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給咱們留下的隱患越來越多

改革給咱們留下的隱患越來越多

                             2011年1月19日

何必

我們在改革過程中……（略。）

嘿嘿。

成思危還是這麽到處侃侃而談。

改革不應該走一步看一步。

哈哈。

來看看改革的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胡錦濤訪美之前回答美國佬媒體的全文。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李延明發來老左派之中一派的洋洋灑灑。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嗬嗬。

開篇，改革是不是應該走一步看一步？

成思危說得輕巧。

讓老丫挺的自己來試試看？

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以及不管白描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論調，透露出走到極致的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本質特色，也就給中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基礎性的理論原則鋪設。

摸論嘛，在俺這等大言不慚的色迷迷的主兒眼裏，就想起“解放”前民間流傳的“十八摸”，摸得鳥男狗女們意亂神迷了吧。

貓論和摸論，被當作是中國這三十多年來的發展基本路徑指導框架。

現如今人們說，中國的情況是有人摸石頭，有人過河，完全是兩回事，呈現分裂狀。

貓論和摸論，都是成思危所謂下棋看一步走一步的路數。成思危要總體上否定鄧小平？丫挺的絕對沒有這個膽量。

現如今，成思危退下來了，還是到處跑，試圖繼續中國特色的贏家通吃遊戲成員的角色及其收益。他就各式各樣的事務和問題都海闊天空，古今中外地一個勁招呼忽悠，現在幹脆對著貓論和摸論說三道四咧。

悔棋造成損失，這有什麽新鮮的？這原本是出於高層的疏忽，現如今已經是中南海胡錦濤、溫家寶等王八蛋們孜孜以求的了，故意製造充滿不可行性的政策，不得不悔棋，從中漁利中飽私囊。

現如今，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社會政策，哪個不是如此？

可恨之處在於，這幫孫子悔棋了，卻不承認，並且利益私有化，風險社會化，所有的改革利益都收入囊中，麻煩卻讓其他人來承擔。

比如房地產，房價現在成為政治問題，人們對於胡錦濤、溫家寶親政後房價一飛衝天的現實越來越不滿，並且直截了當質疑所謂的胡溫新政，才有了房地產的宏觀調控，到現在結果怎麽樣了呢？房價越調越高，才有了貪官汙吏賈康們以及民間傻嗬嗬的葉檀們沒完沒了地呼籲房產稅，但房產稅到底是什麽？本質上，房價無法壓下來，委府卻獲取了新的收入（課稅）來源。於是乎，不管中國什麽樣多災多難，委府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你媽的。

既然是政策錯誤，不管是故意還是過失，畢竟就是錯誤。但是，咱們聽到過胡錦濤向國民道歉麽？聽到過溫家寶為自己的錯誤表示對咱們的愧疚麽？聽到過中南海的致歉麽？聽到過我黨的歉意麽？

我黨嘛，死不認錯的典型。功勞都是自己的，責任都是別人的。攬權卸責，文過飾非。

其實，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下同），哪一個又不是如此？

有什麽樣的國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

咱們看到了，中國當局無論國內外發生什麽事，首先就是推卸責任，找到國內外的替罪羊。

實際上，這種路數，在中國人家庭裏，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這兩天，突尼斯發生政權更迭，國內好事者一片叫好之聲，認為今天的突尼斯，就是明天的中國。

突尼斯一個大學生街頭擺攤遭到城管騷擾而自焚，引發舉國上下抗議示威暴力血腥，最終導致總統離家出走。

中國可能嗎？

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會有什麽樣的評價？大學生咎由自取，精神病，小題大做，辜負了黨和人民多年的培養；城管會推卸責任，說城市行政執法於情理法並無不當，中國法院也會如此力挺城管的說辭，官官相護；中國還有著像崔之元、冼岩那樣不失時機為當局歌功頌德的騷人墨客；至於說自焚嘛，光這兩年，中國自焚的人還少嗎？唐福珍是最為典型的了吧，但中國人怎麽著了呢？還別說街頭運動，就拿俺所在的北京來說，算是中國權利意識和政治敏感性最為高漲的地界兒了吧，去隨便到街頭巷尾問問，有幾個人知道“唐福珍”這個名字及其背後的遭遇的？官方封鎖消息固然可恨，但官方至少沒有能夠阻止唐福珍案件相關內容在互聯網上的所有傳播途徑，比如電子郵件，因此，中國社會對於唐福珍等等慘案的麻木不仁，就讓咱們知道，為什麽大學生遭到城管傷害在中國會不了了之而絕對不會導致政權更迭了。

前麵，秦暉在那個報紙題頭就冠之以“理性、建設性”（俺對該報紙如此辦報宗旨恨之入骨，這極大地誤導了中國新聞界，並且傳染給了全社會，似乎扒糞就是十惡不赦的，當然，這另當別論於此不贅）經濟觀察報組織的新年獻詞裏，再一次強調了他發明的所謂“負福利”的警告。

但秦暉可能還是沒有認識到的是，中國的負福利、負自由狀況，以及又這二者組成的負人權狀況，並不是中國慘狀的全部。實際上，俺稱之為“負道德”的成分，才是可以與負人權合並起來構成中國模式不可能天長地久的核心原因，也是為什麽在中國不可能複製突尼斯事變的國民性或者叫做劣根性所在。

當然，有趣的是，中國竟然會出現負福利、負自由、負人權、負道德（而不是低福利或者無道德等等）……這應該很是精當地描繪出，中國的底線之下生存的地域般萬惡的慘狀。

不管秦暉是不是故意，卻在結果上表現出中國“專家學者”的通病，就是隻看製度性因素，忽略國民性因素。就像秦暉其他著述一樣，無論是談及斯托雷平，還是南非的貧民窟，矛頭所指都是中國的政治製度和社會製度，對於為什麽中國的官產學們比斯托雷平更加殘酷、中國會產生魯迅所謂冷血的看客等等隻字不提。

秦暉說三道四了，孫立平、杜光、王曉漁、資中筠等等名流們也搔首弄姿地搖唇鼓舌了一番，說到底都是些個什麽呢？矛頭都指向了政治體製社會體製，卻沒有一個說中國崛起必須是中國人的崛起，沒有了由每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構成的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那純屬是扯蛋的空中樓閣。

這也是俺今年從對於政治體製和民族國家這種宏大敘事當中更加注重每一個中國人的緣故。

騷人墨客們都對2011年或者翹首以待或者好壞參半或者憂心忡忡，而俺看到的是什麽？

中國的家庭日益不堪一擊，分崩離析狀況愈演愈烈。家庭成員都在攬權卸責，每個人都是家庭的掘墓人。在俺看到的所有家庭裏，沒有一個能夠在這種鏟除中國社會最基本組織單元的倒行逆施裏置之度外。原本，俺舉了個非常具體的例子，但考慮到各式各樣的因素，抹去了。那是個中國億萬個家庭裏的一個，太滄海一粟了，但有太具有普遍性了。家庭成員無不得過且過，共同舉手投足言行舉止無意識地摧殘這個共同體。

或許，如此家庭江河日下形同虛設，可以用太多的政治體製、社會體製去套用解釋，但俺還是越來越意識到，我黨罪大惡極理當千刀萬剮，但有一個問題還是揮之不去，就算我黨不在了，誰能夠取而代之？更為麻煩的是，我黨不在了，中國就會好了麽？為什麽突尼斯人能夠揭竿而起，而中國卻還歌舞升平？按照趙本山小品的話來說，同樣是自焚，差距咋就那麽大涅？！

我黨惡貫滿盈，但我黨的罪惡是不是可以覆蓋現如今中國所有的罪惡？海外華人的無惡不作，與我黨何幹？如果說，中國人在歐洲的公共汽車上三番五次逃票最終無法找到工作也得全部歸咎於我黨的話，那麽中國人是不是還具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如果中國人就是如此這般死不認錯的話，還有什麽資格在這個世界上苟延殘喘？還有什麽理由對小日本對戰爭時期給中國造成的民族災難不依不饒？

孫立平說，中國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而香港亞洲周刊評選出2010年十大暢銷書當中首屈一指者，就是熊培雲的《發現中國社會》。熊培雲嘛，俺在新京報座談會上碰到過，也知道他的底數。

至於說中國社會，嘿嘿，歇菜德洛維奇吧。當然，這個話題太過於宏大，於此不贅，本周俺會專題討論滴。

俺看到，現如今國內外的中國人，都在投機取巧，無論發生什麽事，都往委府身上一推了事，既經濟又安全，並且還博得了類似劉曉波那樣的舉世喝彩。但問題真的這麽簡單嗎？俺經常說的就是，俺認為我黨十惡不赦，但如果幹掉我黨，有什麽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徐水良所謂美國的花瓶民運？或者徐水良們？

前兩天，徐景安和李延明分別給俺發來了老徐組織的有關現階段中國如何進行民主化運動的座談會內容，上海王煉利大姐等等一幹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座談會上說三道四，給社會主義民主進行界定。但王煉利說的一句話很是發人深省，那就是現如今民主隻不過就是一小撮精英的囊中之物，普羅大眾對此並不感興趣。

為什麽會這樣？

為什麽突尼斯事變不會發生在中國？

人們當然可以輕而易舉易如反掌將所有責任乃至罪錯都推給我黨和中國委府，但這就萬事大吉了麽？這種指責或者推卸，自從我黨親政，就沒有停止過吧，特別是1989年之後，更加甚囂塵上，但效果如何呢？

為什麽國內外針對中國的民主運動一直萎靡不振，並且口碑越來越差？除了我黨不遺餘力的白色恐怖或者紅色恐怖的打壓封殺之外，民主運動的鼓吹者和支持者自身的問題在哪裏？為什麽崔之元回中國後墮落得如此之迅速？為什麽黃亞生看到崔之元們的狀況卻還要堅持並公開表示說中國需要左派而且越多越好？為什麽黃亞生與陳誌武的基本立場上發生分歧？為什麽徐景安的什麽新文化運動呀、幸福研究呀、國民建設呀等等貨色越來越淪為讓人避尤不及的花拳繡腿？為什麽杜光、辛子陵、茅於軾們越來越沒有市場？為什麽陳永苗的後改革運動已經從憲政走向了民生？為什麽陳永苗會從言必稱美利堅到為什麽鄧玉嬌啦、錢雲會啦搖旗呐喊？這種路徑的根本性變化到底意味著什麽？為什麽在美國的民運分子寧願闖關回中國坐牢也不願意在美國隔岸觀火坐而論道？……

如此這般這些個問題，歸根結底一句話，咱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中國怎麽了、而是應該進一步在中國人怎麽了的層麵上吧。

要不然，咱們可就真是太傻嗬嗬啦。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