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製性拆遷家破人亡愈演愈烈折射中國千年倒退

強製性拆遷家破人亡愈演愈烈折射中國千年倒退

               2012年3月22日

何必

3月18日，一則“哈爾濱6戶居民夢中遭強拆40年居所被鏟倒”的消息在網絡上引起熱議……

這是怎麽了？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中國所謂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崔之元曾經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老周發來的參考材料。

（何必注，略。）

著名的北京胡同保護者、藍眼睛的華新民大姐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俺給華新民的回複：華大姐，無言以對，真是回光返照了。

嗬嗬。

衝擊鑽噪音下的寫作。

全人類都知道，“中國”的英文發音是什麽吧——“拆哪”！

開篇，就是這兩天官方媒體報道的全國各地的強製性拆遷事件。俺根本不用去進行什麽搜索匯集，就可以看到，這拆遷已經到了什麽樣的程度了吧。

曾幾何時，“拆遷”這個詞意味著一種福利，是被人們豔羨不已的待遇。在北京，如果誰家趕上了拆遷，那就意味著生活水平一步登天，可以享受從比如大雜院搬進新樓房而且還有金錢補償的令人垂涎欲滴夢寐以求的美事兒，趕上拆遷的家庭，搞對象都牛哄哄的。

但是後來，拆遷就變味兒了，逐漸變得不那麽讓人羨慕了，比較中性了，是不是拆遷，無毬所謂咧。

再到後來，拆遷就變成了一種倒黴的事兒，誰趕上了誰就不死也得被扒層皮。

到現在，拆遷已經成為屠宰場了。從開篇長春拆遷把拆遷戶活埋致死的案件裏，“屠宰場”之說並不是空穴來風吧。

也因此，俺對孫立平有關改革進程的折返點的基本判斷產生了非常大的懷疑。孫立平嚐言，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的住房製度改革還是好壞參半的話那麽此後所有的改革都是對弱勢群體利益的剝奪，這句話現如今也成為判斷改革是非功過的一個標尺了吧。其中的“1990年代中期”和“住房製度改革”作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分水嶺，是不是很有問題？也就是俺這麽經年累月地胡說八道，逼迫著俺對太多事務進行漸進式的分析推理，應該是在前年吧？俺終於得出結論說，毛澤東之後整個改革進程裏，如果找出黨國領導人裏最壞的，那非朱鎔基莫屬。朱鎔基之前的李鵬趙紫陽、之時的江澤民、之後的胡錦濤溫家寶之流雖然壞，但能力有限，而且自私自利，不敢大刀闊斧，但朱鎔基卻不然，國有企業改製、股市全流通國有股減持、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財政分灶吃飯造成所謂財權上收事權下放這種狼心狗肺的局麵、加入WTO、等等，沒有一個是人的。其中，又以住房製度改革為甚，現如今中國房地產的亂象，全部來源於朱鎔基的住房製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之後，住房商品化程度越來越高，逐漸把全部城市居民都囊括其中，無一例外。（當然嘍，如果具體到保障新住房那是個另外的更大的話題。朱鎔基時代1998年建設部23號令之中對保障新住房資格的認定，到了2003年胡錦濤溫家寶時代的建設部18號令裏對資格的修改，耐人尋味，後來，俺曾經建議崔之元在討論住房製度時應該去注意一下建設部這兩個文件之間的區別及其演進過程裏非常值得揣摩的點點滴滴。從2003年建設部如此文件判斷起，俺就逐漸認定胡錦濤溫家寶比朱鎔基更加下流，隻不過沒有朱鎔基那般胸有成竹。）伴隨著國稅地稅分家這種財政分灶吃飯格局的固化，地方財政來源捉襟見肘，全國各地委府發現，土地是個聚斂財富增加財政收入的不竭源泉，並且，在負利率的大背景下，銀行信貸極大地刺激了房地產的發展，形成了“土地財政”的基本格局。地方財政收入依靠出賣土地，這簡直就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魔鬼一旦被放出來，就再也別想收回去啦。

2003年俺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趙燕菁就對於這種土地財政現象憂心忡忡，談及中國房地產發展狀況難以為繼，房價高企絕非什麽好現象，姑且不談居民承受能力，隻是看，在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競爭之中，房價高企意味著整個城市乃至國家的質次價高，競爭力下降，如果把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都當成一個競爭單位的話，那麽城市或者國家也是被用來消費的，也應該服從經濟學裏眾望所歸的“物美價廉”，而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具有比發達國家還要高的房價，隻能說是一種極度的扭曲，極大地損害了城市以及國家的競爭力。趙燕菁還提及，販賣土地的這種類似於“稅收”的製度，會無法長久的，當時，深圳除了無法開發的山地之外，已經無地可賣了。

無地可賣，怎麽辦呢？在地方委府承擔著越來越不堪重負的千頭萬緒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情況下，發現了一個曲徑通幽的捷徑，那就是把現有的住房拆掉，把這片土地再賣一次。這可謂一石多鳥，既增加了財政收入，有形成了房地產市場的所謂“剛性需求”，還為當地經濟增長提供著沒完沒了的貢獻率，並且對什麽“經營城市”的麵子工程形象工程有著正麵影響，並且按照王東成的說法就是隻要有工程就有腐敗，開辟了巨大的設尋租空間，何樂不為？所以，拆遷就應運而生。上海王煉利大姐提及如此現象，很毛骨悚然地評論說“這招夠狠”。

從前麵全國各地形形色色的拆遷現象，咱們也就知道拆遷已經比比皆是無處不在了吧。

昨天俺的文字的核心議題就是中國是沒有皇帝的帝製。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強製性拆遷，會是如何的視角和結論呢？

歐洲帝製時代，也就是托馬斯•阿奎那時期所謂“黑暗的中世紀”，落後中國太多了吧。教會的一統天下，讓世俗躲進了犄角旮旯，越來越被邊緣化，最終在意大利文藝複興之中教會火刑涅槃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即或在那樣的帝製時代，咱們可以看到的是什麽？“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國王是那時候帝製時代最標誌性的政治符合之一了吧（拋開現如今歐洲太多像什麽英國、比利時、北歐、南歐等諸國象征性的君主製不談），可那時候，國王也必須有所忌憚，是什麽？宗教。如此，世俗政權體係裏的皇帝也不得不中規中矩，而那個無視“國王不能進”的皇帝很蔑視地拆除了那間破房子，結果怎麽樣？眾所周知吧，非但賠償，而且此後成為一個補償的無底洞。那個被國王進去了的房主呢？毫發未傷，若無其事，最終大獲全勝。

可在21世紀的中國，這是可能的麽？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王毅專門研究中國古代商業史，得出的結論說中國沒有市場經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官僚體係對於市場的浸淫比比皆是。

如果放在宗教史的視野下，中原地區世俗政權把宗教打得歸隱山林儒釋道概莫能外之後，世俗政權獲得了極大的權力邊界擴張，皇權大大地蓋過了宗教權力，小農經濟對重商主義的壓製就千百年如一日，權力對權利的冷漠和踐踏源遠流長。所以，那種認為中國早就存在市場經濟的判斷，很令人狐疑吧。

但是，即或在中國那個時期的帝製時代，臣民對皇權的依附，也隻不過是在財產層麵，並非奴隸製下的完全的人身依附。

可是，共產革命以來，人身依附就成為一種“百年倒退”的豐功偉績。

這點，從強製性拆遷現象裏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

現如今誰還會對強製性拆遷說三道四呢？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民間輿論，對愈演愈烈的強製性拆遷也逐漸啞口無言了吧，也就是俺所謂“審醜疲勞”效應——當所有評頭論足的喋喋不休麵對著層出不窮花樣翻新的拆遷的殺人越貨謀財害命時，也被徹底正不壓邪就地正法咧，就像輿論麵對沒完沒了的礦難一樣。

我黨人模狗樣裝腔作勢地要立法禁止強製性拆遷，但這是可能的麽？從前麵崔之元轉發的地方官員致北大教授就有關拆遷的信函裏，就知道地方貪官汙吏在拆遷問題上是何等振振有詞了吧。順便提及，崔之元所熱捧的黃奇帆在上海所進行的土地財政試驗被崔之元拿來奉為圭臬，俺當時就對崔之元如此為黃奇帆樹碑立傳冷嘲熱諷，而上海王煉利大姐很是讚同俺對黃奇帆在上海所作所為的基本評價，並且發來了她就黃奇帆土地財政舉措的分析文章，俺也如獲至寶立刻加以傳播來著吧。

強製性拆遷告訴咱們什麽？中國有什麽市場經濟麽？

市場經濟的要件是什麽？平等的市場主體，受到法律保護的進入和退出機製，討價還價的議價機製，以及什麽誠實自願等等民法通則裏的要素了吧。但是，強製性拆遷意味著什麽？強製性交易，並且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空間，強行剝奪財產，並且不惜把當事人燒死（2005年的上海）和活埋（開篇的長春）。這叫市場行為麽？這叫市場經濟？如果市場主體的地位如此不堪一擊甚至生不如死，這叫社會主義？如果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的與時俱進中國特色的當代版本變成了住在陋室裏深更半夜被拉出來房子眼睜睜被拆除，咱們是不是可以說，現如今還比不得杜甫時代？或者說中國發生著千年倒退？郎鹹平說現在的中國是五千年來最吃人最糟糕的，此言不虛吧。

憲法規定保護公民合法私有財產，曾經被歡天喜地認為是財產入憲的驚天動地之舉吧。（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憲法這種權利法案裏，唯獨中國在其中規定了公民的義務，滑天下之大稽不？）可強製性拆遷告訴咱們什麽？是不是扯蛋？連最後的住所都如此不堪一擊，還用說別的麽？麵對拆遷，那個狗的《物權法》裏是怎麽界定的？“公共利益需要”；可什麽是“公共利益”呢？語焉不詳。於是乎，這給了房地產開發商及其後來——最大的開發商的委府以無限的釋法權和自由裁量權，公共利益是個筐，什麽玩意兒都可以往裏裝。或者說，立法腐敗以及司法和行政的慘無人道合力造就了現如今強製性拆遷的血雨腥風，如假包換不？

去年，最高法發出通知，強製性拆遷過程中如果遇到自焚，可以中止拆遷。普天之下，咱們見過如此司法解釋麽？當財產所有者以死相拚時，隻不過就是“可以”而不是“必須”，隻不過就是“中止”而不是“停止”。最高法尚且如此，我黨草菅人命也是史無前例了吧。那就是說，我黨是千年倒退的罪魁禍首，中國五千年的吃人和糟糕，我黨功不可沒吧？

麻煩的是，土地財政之風早就從城市蔓延到了農村。烏坎事件就是個太令人唏噓不已的例證了吧。地方委府把目光從城市部分地轉移到了農村，於是乎，各式各樣的征地拆遷也就活靈活現不可一世。並且，現如今城市裏的拆遷由於人口密集信息發達被廣而告之，農村則由於信息閉塞，有著太多鮮為人知的悲劇醜聞被永遠地銷聲匿跡。

問題更在於，麵對著如此無惡不作，中國民間做出了什麽樣的反應呢？若無其事，默不作聲，甚至像去年底農民工威脅跳樓討薪而“看客”們大呼小叫“快跳啊，我脖子受不了啦！”那樣幸災樂禍吧。這都是一幫子什麽樣的娘養的人渣兒啊？要不然，去年初突尼斯發生了那個大學生因為不堪忍受突尼斯“城管”的騷擾自焚引爆茉莉花風潮而國內外民主鬥士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什麽下一個該中國了，俺對此結論嗤之以鼻呢吧——去看看中國拆遷裏自焚的有多少吧，可有什麽茉莉花或者玫瑰花狗尾巴花麻花風潮或者街頭抗議示威活動麽？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實用理性，讓中國人的自私自利成為亙古不變的座右銘了吧。

所以嘛，強製性拆遷折射出中國的千年倒退，官方和民間萬眾一心眾誌成城共同把中國、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是不是立等可取？

他媽的，是不是也隻能夠立此存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