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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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說收入分配當然別有用心

(2023-05-07 00:29:04) 下一個

今天說收入分配當然別有用心

                                2010年6月4日

何必

人保部專家在《人民日報》發文,談論收入分配改革問題……(略。) 

實際上,俺用收入分配說六四,當然就是為了能夠讓如此內容能夠不被網站封殺而傳播出去。

嘿嘿。

今天終於到了那個日子。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白祖誠老先生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來自我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白祖誠老先生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來自我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今年的六四,當局如臨大敵。

北京街頭,荷槍實彈的警察時不時出現在人們麵前,警示著白色恐怖或者紅色恐怖的無處不在。

官方媒體更是膽戰心驚,來自宣傳部門的壓力幾乎擊垮了官方媒體的各級負責人,告訴業務單位做新聞時要“謹慎再謹慎”的囑托不絕於耳。

1989年之後,官方從來沒有這樣緊張過。

實際上,這也反映出,現如今中國已經到了什麽樣的地步。

今年幾起舉世矚目的事件,很是耐人尋味。校園殺害孩子、富士康員工自殺(昨天的報道說富士康又死了一個,不過不是自殺,家屬說是過勞死,富士康方麵予以否認),本田員工罷工,等等。

這些事情的密集出現,不能用冼岩所謂個人因素或者偶然性來解讀注釋吧。

本田方麵已經答應了罷工工人的要求,提升工資。

這應該是個大好事吧?可是,這會引起連帶效應,本田員工的成功,會讓其他在中國的中外企業員工如法炮製,當局在罷工這種不受法律保護的行動上也舉步維艱,不敢對組織和參與罷工的應該輕舉妄動,害怕惹出更大的麻煩。廣州本田雖然說是在團係強硬派人物汪洋的治下,但還是不能大規模鎮壓,隻能采取我黨習慣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從中分化策反瓦解告密,但這種招數在群情激奮並且時間短暫的罷工活動當中所能夠取得的成效非常可憐。

同時,如果本田員工提升工資獲得成功,那麽就會增加本田產品的成本,提供價格,對通貨膨脹推波助瀾。如果不是提供全社會的收入總水平,那麽也就意味著讓那些沒有提高工資的人的實際收入下降了,形成了新的社會財富再分配。而如果更多的工人發起罷工,並且資方同意增加工資,那麽通貨膨脹的局麵會更加無法控製。

實際上,罷工從本田企業引起關注,這本身就很有意思。

如果比較現在與1989年六四時期,咱們會看到什麽?或者說,中國社會在這21年裏變化了的是什麽?

第一,真正意義上的農民階層幾乎不複存在。農村現在成了993861部隊(老人、婦女、兒童),青壯年勞動力幾乎全部外出打工,中國農村的凋零破敗大局已定。這使得中國農村作為中國社會的穩壓器已經不再能夠發揮作用。另一方麵,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卻無法得到城鎮社會保障等國民待遇,淪為二等乃至下等國民,而在城市裏生長的農民工下一代,根本不可能回到農村去,這就讓他們徹底淪為邊緣人,既不被城鎮接納,也不被農村容留。這個群體人口龐大,流動性非常強,漂移在中國內地,無處不在,隨時隨地可能發生鄧玉嬌、孟連、石首、七五烏魯木齊、本田罷工、富士康跳樓等現象,形成定時炸彈,溫鐵軍十年前就警告說,1949年以來中國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一直綿延不絕,就是與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點,在1989年時是不存在的。那時候,中國鄉鎮企業還是生龍活虎,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美麗說辭比比皆是。

這點,讓我黨能夠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的人口基礎蕩然無存。

第二,城市產業工人階層不複存在。1989年時,國有企業改製並沒有出現,城市的中堅力量和穩定人群是產業工人,盡管六四時學生、新聞界、知識階層(也就別說什麽知識分子了吧)群魔亂舞,但是產業工人群體整體上不為所動,使得當局的血腥鎮壓並沒有觸動社會最為廣泛的階層的神經及其利益,換句話說,城市的中堅力量並沒有大規模實質性介入六四事件。

現如今這個階層已經被我黨瓦解。國有企業改製,讓絕大多數產業工人都淪為下崗失業者,作為一個階層的產業工人群體不見了蹤影,而且這種狀況在國有企業改製、市場化、私有化的名義下還在繼續,通化鋼鐵事件當中陳國君被憤怒的工人打死,也就意味著,產業工人對於社會乃至當局的不滿,時時刻刻可以演變為真刀真槍的暴力行為。易言之,產業工人從我黨的支持者、至少是同盟軍,淪落到現如今的一盤散沙,成為分散在全中國的原子化了的潛在暴力分子,這也是21年來非常深刻並具有決定性的變化。

第三,伴隨著國有企業的改製和市場化私有化進程的加快,委府能夠控製的經濟成分逐步降低,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的員工大規模增加。由於中國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缺失,勞動者對於國家的信任度和依賴性越來越低,其對立麵就是,對政權的不信任乃至反感對抗情緒節節攀升。我黨現在能夠控製的社會力量,越來越少得可憐。1989年鎮壓後,1992年鄧小平南巡開啟的第二次改革,充斥著依照順序對農民、城市工人的剝奪,接著就是被坊間稱之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醫療、住房再加上養老,讓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分分鍾煙消雲散化為烏有,更是培養了我黨太多的反對者陣營,再後來就是類似對黃光裕那樣的富人的盤剝,到後來就是對基層黨政幹部的剝奪。現如今,全社會對委府的嬉笑怒罵,幾乎成為常態。這使得我黨在進行任何行動時,缺乏必要的社會支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民意過不了長安街,這早就不是什麽讓人耳目一新的貨色。我黨對局麵的徹底失控早就黑白分明,這在1989年是無法想象的吧。

第四,互聯網的出現,使得當局封鎖消息成為不可能。咱們不能想象的是,如果1989年有互聯網會是什麽樣的情形吧。現如今,不管重慶釘子戶事件、鄧玉嬌事件、通化鋼鐵事件、富士康事件、烏魯木齊事件等等,分分鍾就擴散到全世界,而在中國工業化與信息化並駕齊驅的大背景下,委府的無紙辦公和黨務政務信息化,又讓當局在控製乃至封殺互聯網方麵投鼠忌器。於是乎,互聯網內容以幾何級數擴散和傳播,成為我黨的死敵。最簡單的,俺每天一篇如此內容能夠經年累月,完全拜互聯網之福。這讓當局在實施六四般行動之時,不得不有著更多的考量和忌諱。

……

這種現在與六四時代的區別,還可以繼續羅列下去。俺不是研究者,隻不過是個成天到晚罵罵咧咧的主兒,也就不去幹那些自以為是窮盡真理的勾當了吧。

如果說六四還是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活動的話,那麽現如今的中國,維護自身日益稀薄的權利、為了糊口鋌而走險,則是總爆發的導火索。

今天是六四二十一周年紀念日,可不會有什麽事兒的。至於說什麽時候出事,實際上已經通過太多的例證告訴咱們,演出開始啦。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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