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根絕知識分子背景下的左右派顧影自憐

當下中國根絕知識分子背景下的左右派顧影自憐

               2010年12月7日

何必

特舉辦了此次專家論壇，現將部分專家講話予以摘發，以饗讀者。（略。）

接下來，就是一大堆帶有照片的專家學者們的慷慨陳詞，大量涉及了知識分子應該如何的喋喋不休。

知識分子！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來自我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白祖誠老先生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李延明發來秦暉的相關論述。

（何必注，略。）

嗬嗬。

“如果直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確定一個‘公正的底限’，熱衷於派別之爭，那麽或許在下一次震蕩來臨時，已經沒有人願意相信知識分子的話了。”

從此可以看到，秦暉的結論。

反正，冼岩是逮著秦暉海闊天空當中邏輯上不能自洽的部分，單刀直入，專門挑秦暉的邏輯毛病。這種挑毛病是不是準確合理另當別論，冼岩對秦暉的整體結論置之不理，隻是進行技術上的外科手術似的精確打擊，這看上去很有些吹毛求疵的派係爭權奪利的色彩和痕跡。

不過，秦暉的論述也的確有著這種缺陷。不管他在針對溫鐵軍的農村土地問題上的觀點，還是城市貧民窟的說法，抑或中國模式不應該崛起的立場，或者本文有關中國知識分子左右派之說，都是如此。

秦暉的風格嘛，很有些仙風道骨，但求自己愉悅，不求外界評價，因此也就隻顧鞭辟入裏的別有洞天帶來的快感，至於說披荊斬棘過程中是不是有漏洞，那就可以姑且不論了。

比如，秦暉當然從來沒有考慮過，中國是不是有知識分子的問題，更是沒有從德雷福斯、左拉的意義上去看待中國到底是不是存在知識分子的問題。他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有知識分子，現如今中國知識分子的左右派之爭文不對題，這與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本身是不是具有知識分子的資格和榮譽沒有關係。同時，他更沒有意識到，他所謂中國知識分子在百年來、以及1949年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到現在的劇烈深刻帶有決定性和曆史性意義的變化；換言之，秦暉沒有注意到，中國古代騷人墨客與現如今他所謂知識分子的本質區別。

俺早就連篇累牘地說過，俺從來不認為，中國、特別是現在，根本沒有什麽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現如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已經成了中國官方和民間“不謀而合”的訴求和方向。官方嘛，反正是中飽私囊，該路徑早就說的不勝其煩了，自不待言。民間呢？儒家、法家、墨家、道家、佛學、釋學……其文字和說道，俺也傳播了不少了吧。可說到底，在幹什麽呢？

哈佛大學杜維明現如今也不甘寂寞，成為北京大學什麽人文學院的院長。在提倡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時，討論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對話而不是衝突。這種論調讓咱們想起了什麽？福山和亨廷頓吧。

但什麽是中華文明呢？中華文明到現在又是什麽樣呢？如果說中華文明也是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話，那麽，現如今中國人成為古今中外人類曆史上最壞的人，與中華文明有著什麽邏輯上、曆史上、理論上和現實中的關係呢？甘陽提出要建立儒家社會主義，這二者是可以交媾融合的麽？就如同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不是可以雞兔同籠水乳交融？新左派比如崔之元、汪暉們堅定不移地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可以同床共枕的，但李延明卻認為，這二者根本就尿不到一個壺裏去。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杜維明所謂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是不是也必須建立在中華文明自身東拉西扯拽上什麽社會主義呀、中國模式呀、北京共識呀、之類的亂七八糟的貨色歸裏包堆扔到中華文明這個垃圾桶裏去就萬事大吉了呢？甘陽口口聲聲用中國的方法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法研究西方，可無論如何也躲不開的是，現如今中國的GDP拜物教，以及人們早就看到的，中華文明到現在對於德國文明的俯首帖耳，德國文化對於中國無處不在的深遠影響。

而翟玉忠（他給自己起的英文名字是阿曆克斯，這種以推廣中華文明為自己使命的人卻非得讓自己擁有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洋名字的做法本身就耐人尋味吧，或許，翟玉忠在做產經新聞國際部負責人給自己弄個英文名字時，對於中華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還僅僅是業餘愛好，根本沒有涉及過費孝通“文化自覺”的概念呢吧？哈哈。當然啦，完全可以自我吹噓一番的是，俺想當年就是一種逆反心理，懶得趨炎附勢，沒有給自己和親屬起什麽洋名字，後來2000年在《科學時報》做編輯時，也公報私仇，拿著這種起洋名字的現象嬉笑怒罵，作為評論。到後來，俺就思忖，這種有意不使用洋名字和言語當中避免夾雜英文單詞的做法是什麽？想來想去，應該叫做“文化自覺”——如此自覺嘛，俺認為還應該有道德自覺、民族自覺、等等——結果不成想，再後來看到費孝通如此定義，簡直就是他媽不謀而合絲絲入扣，俺太為自己的豐功偉績感覺到牛哄哄啦。嘿嘿。）們為弘揚中國法家文化鞠躬盡瘁，但其文字的最後，往往都注明“歡迎支持我們”的字樣，並且每每為隔三差五有人讚助了千把塊錢而在公開場合鳴謝，凸顯出現如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傳播方麵的尷尬處境，更是讓人體會到，如果脫離開官方體製，沒有了財政援助，如果僅僅是在民間，這種依靠研究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為事業和使命的人，死無葬身之地。（翟玉忠本人從單純民間不得不賣身投靠到北京大學的研究院，就很能夠說明問題吧。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維明先別說什麽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有本事先脫離開類似北京大學這樣的財政醜八怪試試看？是不是還可以在中國推銷什麽中華文明？或者，杜維明本人就可以哈佛和北大的區別自己去感同身受一番了吧。有趣的是，翟玉忠和杜維明先後都落戶北大，這是不是北大精神的回歸？啊呸！看看北大那個性吧，俺罵了丫挺的何止一次兩次。現如今，北大和清華在自主招生上鬧得不可開交，坊間有了“北約”和“華約”對壘的稱謂，但是在秦暉的意義上說，如果權力的正當性本身都有問題的話，那麽這種對壘又有什麽意思呢？北大如此，遑論清華了，其他的嘛，類似什麽黨棍學校的人民大學，就更不用說了吧。）再往大了說，現如今所有的秦暉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了官方，分分鍾死翹翹。換句話說，現如今中國當局已經完全把持住了中國知識人的飯碗，也就從此把住了知識人的嘴，更是捏住了中國當下知識人的脊梁骨。

也因此，俺對袁劍所謂中國沒有什麽體製問題的結論不敢苟同。過些天俺會傳播，美國三妹發來的有關中國現如今知識人為什麽沒有脊梁骨的文字，就是中國古代騷人墨客可以“不為五鬥米折腰”、“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可以遠離權力，皇帝也奈何丫挺的不得，但是，工業化和信息化，使得權力對權利的掌控空間大幅度增加，權利空間被壓縮得前所未有，中國知識人知道如何視死如歸，但卻沒有學會如何忍饑挨餓同時飽受權力淩辱。

如此體製下，還能夠說沒有什麽體製問題麽？

如此體製下，中國還能夠存在知識分子？

歇德洛維奇吧。

也因此，在飯碗都完全掌握在當局手裏的情況下，談論權力大一些還是小一些，雖然被秦暉所不齒，但也就是現如今中國知識人騙吃騙喝避重就輕聊以自慰的顧影自憐了吧。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