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特羅姆反公地悲劇論不研究中國就無法成立

奧斯特羅姆反公地悲劇論不研究中國就無法成立

                2010年9月5日

何必

在部門利益驅動下，一些政府部門考慮問題不是從公共利益出發……（略。）

“種種權力招商、公共利益受傷現象，說明招商有時隻是一個幌子，其實質已變成獲取利益的平台。”

這是本文論述的焦點和主題。

這又是個公共性的問題。

來看看相關的說辭吧。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傳統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來自我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白祖誠老先生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何必注，蕭功秦如此分析當中竟然沒有傳統左派的一席之地。很是讓人詫異。）

而去年有關公共性討論，還登上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獎台。

（何必注，略。）

可以對著奧斯特羅姆分析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人們也對奧斯特羅姆喋喋不休。

（何必注，略。）

嗬嗬。

咱們先來看看洋鬼子中文媒體的如此內容。

（何必注，略。）

由是，咱們也就知道，公地悲劇在中國是個什麽樣了。

崔之元持反對公地悲劇的立場，這是情理之中，或者也可以說是主題先行的政治正確。左派主張公有製，當然會為公共性擊節叫好。

同為新左派的汪暉也曾經就中國文化與公共性問題滔滔不絕過。可是，還是無法像奧斯特羅姆這樣對公地悲劇釜底抽薪。

而中國國內外的右派嘛，在這個問題上就更是很疏離了。來看看被逮著誰罵誰的傳統左派命名為“美國鸚鵡”的耶魯陳誌武的論述。

（何必注，略。）

可以看到，陳誌武在其專業領域之外是何等無知。有關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公有製，我說得已經太多了。結論就是，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麽公有製或者國有製，隻不過是一黨專製下的官家私有製，或者簡單地是就是官有製。而說到公有就會遭遇不珍惜，這屬於公共管理領域。陳誌武應該知道英國人哈丁有關公地悲劇的論述。如果說國有成分多的就會滿目瘡痍，這種推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當中都很難成立。至少，陳誌武應該知道，日本很少出現所謂公地悲劇現象，而國有成分很多的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比私有成分多的中歐北美更被人們認為適宜於人類旅居。

而日本很少出現公地悲劇現象，也一直是到現在我都對日本如此公共性和國民性現象大惑不解的原因之一。

崔之元支持奧斯特羅姆，這並不奇怪。左派主張公有製，必然對反對公有製的任何理論都加以排斥，也會對奧斯特羅姆讚頌有加。

同為新左派的汪暉曾經就中國文化與公共性問題喋喋不休過，可卻無法企及奧斯特羅姆的高度。

那麽，奧斯特羅姆的分析是不是可以讓人心悅誠服呢？

奧斯特羅姆的實驗和調查，是在政府控製的區域。這種區域，與哈丁的區域，還有著一定的差距。

個人成長為組織，並且具有對周邊的影響力，這是奧斯特羅姆推論的核心。

但問題馬上就出來了。作為例外和反證，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兩個麻煩。

其一，去年年底哥本哈根的氣候大會。這是個政府間的峰會。這也就使得政府作為全球治理主角的現狀成為現實。而這次氣候大會，最終在各國政府的攬權卸責當中，全球氣候改善被延遲了很久，或者說就像會前媒體驚呼的那樣，這次是人類拯救自己的最後機會，就這麽被像美國、以及攪屎棍子的中國給廢了。

就目前的狀況來說，主權國家還是這個世界的權力最為重要的邊界。

這也就給公共性提出了非常棘手的問題。

我曾經就陝西神木公費醫療現象涉及過公有製邊界問題。如果神木以外的人到神木無法享受公費醫療，那麽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我也涉及，如果公有製隻存在於主權國家之內，在主權國家之外不允許其他國家的人們有福同享，那麽這就成了主權國家內部公有製而主權國家之外私有製這種狀況。這也是馬克思說共產主義隻能在全世界實現的邏輯背景。

於是乎，奧斯特羅姆個人成長為組織，與主權國家的治理現狀到底是什麽樣的關係，如何與主權國家的治理模式相共生和協調，就是個很大的問題。

就目前的狀況來說，哥本哈根會議能夠等待容忍個人成長為組織並且對全球氣候變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和影響力，咱們恐怕都看不到了。

其二，就是外層空間的垃圾化問題。現如今的太空，已經成為人類的垃圾場。軌道衛星所麵臨著的被無處不在而且越來越多的垃圾所摧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外層空間並不在主權國家的權力控製範圍之內，雖然美國一直想把太空攫為己有，可目前的情況卻是那裏依然是個無人治理的空間。與此，奧斯特羅姆的實驗和調查如何應用並達成功效？這顯然是個問題。

如果奧斯特羅姆之說在實踐當中具有例外，那麽其理論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就是大可存疑的。

而且，奧斯特羅姆的調查，涉及到了全世界很多地方，但又是像美國讀者在全世界調查人們在遇到地上丟失的錢包後到底會是什麽樣的反應那樣（我曾經數次引用過這個調查及其結論，也就是中國《讀者文摘》上王四四的《地上的錢包》的文章），把中國遺漏了。

中國的情況如何？毛澤東或許比奧斯特羅姆更早地意識到個人成長為組織的現實性，並從中嗅到了危機共產黨權力存在的危險性。因此，我黨自從開始活動以來，就在幹著與奧斯特羅姆的主張完全背道而馳的事情，也就是破壞任何個人成長為組織的基礎和條件。如果說最開始我黨的如此行徑還是在不自覺的狀態之下，那麽到了鄧小平以降，這就成為我黨經年累月不擇手段和不計代價的所作所為。就目前情況來說，中國已經根本不存在什麽社會。

而這種現象的根源又在哪裏？

當然是家庭。

中國的家庭製度曾經為全世界豔羨。可是現如今的狀況慘不忍睹了吧？

為什麽？

公共性的喪失，已經現如今的中國人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最壞的。

家庭是什麽？是一個共同體。既然是這樣，就必須具有公共秩序和公共權力。於是乎，腐敗也就應運而生。

中國人對於公共秩序的蔑視、嘲弄和踐踏，使得家庭內部秩序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和顛覆。

家庭作為一個社會基層組織，其穩定性越來越差，是有目共睹的吧。

這就是中國家庭破碎率（離婚率）越來越高的製度性根源。

所有人，在家庭當中都要攬權卸責，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才有了現如今中國家庭的亂象。

要知道，中國的家庭製度，也就是在我黨統治的這些年裏迅速土崩瓦解的。

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

我黨在破壞家庭上，不遺餘力。

計劃生育政策、房地產政策、個人所得稅政策、公共衛生政策、教育政策、等等，無一例外。

家庭之外，就更不用說了。拋開蘭德評論對中國人血緣關係依賴性的分析，家庭以外的組織可以看作是家庭的擴大和延伸。但咱們看到的是什麽？村民自治和社區自治到現在的風雨飄搖一片狼籍，是我黨摧毀社會以掃蕩任何可能形成自組織資源的傑作。

而我黨痛下殺手取締並法辦那個什麽功、以及嚴厲打擊傳銷，本質上就是殲滅任何可以形成自組織的機會，防止這種組織具備資源動員能力對我黨的統治構成威脅。

這也才造成了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發生後，社會完全失去了自我救助自我修複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完全依賴於政府的現狀。

中國委府打壓民間組織，破壞非政府組織的形成和運作，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

為了自身權力的穩定和無法無天，我黨消滅所有其他組織資源，就是其統治邏輯所必然要求的。

如此，如果奧斯特羅姆在中國進行了反公地悲劇的實驗和調查，結果會是什麽樣？會不會讓其改變初衷和結論？

奧斯特羅姆反公地悲劇並無法讓人信服。而奧斯特羅姆忽視的是，中國才他媽是全世界公地悲劇最為嚴重的地界兒。如果反公地悲劇不研究中國，那就叫扯蛋。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