竊竊私語。潘曉討論提出的問題卻沒有因此而豁然開朗板上釘釘。如果說人生意義是人類古往今來一以貫之的主題的話，那麽在現如今的中國，中華民族的路怎麽越走越窄，就成為了與時俱進中國特色裏越來越被地球人鍥而不舍窮追猛打的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悲觀主義色彩好像一直揮之不去。我不知道，是悲觀主義有了我在潘曉討論之中的粉墨登場，還是相反，潘曉討論鑄造或者固化了我的悲觀主義。與眾不同的是，我對把中國人作左派和右派的分門別類法不以為然，而覺得用悲觀和樂觀作為分類法更靠譜。魯迅曾經描述，一家喜得子親朋好友街坊四鄰祝賀，一個人卻說“這個孩子是要死的”結果被趕出門，他的話雖然不好聽而且太不合時宜，但說的卻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和不可避免的結局。而對現在的中國來說，還不是毛澤東所謂“人固有一死”那麽亙古不變，眼睜睜看著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就要大難臨頭了。我是個中國人，如果要愛國的話，我隻能而且不得不愛中國。但中國真的值得我愛麽？老舍《茶館》裏常四爺的話——“我愛國，誰愛我呀”是不是太發聾振聵？尤其是到了今天，太醍醐灌頂？曠日持久地關注中國事務，我的所見所聞沒有一個能夠讓我變得稍微樂觀一些。要知道，悲觀主義者的下場都不會好，這點我心知肚明。我也不是個巴不得中國土崩瓦解中華民族路越走越窄中國人成為全世界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的反人類分子，更不會噩夢於如果種族主義猖獗會把中華民族當中首惡必辦的對象，畢竟，中國不好我也不會好，我和中國唇亡齒寒，中國於我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希望中國好起來，真正的有中國崛起。可是，我所耳聞目睹的一切，都在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那麽，到底是我錯了，還是中國錯了？如果我絮絮叨叨的這些都是無恥讕言，那麽，誰能告訴我，這些都是假的，中國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而不是行將就木？

曆史地看，潘曉討論實際上是中國不可或缺的一個進化章節。中國人的實用理性以及沒有任何約束和禁忌的自私自利，被潘曉討論所觸發，對包括我在內的潘曉來說，是個偶然現象，但對於中國來說，卻是個必然，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潘曉，也會出現其他人提出如此命題。麻煩的是，潘曉討論裏趙林那篇《隻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在向全世界宣示著中國以及中國人的基本立場，那就是自私自利是沒有底線的，自私自利也呈現出“底線的淪陷”，自私自利是可以建立在對他人福利、健康乃至生命的剝奪上的。這種論調，隻不過找到了潘曉討論作為發泄途徑，易言之，即使沒有潘曉討論，這種無底線生存也照樣會粉墨登場招搖過市，對應著中國自私自利的登峰造極。

同樣，可以曆史地看，現如今的中國，比起百年前的中國來，相去甚遠，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概莫能外。於是乎，有人說中國出現了百年倒退。但是如果沿著這種思路繼續下去，會發現百年倒退之說顯然是太過斯文客套了。從強製性拆遷、毒食品無處不在等等太多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情形，去對照中國曆史上曆朝曆代，當然可以得出中國至少是出現著千年倒退的慘絕人寰。

中國怎麽了？

……………………

【引用完畢】

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大量媒體在這個題材上大做文章，弄些個閑極無聊的比如改革開放三十年回顧之類的貨色，於是乎，潘曉討論自然成為各路媒體繞不開的一個話題。那時候，俺還在電視台騙吃騙喝，大量媒體不知道從哪兒得到了俺在電視台辦公室的電話號碼，紛紛給俺打電話，要求就潘曉討論進行采訪。俺本身就是新聞媒體，如果要進行炒作，利用電視台當然是個大好時機。隻不過，俺以為潘曉討論並不是舊話重提的時候，當時的整體氛圍並不適合，而且，俺並不以為俺在潘曉討論之中具有何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不管是在潘曉來信之中，還是討論展開之後，概莫能外。既然有人熱衷於以潘曉的身份說三道四，俺當然也就順水推舟，樂得其擔當整個潘曉，與俺無關。

對於當時的狀況，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認為俺還是應該利用大量媒體爭先恐後找俺采訪的機會，那年，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說他可以充當俺的新聞發言人，並且提出，與其雞零狗碎地麵對不同媒體祥林嫂般重複同樣的說法，不如弄一個類似通稿那樣的東西，發布給所有希望采訪的媒體，並且對現如今狀況予以契合，然後發動類似潘曉討論那樣一場新的討論，由這麽一篇文字作為導火索，引爆媒體的連鎖關注以及人們的注意。

但是，俺心底裏卻對當時是不是能夠展開那樣的討論持以很高的懷疑。畢竟，今非昔比，食洋不化，娛樂至死，價值觀多元化，共識的可能性幾乎不複存在，人們很難對於某一個話題集中注意力，遑論長時間停留與展開。

當然，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如此信心滿滿，俺也就樂見其成，按照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的意思，開始鼓搗那個作為導火索的文字。隻不過，寫來寫去，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都不滿意。

而且，那篇文字越弄越長，到了當年底已經超過了13萬字。當然嘍，這樣的篇幅是不可能成為導火索的。

到了年底，三十年馬上就要成為過去，這篇文字該如何交代？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找了冼岩，與俺一起討論這篇文字發在鳳凰周刊上，標題是什麽呢？潘曉討論提及人生意義，發問人生的路怎麽越走越窄，那麽，現在的問題是什麽呢？躊躇良久，俺以為“中國怎麽了？”應該是個可以接受的話題。這種建議得到了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和冼岩的認同。於是乎，冼岩動手將那篇文字縮編成3000字的稿件，發在了該刊上。

結果呢？泥牛入海，連個泡兒都沒有看到。

果不其然，現如今的中國根本沒有舉行如此討論的條件，急功近利，浮躁短視，物欲橫流，沒有人會關注精神，因為人們都是精神病。

前年，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舊話重提，麵對亂象頻仍的中國，“中國怎麽了”還是個屢試不爽的題材。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希望俺繼續就這個話題寫些什麽。於是乎，就有了前麵那些個文字。

其實，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也好，李延明也好，王煉利也好，常凱兄也好，王飛淩也好（感謝王飛淩應俺的請求將如此文字在其郵件組裏傳播），以及其他人，當時就知道俺還進行著另外一個文字的操作，並且對那個內容耿耿於懷，那就是俺所進行的“反思中國人”項目的構想。在這篇文字裏，俺提出，與其關注中國怎麽了，不如關注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怎麽了，這恐怕更為切實有效而緊迫。實際上，中國的問題表麵上是中國的問題，本質上是中國人的問題。如果還是那些個宏大敘事，高屋建瓴，位卑未敢忘憂國，卻對構成這個國家以及所謂中華民族的成員視而不見，置若罔聞，隻能隔靴搔癢，甚至南轅北轍。

既然穆兄希望俺繼續就中國怎麽了進行說道，並且與潘曉討論聯係起來，俺還是恭敬不如從命。

草稿發給了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沒有什麽動靜。

去年一年，俺閉門造車，沒有什麽社交活動。

去年底，再度與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麵敘，牽扯到這篇草稿，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也認為現在根本不會有人關注中國怎麽了這種討論，中國已經不可救藥地爛下去。

既然如此，這篇草稿也就不再有待字閨中的價值，雖然並不成熟（人世間恐怕沒有什麽人會認為自己的什麽作品是成熟的，不可更改的），但也就如此告一段落。

如果看潘曉討論，俺提出，這場討論打開了中國以及中國人的潘多拉盒子。有關人性以及自我的展現，在當時有著積極的一麵，這已經被炒作得一塌糊塗。但是，從雙刃劍的角度看，對於自我絕對化的強調，在無神論的背景下，在比如如此的背景下則更加耐人尋味——當中國遇到達爾文就有了無情，當中國遇到了馬克思就有了貪婪，當中國遇到了弗洛伊德就有了無恥，而這三個人的影響在其本土卻遠沒有中國這麽生死攸關意味深長，畢竟，歐洲有宗教、封建製、以及公共性傳統，而這些在中國都付之闕如。於是乎，這三個號稱百年多來對人類影響最為深刻的人的理論，在中國卻產生了連作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效果，比如馬克思注定不會想到中國會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產生如此數不勝數的裸體做官以及慘絕人寰的殺人如麻。

就此，潘曉討論該如何評價，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2000年是潘曉討論發起的中國青年雜誌社繼任社長兼總編輯、現如今已經成為國務院新聞辦局座的的彭波，如果放在現如今南方周末事件裏庹震的背景下，很意味深長吧？庹震曾經是經濟日報的名記，彭波則有著中華工商時報以及中國青年雜誌的新聞履曆。以及像北京市委宣傳部的肖培曾經是北京青年報的總編輯，而記者一旦成為官員，心狠手辣比外行人更加慘無人道。

彭波在中國青年時，曾經對潘曉討論二十年紀念煽風點火，弄了本書，名字是《潘曉討論——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如此界定，也算是六四後陳希同在全國人大就平息反革命暴亂報告裏有關潘曉討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論調的顛覆。

但是，在彭波的意義上，潘曉討論真的那麽意義非凡麽？對中國以及中國人來說，潘曉討論福兮禍兮？拋開潘曉討論出現的必然性不說，潘曉討論帶給中國的到底是幸運還是災難？如果從前些天俺就心理學角度的“過度補償”層麵上說，潘曉討論當然是對壓抑的一種反叛和抗議，但是一場浩劫之後出現的必然是放蕩與墮落，潘曉討論就是這種放蕩墮落或者過度補償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如果按照潘曉討論提出的問題，那麽對於中國人來說，人生路越走越窄的問題得到解決了嗎？中國的路是不是也越走越窄？

這種問題，會有人感興趣嗎？

中國人還會反思嗎？

中華民族是不是已經失去了反躬自省的能力？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麽一個失去了自我調節能力的族群，是不是非常可怕？

……

而所有這些問題，還有時間討論嗎？

如果連這個問題都是悲觀失望的，那麽會發生什麽呢？

死翹翹了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