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王飛淩《中國的宏大試驗》篇末引語的添枝加葉（下）

對王飛淩《中國的宏大試驗》篇末引語的添枝加葉（下）

       2012年3月24日

何必

站在安徽大學(微博)磬苑校區博學北樓一間明亮的教室門前……（略。）

這類事情，是不是非常“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

來看看中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中國所謂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崔之元曾經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王飛淩郵件組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這種完全依據統計學而來的結論，是可以令人心悅誠服的麽？在實際生活當中，這種可以歸類到統計學裏得出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的現象比比皆是吧。如果說經驗事實告訴人們確實如此，那麽從邏輯上該如何解釋呢？有沒有什麽實證手段可以佐證？不過，不管怎麽樣，這畢竟是一個不錯的思路。如果這種結論是對的，那麽摩天大樓的數量與金融危機有著正相關的聯係，這點，俺對印度的情況知之甚少，不敢輕舉妄動下結論；可是，對中國還是由於今生今世的耳濡目染而看出來些許端倪。現如今，中國到了什麽樣的地步？回光返照，末日的瘋狂。這點，越來越多的人有著感同身受吧。類似的說辭不勝枚舉，什麽大廈將傾啦，什麽魚死網破啦，什麽玉石俱焚啦，什麽泰坦尼克將要沉沒啦，什麽中國必將四分五裂成為數以百計甚至數以千計（以縣為單位）的分割而治的國家啦，等等。這也是俺早就提出“後中國研究”概念的原因所在。如果根據摩天大樓數量推導出金融危機的洋鬼子知道其結論會被推演出中國四分五裂中華民族不複存在的結果，恐怕也會大驚失色，畢竟，看上去金融危機和國家不複存在之間的關聯度還是個很大的話題，並非所有經曆了金融危機的國家都會分裂，並且所有金融動蕩的地區都麵臨著滅亡的風險。人類曆史上，不管荷蘭的鬱金香風潮，還是1930年代全世界的經濟危機，抑或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都沒有引發國家的四分五裂，因此，如果從摩天大樓到金融危機的推理過程本身就有待討論的話，那麽從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到國家完蛋，就更是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話題了。在俺周圍，認為中國必將完蛋的人鳳毛麟角，俺經年累月對中國看空唱衰，往往被看作是心理陰暗、至少是很偏激的王八蛋。就俺接觸到的人之中，太多人對中國的現狀口誅筆伐全麵否定，但是，要麽就是保持“謹慎的樂觀”，要麽就是還在挖空心思尋找路徑試圖避免最壞的、也就是中國徹底分裂的結果出現。而俺的基本路數與周圍人的區別就是，俺是個不折不扣的悲觀主義者，而周圍人太多都像王飛淩把自己稱之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一樣，對中國乃至世界依然抱有希望和幻想。說來也是，如果這個世界都被悲觀主義者充斥著，也早就完蛋咧。可相反，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悲觀主義，也會很麻煩。畢竟，1980年代羅馬俱樂部的警告，到現在越來越被證明此言不虛吧；而魯比尼那樣的“末日博士”之所以大紅大紫，無非是在全世界都對美國經濟一往情深深幾許之際，卻發出了對美國的看空唱衰之詞，結果呢？不幸言中，也因為他對美國看空唱衰的堅定不移，才有了“末日博士”的雅號。俺以前就曾經討論過，如果魯比尼生長在中國，會遭遇到什麽樣的待遇？恐怕會命途多舛。中國並非沒有悲觀主義者，比如謝國忠就是其中一個著名人物吧。2005年他就發出中國房地產泡沫不出半年就要破碎的結論，可到現在，中國房地產依然表麵上穩如泰山，這讓中國的左派和右派都對謝國忠嬉笑怒罵冷嘲熱諷，說他的判斷令人大跌眼鏡，曾經身為摩根斯坦利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居然會有著如此不靠譜的推測，太讓人啼笑皆非咧。於是乎，外國投行駐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一個個都謹小慎微，出言小心翼翼，被胡舒立的雜誌批評為千篇一律，根本沒有了謝國忠、許小年、胡祖六等前輩們的快人快語和獨樹一幟。2009年袁劍曾經發出“中國房地產崩盤進入倒計時”的駭人聽聞的蓋棺論定，但到現在房地產還是巍然屹立，這又讓人看起來虛驚一場。謝國忠、袁劍們錯誤的症結在哪裏？就是袁劍《奇跡的黃昏》篇末那句被俺稱之為非常不光彩的尾巴裏麵透出來的必須的樂觀主義論調，把中國的未來寄托在什麽虛無縹緲的“基層民主”上；實際上，王力雄也在遞進民主上與袁劍如出一轍（後來王力雄進一步為矢量民主，並且，王力雄《超越者聯盟》的結論現如今被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太理想主義閉門造車和神秘主義化了，當然，相對於其他人來說，王力雄的研究還是非常醍醐灌頂發聾振聵滴）。郎鹹平以前也熱衷於為中國望聞問切治病救人，什麽信托責任啦、嚴刑峻法啦等等陳詞濫調五花八門，當時就被俺嬉笑怒罵得夠嗆吧。2007年俺就對把郎鹹平引入內地的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談起過，中國是嚴刑峻法可以解決問題的麽？現如今中國還不夠嚴刑峻法的麽？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殺人如麻了吧，但情況如何了呢？問題並不在於進一步嚴刑峻法，而在於避免“選擇性執法”，杜絕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這是可能的麽？絕無可能吧，那麽，中國就隻能眼睜睜等待著完蛋啦。郎鹹平的問題出在哪裏？是趙牧所說的“看對了病開錯了藥”麽？現如今給中國望聞問切的主兒太多了吧，左派給出了公有製的出路，右派給出了私有化的藥方，民粹主義給出了底層路線那種導致薄熙來倒黴的秘笈，國家主義給出了權威主義權力集中度增加的偏方，等等，但無一例外，都有著邏輯上自相矛盾和經驗上無法回避的陷阱和障礙，形成了隻要對中國試圖治病救人就會貽笑大方的尷尬局麵。於是乎，問題自然而然地到了一個地方，那就是中國已經不可救藥，除了安樂死之外，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任何人，隻要還對中國抱有希望，就會麵對哭笑不得的選擇困境。由是，現如今的中國走到了悲觀主義風光無限的情勢，中國的走向不可避免地讓越來越多的人或多或少成為悲觀主義者。在摩天大樓摩肩接踵之際，中國也在創造著形形色色的世界第一。

不信？來看看網絡上流傳的如此數據吧——

（何必注，略。）

這些個數據，掛一漏萬，隻不過是冰山一角。中央黨校吳忠民研究表明，中國當局公共服務品種質量全世界倒數第一；2006年新華網北京3月18日電(記者 韓潔 王永康) 作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中國在醫療衛生領域正麵臨尷尬境地：在世界衛生組織進行的成員國醫療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中的倒數第四位；中國交通事故死亡率全世界第一；中國礦難死亡人數全世界第一；……如此數據，俯拾皆是，數不勝數。

咱們也不去勞神費力討論中國是不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樣的政治體製或者國家體製，能夠擁有如此之多的世界第一、世界之最，也算是咱們的無與倫比的榮幸了吧。

這種數據，也會形成一種誤導，是什麽呢？那就是製度決定論者們所津津樂道的，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化，推廣普世價值，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在他們看來，一切的問題都是我黨造成的，隻要把我黨幹掉，中國就月白風清咧。

去年初，俺和胡紫微（最近，黃紀蘇有文提及胡紫微，說她為重慶衛視重新播放商業廣告眉飛色舞，並且指摘胡紫微在電視直播時把她老公婚外戀之事公諸於眾，而黃紀蘇也曾經含沙射影地指責他人把“父親睡過的鋪板、老婆的內褲”都拿出來說三道四，看起來黃紀蘇對公共性的判斷非常別有洞天）喝酒時，就問胡紫微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能夠覆蓋中國所有的罪惡？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是不是就不存在罪錯了？如此問題非常幼稚可笑？問題的答案不言自明？但是，現如今的全世界，有幾個人會如此發問？

咱們大概不能說，小悅悅事件裏旁觀者那十八棵青鬆也是我黨的所作所為吧，咱們不能夠說，奶農往牛奶裏撒尿增加蛋白質後來幹脆添加三聚氰胺也是我黨耳提麵命的吧，咱們不能夠說，北京大興區對自己家人滿門抄斬的罪行也是我黨的豐功偉績吧……不錯，我黨惡貫滿盈理當千刀萬剮，但是，中國的罪惡絕不是我黨就能夠一手遮天照單全收的。

開篇的報道，看了讓人什麽樣的感受？咱們當然可以繼續製度決定論的陳詞濫調，說什麽教育資源高度壟斷以及國進民退是罪魁禍首，等等。但如此說道，無非是攬權卸責避實就虛避重就輕的偷奸耍滑之舉，於事無補。

以前俺在電視台做節目時，曾經沒完沒了地針對北京的黑診所進行過調查披露，那之中的謀財害命的舉措令人毛骨悚然目瞪口呆。中國的民營經濟，都是些個什麽樣的貨色啊。這之中，咱們當然可以說，像什麽非公三十六條一直成為胡錦濤溫家寶拿嘴人口是心非的貨色，以及中國當局一門心思搜刮民脂民膏，拒絕承擔政府應該的市場監管責任等等。但是，像開篇私立部門借安徽大學名義進行詐騙、俺們節目裏報道的黑診所裏坑害消費者、北京郊區農民用劣五質的涼水河的水灌溉蔬菜賣給城裏人自己卻單辟地塊種植用井水澆灌供自己家吃蔬菜等等行徑，無論如何也不能完全歸咎於我黨吧。如果咱們能夠把我黨的罪惡與這類現象進行區隔，厘清責任，那麽會發現什麽呢？那就是俺經年累月不厭其煩喋喋不休的胡說八道——現如今的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是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最壞的，包括俺在內，悉數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人渣兒。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說“十三億刁民”，俺則把中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夯不啷全部打包（俺之所以沒完沒了地稍帶上海外華人，因為俺有著太多的切膚之痛咧），海外七千萬華人比中國國內的人好不到哪兒去，或許更壞。

美國胡平最近撰文，質疑中國的“全民腐敗”之說，其行文還是那套路數，並且東拉西扯地拒絕把問題歸結為國民性，這點，但凡製度決定論者們無一例外，比如國內的姚中秋最近也拒絕承認現如今中國的亂象是國民性問題；胡平的反對者之一的美國三妹（劉曉東）也拒絕承認除了製度問題之外更有著文化問題。實際上，舉凡俺非常有限的視野裏能夠看到的，能夠在文化和國民性視野裏判斷中國事務的，屈指可數。也因此，去年MIT黃亞生立場的改變，讓俺感覺非常酣暢淋漓，相形之下，耶魯陳誌武們就還是繼續停留在製度決定論上蠅營狗苟涅。

2007年，上海王煉利大姐發來郵件，建議俺加強理論研究，不那麽急於說三道四；緊接著俺稱之為全球華人黑社會老大的朋友從上海回來後，也勸俺可以暫時封筆，去好好研讀些許理論著作，以厚積薄發。俺感覺幹的並非什麽理論性工作，隻不過是在為劇烈轉型甚至行將就木的中國立此存照，也就沒有恭聽建議。俺的感覺是，每天一篇的文字迫使俺必須有所思忖，像本周俺就強製性拆遷的絮絮叨叨，從內容上或許了無新意，卻讓自己都非常瞠目結舌地順理成章推導出中國的“千年倒退”的結論。如果不是每天一篇的驅動力，這當然是無法設想滴。實際上，每天一篇相沿成習，讓俺的思考也花樣翻新，得出了很多如果不是每天一篇根本不可能粉墨登場的亂七八糟。

上周，俺針對王飛淩在其《中國的宏大試驗》裏提及——有中國問題資深學者說，自19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就有了“在緊要關頭總是選擇去走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道路”的傳統——裏的話的添油加醋，那就是在領導人前麵也加上了“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字樣，而俺當然不會感覺這就是大功告成，依然意猶未盡，進一步，也就在如此引言之中不勝其煩地再一次加上了如此字樣，於是乎就變成了：

自19世紀以來，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中國所選擇的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的領導人就有了在緊要關頭總是選擇去走最愚蠢和最災難深重道路的傳統。

這種話，聽起來是不是很有些繞口令那樣非常的詰屈謷牙？

實際上，如果放在千年倒退的背景下，如此結論是不是更加耐人尋味？

俺不知道，如此推演下去，還會有著什麽樣的別開生麵呢。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