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風光無限的溫州模式於今慘不忍睹的責任區分

曾經風光無限的溫州模式於今慘不忍睹的責任區分

            2011年10月17日

何必

溫州，是我國民營經濟和民營資本最響亮的代名詞……（略。）

這些日子，有關溫州高利貸的消息比比皆是吧。

溫州到底怎麽了？

2002年，俺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溫鐵軍是主力嘉賓。就中小企業貸款問題、以及三農問題都做過節目。其中俺還沒有傳播過、與現如今溫州現象有關的文字稿如下。

中小企業找誰貸款？

中央電視台商務電視“經濟視點”

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

〖經濟學家就事倫理，解讀新聞和數字背後的含義。這次是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的首席經濟學家、《中國改革》《改革內參》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溫鐵軍先生。

（何必注，略。）

以城鎮化戰略實現我國城市化

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溫鐵軍

（何必注，略。）

針對現在溫州高利貸恐慌，內容還是五花八門滴。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看到了吧。

要不然俺說，現如今的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都是人渣兒呢。

溫州現在變成了這幅屍橫遍野的模樣，溫州方麵竟然要借此機會申請中國金融試驗區。

這就像，美國911之後美國要將這個日子申報為英雄紀念日、今年311日本福島核電站爆炸日本要把這當做人定勝天楷模、本月5日中國貨輪在湄公河遭到襲擊13名船員遇難而中國當局要將此作為國際主義紀念碑……一樣，太他娘的讓人啼笑皆非了吧。

現在，溫州已經有多少人死於去年興起今年愈演愈烈的高利貸風波了？數以百計吧。就這，溫州方麵還要以此來作為申請金融試驗區，也算是發國難財、死人財的榜樣了不？

什麽叫壞事變好事？這就是典型吧。

現如今，在咱中國，無論發生什麽樣的天災人禍，都成了我黨樹碑立傳的大好時機。礦難發生了，地方委府立刻采取應急預案，委府一把手迅速趕赴現場指揮救援，各個部門快速采取行動，組織了多部門協調配合的救援力量，全力救援……這套磕兒讓咱們太耳熟能詳了吧，好像那不是礦難，倒是個貪官汙吏推杯換盞彈冠相慶的聚會似的；汶川地震，溫家寶在現場摔電話機，蔚為壯觀吧；7•23高鐵事故，溫家寶晚去了幾天，到了現場的一番話讓人浮想聯翩吧，影帝就是這麽玩兒的——這些個哪兒是什麽災難啊，全部都變成了我黨歡天喜地表演的絕佳機會，貪官汙吏們巴不得有這樣突如其來大規模死亡事件的發生好讓自己得到手舞足蹈的機會呢。不是嗎？如果1989年拉薩沒有發生藏民騷亂事件，胡錦濤也就不可能頭戴鋼盔威風凜凜青麵獠牙指揮當地武警鎮壓騷亂，也就不可能被鄧小平看到，那麽胡錦濤也就不可能被隔代指定為接班人。如此，對胡錦濤來說，太天上掉餡餅了吧，什麽叫壞事變好事？丫挺的體會得淋漓盡致不？連現如今中國最高領導人一覽眾山小都是源於始料未及的災難，官員們當然會以儆效尤亦步亦趨咧。

所以嘛，中國的破敗，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吧。

溫州，那是什麽地方啊。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開啟的第二次改革以來，溫州就一直是個標本，是被各界當做風向標和模板的材料。

溫鐵軍在節目裏，對於中小企業找誰貸款的問題談得不少吧。

實際上，俺也曾經傳播過，樊綱也在俺那個節目裏談及了同樣的話題。

（有趣的是，樊綱被認為是中國自由派裏的重量級人物，而溫鐵軍則被分門別類在中國所謂新左派陣營之中——當然啦，俺一向不認為溫鐵軍是新左派，並且不應該按照左右派來區分。溫鐵軍最近對華西村的分析指出，那是靠“自我剝削”才有了今天的，而華西村是不可複製的，也就是說，華西村並不是個什麽模式。這種看法，與新左派大相徑庭不？俺與溫鐵軍的接觸之中，認為他是個悲觀主義者，也由是，與其進行什麽自由派的分庭抗禮，不如按照樂觀和悲觀來結黨營私。但無論如何，溫鐵軍和樊綱在民間金融方麵殊途同歸，如此左右派不約而同的景象好玩兒吧。）

溫鐵軍說到，大銀行不會對中小企業貸款感興趣，因為大銀行審貸成本高、組織成本高，就算是對一筆數額非常小的貸款審查，大銀行也得按照程序走一遍，這與大銀行為大企業做一次貸款的程序一模一樣，太得不償失了，服務於中小企業不經濟，因此，讓大銀行去開辟中小企業信貸服務，那從對中小企業信貸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而對於大銀行來說則是自取滅亡。（由此，咱們也可以看到，尤其是今年，我黨強製性要求中農工建等銀行開設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領域，那才是胡作非為呢吧。）

而樊綱則談到，大銀行就是為了大企業服務的，中小企業必須有與之規模相對應的中小金融機構為之服務。尤為重要的是，在民間金融領域，基本上都是依靠鄉村裏的人際關係來支撐，並藉此維持著信用狀況。（盧躍剛曾經在此做過專門的實證分析，並且認為，中國的信用根基在農村而不在城市。）鄰裏之間發生了借貸，如果有人違約，那麽以後就別在這裏混下去了，遑論想得到借貸。樊綱不是搞社會學的，因此恐怕還沒有“熟人社會”這個概念（當然更可能沒有“陌生人倫理”的概念了），而且，自由派在倡導市場化現代化的時候，往往對於熟人社會嗤之以鼻。（不過，樊綱在俺的節目裏其他專題倒是對自由派食洋不化提出了批評，比如盲目引進所謂現代企業製度並否定家族企業，這本身就忽略了家族之中溝通成本低而因此競爭力高的因素。）認為城市化就應該逐漸依靠法治不惜以鄰為壑。而樊綱沒有涉及到的是，告別熟人社會後，民間金融該何去何從。（尤努斯的小額貸款，也是發生在熟人社會，壞賬率低隻不過是傳統的一種影響，甚至僅僅是殘餘，實際上，小額貸款後來壞賬率提高，並讓尤努斯飽受詬病，這都給如此領域提出了新的問題。）因此，現代化與民間金融是不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像什麽秦曉之類的自由派們口口聲聲所謂現代性是不是扼殺民間金融的劊子手？陌生人倫理的文化基礎到底是什麽？如果告別了熟人社會，是不是隻能靠宗教和法律來維係？如此等等，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吧。

溫鐵軍在討論三農問題時，也多次把溫州作為範例。

溫州是什麽樣的地方呢？毛澤東時代，那是三線地區，是嚴防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最前沿，並且時不常就受到台灣方麵飛機、特務什麽的騷擾，因此，所有重要的設施都不會建設在那裏。（當時中國與前蘇聯修好，重工業基地都設立在了東三省，與赫魯曉夫鬧翻，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悉數暴露在前蘇聯槍口之下，不得不趕緊向中國西部轉移，這也算是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了吧。其實，這種得過且過的現象到現在還比比皆是。比如，楊帆指出，中國滬深股票交易所都把資本市場設立在最容易受到攻擊的沿海地區。嘿嘿，我黨的腦袋被驢踢了唄。）福建和浙江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田園經濟。溫鐵軍介紹說，在那個時期，溫州隻有兩個國營企業，一個是郵電局，一個是煙酒公司。其他沒有國營機構。這意味著什麽？全都是民間的。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改革之後，溫州如此缺少國營經濟成分，卻因禍得福。民營經濟異軍突起，民間金融非常發達。以至於那個時期，人們總是拿溫州模式與其他地方的模式進行比較。結果呢？華西村模式，中國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提供如此的資源讓吳仁寶們揮金如土斷子絕孫，難以為繼；蘇州模式，被人們稱之為追求骨架而沒有肉的模式，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的模式，是賣國求榮的模式，（曹建海曾經進行過跟蹤，發現蘇州委府曆任一把手都崇洋媚外禍國殃民，卻步步高升，比如現如今的深圳市長，比如現如今的商務部長，等等。）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區，比深圳富士康好不到哪兒去，隻不過蘇州就算有員工跳樓也不會有南方報業集團近水樓台分分鍾趕到深圳現場來報道此事。

溫州成為中國的一個標誌，勤勞勇敢，任勞任怨，（當然嘍，從中國人國民性的角度看，這種秉性也讓全世界恨之入骨，中國人可以夜以繼日沒有休息日地幹，全世界誰可以與之競爭？這也是形成全世界新一輪排華浪潮的一個因素。）反應機敏，動作迅速。溫州人曾經占領了歐洲小商品市場的大部分市場份額，玩具、鞋帽、箱包、首飾、……一應俱全無所不包。全世界無論什麽地方發布最新流行款式或者潮流，話音未落溫州人就能夠把依照如此款式設計製造進入量產的商品公諸於眾並且捷足先登。如此，無論是好吃懶做的歐洲人，還是茹毛飲血風化未開自由散漫的非洲人，抑或怒發衝冠顢頇刻板的伊斯蘭世界，都不是溫州人的對手，讓溫州人兵不血刃分分鍾幹掉，高下立判。全世界，溫州人已經自成體係，並且滾雪球似的不斷擴充，對此，全世界目瞪口呆。

溫州人富，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溫州及其附近地區，富豪之多令人咋舌。（當然，富不過三代的宿命還是揮之不去。揮金如土惡貫滿盈，以及到現在自殺如麻。）

2003年，俺就曾經就浙江省派委府要員去溫州執掌大權之事說過，溫州完蛋啦，我黨的魔掌觸碰到哪裏，哪裏注定就家破人亡。怎麽樣？現如今又讓俺不幸言中了吧。

呼籲讓民間金融合法化，作為官方金融的補充甚至競爭對手以提高國有銀行的服務水平和競爭力，如此聲音，早就是嚷嚷得滿世界都是了吧。

但實際情況如何呢？

不說別的，從官方媒體看，央視《經濟半小時》幾年前，還在欄目呼號的片頭宣傳片裏口口聲聲“打擊地下錢莊……”作為一個矢誌不渝的目標呢（俺對此嬉笑怒罵過多少次了吧），媒體尚且如此，遑論我黨的衙門乎？

胡溫當政後，花拳繡腿沒完沒了，非公三十六條曾經讓人們耳目一新奔走相告吧。結果怎麽樣？國進民退有目共睹。民營經濟的江河日下成為人們經久不衰憂心忡忡的話題。

此次，溫州高利貸悲劇愈演愈烈，溫家寶是怎麽說的？必須符合法律。這意味著散漫？民間借貸不是合法的，不受法律保護。

嘿嘿。

你媽的，溫家寶也算是頂天立地的影帝了吧。這孫子禍國殃民，從這點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吧。

說溫家寶是改革的倡導者，說丫挺的是中國人們的大英雄（胡星鬥），是為溫家寶鼓一個掌（吳國光），等等，俺真不知道這些人都長著眼睛看什麽呢。

胡溫們為了刺激經濟，大量印發鈔票，製造了通貨膨脹。我黨當然心知肚明，通貨膨脹是我黨最大的敵人。國民黨就倒在了通脹之下，1988年通脹直接導致了六四的發生。所以，我黨寧肯讓經濟失速，也不能坐視通脹愈演愈烈。

因此，所謂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絞索越拉越緊，銀行信貸的圈套逐步收縮。

而俺也一直說，中國無論發生什麽大事小情，最先倒黴的，就是民間。

所以，中國的中小企業大規模倒閉，企業成員大規模失業，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

為了活命，中小企業不得不在“非法”地帶尋求資金，進入到高利貸的雷區。

這原本就是胡溫倒行逆施的結果。現如今，溫家寶揮舞著魔爪，以法律的屠刀來應對高利貸人群——不管是放貸者還是借入方。

2007年，郎鹹平就語不驚人死不休地提出，在中國不要做實體經濟，那樣隻能自取滅亡，如果有錢又還沒有轉移到海外的話，那麽隻能在比如股市、房地產、信貸等虛擬經濟領域輾轉騰挪。

這種話，逐漸被傳得盡人皆知。與其說是一種未卜先知，不如說是對中國經濟現狀的評論解說和現場直播。

大量資源都撤離了實體經濟，進入了虛擬經濟領域。與此對應的，溫州實體經濟領域迅速破敗，曾經的溫州模式風光不再，通貨膨脹和人民的幣升值雙重壓力下，實體經濟越做越賠錢，溫州人離開了曾經讓全世界豔羨不已的實體經濟領域，把優勢拱手讓人，進入了高利貸領域大顯身手。

誰讓溫州模式完蛋了？

胡溫以及中國委府當仁不讓罪責難逃。

但是，溫州人就可以躲過一劫麽？

他娘的，沒一個好東西。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