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出現三千萬失業大軍詰問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

中國將出現三千萬失業大軍詰問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

           2010年6月18日

何必

由於中國政府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結束，數以百萬計的臨時工作將被解除……（略。）

吼吼。

中國將出現超過三千萬人的失業大軍！

當然啦，這還是在目前官方口徑的失業統計範圍內的計算結果。如果考慮到隱性失業等等，中國真實失業率高達約25%，那麽這個失業大軍的規模究竟有多少，就是個很值得琢磨的事情了吧。

在這個視野和框架裏，再來看看一直被中國左派以及官方所推崇的什麽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特色、中國崛起……似乎就更加讓人心驚膽戰了吧。

來看看中國特殊論調的相關說辭吧。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傳統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有好事者對中國特色或者中國模式進行著百無聊賴的解讀。

（何必注，略。）

作為極力主張和倡導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中國特色等等把中國與這個世界隔絕或者區分開來的新左派是現如今如此思潮的中流砥柱，其代表人物之一崔之元經年累月地給我發來大量非常有價值的資料和信息，其中自然不會缺少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之類的方方麵麵。

（何必注，略。）

老周發來的參考材料。

（何必注，略。）

在美國大學裏執教的王飛淩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張昊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看到了吧。

現如今，中國無論出現什麽事物，都會引來各式各樣的主張、立場、觀點、訴求等等的人們說三道四。

這看上去是不是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但事實上，這與春秋戰國時代很大的不同是，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其存在的可能性或大或小已經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問題。

崔之元、姚洋、王飛淩、陳誌武……

其實，我這裏還有大量的有關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等這方麵的材料，篇幅太長，不可能一次性轉發完畢，否則我真是有製造垃圾的嫌疑了。從中可以看到，其中大致的脈絡。

當然啦，這些個材料當中，不包括中國右派或者自由派所極力兜售的普世價值。

這也是中國左派和右派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針鋒相對之處。

中國右派基本上言必稱美利堅，用美國模式、華盛頓共識作為標尺、榜樣、模板、典範和目標；而中國的左派則逢美必反（加上中國當局和中國傳統左派逢俄必軟相映成趣），拒絕承認和接受美國式的的民主、自由、博愛等模式，主張中國特殊論，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新左派代表人物甘陽的說法，可以概括中國模式、北京共識之類的全部內涵，那就是“用西方的方法研究西方，用中國的方法研究中國”。

李延明曾經用邏輯推導，證明普世價值在理論上是存在的。我也曾經引用過李延明發給我的相關內容。

就我來說，看不到普世價值的基本存在。從前年華爾街金融風暴當中作為中國右派的老師的美國佬的先行倒下，就可以看出全人類現如今的狀況是何等不堪一擊。

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奧斯特羅姆獲獎的原因就是對公地悲劇的批判。但是，我個人看過其分析之後發現，奧斯特羅姆理論的局限性，就在於她的調查和實驗必須是在一個具有公共治理有效性的範圍內才可以進行，而麵對類似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索馬裏海盜以及外層空間垃圾等等，悉數失效。所以，既然奧斯特羅姆的理論有所例外，那麽其理論的整體性存在疏漏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接下來，這個諾貝爾獎的水分也就不言自明了。

而麵對中國越來越出現“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過不了長安街”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並存的狀況，公地悲劇將會以史無前例的慘絕人寰麵貌出現並造成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也就是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等等中國特殊論的絕妙注釋了。

由是，崔之元在其《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當中所提出來的問題，恰恰給崔之元等新左派所主張的公有製發出了奧斯特羅姆式的的自相矛盾。

或許，現在全世界的麻煩是，既沒有什麽普世價值，更沒有什麽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

冼岩緊緊追隨新左派，也在中國模式問題上時不時說三道四。他說，其實中國模式很簡單，就是政治集權加上經濟自由。這種歸納太讓人瞠目結舌了。經濟自由和政治集權是不是可以相得益彰雞兔同籠，這個問題，冼岩根本就不去考慮。人類曆史上，這種狀況的存在並不缺乏，冼岩也缺少對曆史現象的解釋。

那麽，是不是存在甘陽式的概括對象呢？咱們是不是可以找到，現如今這個世界上還存在所謂西方的方法、中國的方法以及所研究的純粹的西方和中國呢？

這個問題似乎又是個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吧。比如，2008年奧運會，聖火在全世界形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那麽，該用西方方法還是中國方法研究呢？類似的問題還有，柏林牆倒下紀念日，全世界國家領導人悉數出席儀式，唯獨中國領導人缺席，這該用什麽方法？中國孔子學院反計劃生育地在全世界急遽擴張到了230多所，承付了巨大的財政壓力，成為名副其實的滑天下之大稽的曠世鬧劇，該用哪兒的方法呢？最近中國本田工廠工人罷工，涉及到了外資企業，迫使企業考慮到遷移出中國，這該用什麽地方的方法呢？

新左派對中國事務情有獨鍾，對日益惡化的中國現實塗脂抹粉，這不是什麽新鮮事。三鹿事件後，崔之元發來資料，說美國在150年前也有過毒奶粉事件。這要說明什麽呢？說米國人150年前就曾經有毒奶粉，那麽中國現在有毒奶粉就是天經地義不可避免的？那些死去的孩子就是改革的代價和成長的煩惱？楊佳事件後，崔之元發來郵件介紹說，這是因為中國警方開門辦公所致，美國警方因為不為人民服務才不會出現這種悲劇。這要說明什麽？王紹光發現，民主的印度餓死人的現象甚至更多，隻不過因為印度是民主國家而不被報道或者重視，這要說明什麽呢？中國餓死人就是情理之中的？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不是餓死了三千萬人，對此傳統左派極力予以否認，但這種到底是餓死了三千萬、還是幾十萬，問題就可以蓋棺定論了？

崔之元發來的材料裏有人發現，在今年的歹徒進入校園殺害孩子的事件上，右派拿著如此題材大做文章，左派卻默不作聲（冼岩曾經對此有所宏論，認為純屬個體行為，並且是媒體的過錯，這招致了包括我在內的七嘴八舌鋪天蓋地的批駁）；而針對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左派則逮住不撒嘴，右派卻集體性失語。

這種現象本身就很是耐人尋味吧。

左派和右派，都是選擇性發音。找著自己輕車熟路的題材舞文弄墨雞同鴨講，而對於給自己兜頭一棒的事情，卻臊眉搭眼，寡廉鮮恥地悄無聲息。

新左派領軍人物汪暉就疑惑，中國哪兒有什麽公共知識分子，如果真是有，那麽對應的，還有私家知識分子不成？

但是，從左派和右派的選擇性發音上看，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我一直不認為中國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原本就是不折不扣的私家知識分子，哪兒有什麽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公共知識分子啊。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精於謀算著一己私利。

我前天的文字裏提及了MIT黃亞生有關中國需要左派的說法，今天也引用了其文字。

可是，黃亞生或許並沒有中國是不是存在公共性的層麵。

汪暉曾經就中國文化與公共性進行過討論，但是其結論非常令人懷疑。

中國到底有沒有公共性？

列位或許都看到，我一直不認為中國、特別是現在存在什麽公共性。

現如今，中國所有帶著“公共”前綴的事物，悉數被私有化，準確地說是被官有化。最傑出的公共性典範，隻有舉世聞名臭不可聞的公共場所。

在我有限的涉及範圍內，隻有餘世存討論過現如今中國人的國民性問題，但是餘世存的問題，也是沒有公共性的視野。他最近在北京漢語研究所獲獎文字裏，竟然對社會壓製個人還津津樂道，實在沒有中國社會蕩然無存的基本概念。

左派主張公有製，但到底什麽是公有製呢？實際上，從理論上說，企業（隻要不是個體）本身就是公有製形態，民間也是個泛公有製。

但是，就目前我黨的統治方式來說，對於企業和民間的打壓有目共睹。從毛澤東開始，消滅城鄉紳士及其所傳承的文明，並且絞殺社會，逼仄民間，完成了道義資源向革命黨以及後來的執政黨手裏集中、並且到現在造成全中國道德淪落無以複加、現在的中國人是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最壞的結果；鄧小平之後，更加無所不用其極，1982年憲法就是一個非常惡劣的例證。

所以，中國當局經年累月打壓企業和民間，讓除了委府之外的全部，悉數回到原子化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黨是破壞公有製最大而且最為心狠手辣的罪魁禍首。

因此，冼岩所謂的經濟自由，真是實在經不住推敲。

《北京共識》的作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認為，“中國逐漸變得比美國更擅於在國際體係中縱橫馳騁”，“目前，在世界某些地方認為，中國是比美國更受敬仰的道德典範。”

這種說辭，又是個貽笑大方的了吧。

洋鬼子裏也是無奇不有。這個雷默能夠發出如此高論，很是讓人啼笑皆非吧。

中國是道德典範！

看看中國領導人出訪時如影隨形無處不在的五種中國勢力的抗議人群吧，看看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有關人權方麵的所作所為以及麵對全世界的評頭論足的德行樣吧，看看開篇中國將出現的失業大軍吧，看看陳良宇被免於刑事責任追究並釋放吧，看看死於毒奶粉、先後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樹地震當中豆腐渣工程校舍的孩子們吧，看看鄧玉嬌、楊佳、胡佳、高智晟、陳光誠、譚作人、劉曉波、等等在無法無天的中國當局迫害甚至殺死，看看張宏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時候”連篇累牘擲地有聲的蓋棺定論吧，看看郎鹹平現在的中國是五千年以來最壞的評頭論足吧……

嗨，雷默的出現以及他的話也沒有什麽新鮮的。

本屆世界杯上，出盡了風頭的朝鮮前鋒鄭大世不也是從日本的韓國裔投奔了朝鮮了嘛。

林子大了，什麽鳥兒都有。

可麻煩的是，有人就拿著類似雷默之流的奇談怪論奉為至寶。

去年俺與宏良兄喝酒時，對新左派如此看多中國、對於日益惡化並且搖搖欲墜的中國視若無睹，感覺非常而且越來越不可思議。

警惕啊。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