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的改革論調實在慘不忍睹耶

鄭永年的改革論調實在慘不忍睹耶

                          2010年11月24日

何必

中國經濟學第十屆年會和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典禮……（略。）

中國需要新版經濟學理論！

何等慷慨激昂擲地有聲的言辭。

現如今，如果誰不言必稱改革，在中國簡直就算是局外人咧。

來看看相關內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電子雜誌的相關說辭。

（何必注，略。）

宏良兄的大作。

（何必注，略。）

來自俺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陳子明給俺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而鄭永年則如此這般地對中國改革進行著條分縷析。

（何必注，略。）

嗬嗬。

看到了吧。

對於改革，觀點立場是如此亂七八糟群魔亂舞。

在是好事還是壞事？

自由派們說啦，這是言論自由。

毛澤東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就是這麽個德行樣吧。

但是，其中有什麽底線或者不能突破的界限麽？

沒有。

雞一嘴鴨一嘴，雞兔同籠，你說頭子他說前門樓子，南轅北轍完全不是一回事，更無法找到任何共同的話語言說之處。

鄭永年嘛，更是如此啦。

鄭永年此文，刊登在《炎黃春秋》新一期的卷首，也算是占據了頭版頭條的位置。

可是看了鄭永年此文，咱們也就知道鄭永年以及炎黃春秋的水平和檔次了吧。

炎黃春秋麽，俺太知道啦，看他們丫的胡說八道，經年累月咧。而且，與其中的人打交道也不是一個倆的啦。

應該還是在2003年左右，俺在央視時的同時在山東電視台弄了個時段，搞了個節目叫北京聊天室，就是在北京，找一堆人就什麽熱鬧話題胡聊八侃。俺當然是好使的嘉賓，而與俺搭台同場海闊天空的，就有炎黃春秋的執行主編徐慶全，經過演播室的你來我往，俺對他的水平太心知肚明啦，放到他專業領域裏還湊合，如果是以外的社會話題，就簡直是東拉西扯沒有了章法耶；而與吳思嘛，俺在很多研討會上都碰到過他，而2007年俺結識那個香港嘉利來董事長後，也與吳思有過麵對麵的交流，對於宏觀經濟，對於就業與國民經濟的關係，等等，都近乎一無所知耶。實際上，吳思早就能夠收到俺每天一篇的文字，但就是不知道俺到底是個什麽玩意兒，後來嘉利來董事長與楊鵬和吳思以及俺一起說三道四，言語中，楊鵬提及俺就是“何必”，而一直就以為俺僅僅是“潘曉”的吳思一本正經地發問：“你就是何必？”哈哈。

（由於嘉利來董事長，俺有機會與很多中國思想界或新聞界的名流接觸交手，吳思、楊鵬、郭宇寬、郎鹹平、李大同、陳敏（笑蜀）、楊恒均、王力雄、袁劍、葉檀、冼岩、蔣兆勇、何頻、……為此當然應該感謝該富人了，遑論他的確給過我不少幫助。）

鄭永年嘛，俺看過他不少文字。初看上去，他有關中國鄉村基層組織建設方麵的論述，讓人看著還挺像是那麽回事兒，那些個文字，應該是俺2007年左右看的啦。

可是，越到後來，看鄭永年的文字，越不像話。

這篇文字，如果咱們按照改革相關論述來一個論資排輩的話，鄭永年可以排到什麽樣的位置呢？

去年，海南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曾經發出中國需要第二次改革的發聾振聵之聲，俺就曾經對遲福林嬉笑怒罵過，說遲福林真是危言聳聽，一看丫挺的連改革的基本討論方向和內容都一無所知，現如今第二次改革已經進行了多少年？國內外專門討論中國改革的人們，越來越達成一個共識就是，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始與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到去年已經17年了。遲福林對此好不知情，卻臊眉搭眼地口口聲聲開始第二次改革，來混淆視聽，真是夠嗆吧。

而鄭永年連遲福林的檔次都不具備。

所以，也就可以看出來鄭永年在改革相關論題上的檔次了吧。

也因此，可以看出來炎黃春秋的檔次了吧。

鄭永年針對中國改革說三道四，洋洋灑灑說了那麽多，到底說出了什麽呢？

都是些個陳芝麻爛穀子，沒有任何新意。他所謂的研究結果，隻不過都是早就在中國大陸被拋到九霄雲外的貨色啦。

俺認識十多年的盧躍剛，中青報冰點事件後，曾經關起門來，專門研究中國改革。他的同事、同為冰點事件受害者的李大同對於盧躍剛此舉很是懷疑，認為在無法掌握官方信息資料的大背景下，很難寫出比如《光榮與夢想》那樣的偉大作品，無法做出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盧躍剛看到俺時，認為俺如此每天一篇經年累月的做法簡直就是“恐怖”。當然啦，盧躍剛也早就看到俺傳播的有關中國改革的來自方方麵麵的說辭。

鄭永年呢？

想必，鄭永年對於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語焉不詳。

想必，鄭永年對王力雄《超越者聯盟》懵懂無知。

想必，鄭永年對袁劍《奇跡的黃昏》隔靴搔癢。

想必，鄭永年對崔之元《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隔岸觀火。

想必，鄭永年對陳永苗《給改革判一個死刑》一無所知。

想必，鄭永年對孫立平“改革的動力基本消失，改革的共識基本破滅”的結論匪夷所思，當然也就更無法知道俺在孫立平如此結論上加上了個“改革的成果基本否定”。

想必，鄭永年對於孫立平說，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中國以福利分房製度為標誌的改革還是好壞參半的話，那麽此後所有的改革，都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剝奪的這種越來越得到人們認同的結論束手無策。

想必，鄭永年對加拿大吳國光有關中國改革進程的言論不甚了了。

……

陳子明給俺發來了不少有關改革的相關評論，其中基本上都是否定改革的內容，包括陳永苗、古川等等人的長篇大作。俺也分別傳播過。

那些中國大陸的老者們，像什麽杜光啊、辛子陵啊、鐵流（黃澤榮，以前俺給弄成了黃尊榮咧）啊、等等，也都對改革抱有著幻想。鐵流來不來就說自己是個老共產黨員，然後基於此再有什麽沒完沒了的說辭，這種做派，越來越招致人們的反感，老鐵流根本無視自己早就被我黨當作狗屎的現實，還恬不知恥地往我黨那裏湊，就算是在謝韜吊唁儀式上被警方粗暴之後，還是口口聲聲什麽老共產黨員，累不累啊。

杜光麽，也就別多說啦。俺與他的接觸，隻是在博客中國有關勞動合同法的研討會上，常凱兄可以證實，當人們都在談論勞動關係的家長裏短時，輪到杜光發言，他卻高談闊論起兩黨製來，讓所有在座的人呆若木雞並且暗自發笑。

辛子陵麽，收到俺的文字，說看著太累，每行都有半米長，俺告訴他，純文本附件是可以很簡單改變格式滴。俺對別人說了辛子陵半米長的說法之後，對方前仰後合差點兒背過氣去。

但是，這幫子老者對於中國改革的論述，也還是比鄭永年要入木三分得多。畢竟，他們是設身處地，能夠體會到我黨的白色恐怖或者紅色恐怖。

或許，這就是國內外對於中國事務判斷上有著天壤之別的景象吧。

在崔衛平邀請米奇尼克來華訪問事情上，何清漣對此喋喋不休，國內劉荻則表示出對美國三妹、徐水良以及何清漣立場和觀點的不屑，引發了對於中國事務到底是國內還是國外認識得更清楚的問題爭論。在俺看來，如果不是設身處地感受中國委府的倒行逆施，在洋鬼子月白風清的領地裏，來對中國事務說三道四，太隔岸觀火避實就虛咧。這就如同社會上對於監獄裏的情況要鞭辟入裏一樣不著邊際。

現如今，相關於中國，誰要是不把改革掛在嘴邊上，誰就沒有與時俱進。改革成為了一種時尚，一種風采，一種欺世盜名最為冠冕堂皇的敲門磚。

但是，如果要對改革進行評頭論足的話，最起碼應該了解中國改革的來龍去脈，知道人們在此的研究到了什麽樣的地步吧。

鄭永年從諾丁漢到了新加坡，研究領域繼續是中國問題，並且撈了個所長幹幹，距離中國更近了，可是研究成果卻實在讓人無法接受。

比如，哪兒來的什麽社會改革啊。俺不厭其煩舉的例子就是，現如今中國城市裏最為讓人頭痛的問題就是物業與業主的矛盾，而全國各地在成立業主委員會和業主大會上，從建委到房管局都設置了重重關卡和障礙，目的就是要消滅社會，讓社會無法具有自我修複自我容錯自我再生產的功能，為我黨的統治掃清障礙。這點，其實鄭永年在中國鄉村組織建設問題上已經接觸到了，可他後來卻得出了中國有著什麽社會改革的結論。溫鐵軍在討論中國三農問題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實質就是中國農村的組織資源被破壞，農民無法組織起來，完全處於“高度分散小農兼業經營”狀態。而在中國城市裏，我黨鏟除所有社會組織資源，嚴厲取締法他媽什麽輪子功，以及嚴厲打擊傳銷等等舉措，核心目的皆在於此。我黨的攬權卸責，社會政策向右轉意識形態向左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謂打左燈向右轉，既消滅社會組織資源，又將所有麻煩都推給社會，這才導致了民不聊生，中國現如今離婚率居高不下，就是這種政策的必然結果，中國的家庭製度也就如此這般土崩瓦解不複存在了。

開啟於1992年的第二次改革，從1989年開槍之前的政治體製與經濟體製改革並行不悖的狀況大相徑庭的就是，第二次改革完全是經濟體製改革，並且完全走上了王亞南在三十年前就討論過的中國官僚體係的路線上去，江澤民、胡錦濤都以容忍官僚體係腐敗作為交換條件，謀求官僚體係對自己的支持。美國蘆笛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從曆史上皇帝、官員和民間三足鼎立變成了皇帝不複存在，隻剩下官員（皇帝也銷聲匿跡加入了官員體係）與民間的二足鼎力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上。

當然啦，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就算是我黨不複存在，被幹掉了，中國就可以別有洞天了麽？

這就是俺與更多人的區別所在咧。俺認為，無論我黨是不是完蛋，中國都必將四分五裂。也當然啦，這是另當別論滴，於此不贅。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