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裏咱們基層財政早就破產啦

經濟危機裏咱們基層財政早就破產啦

                        2009年11月12日

何必

10月經濟、金融、外貿數據一起出爐……（略。）

咱也就繼續為經濟危機立此存照吧。

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世界日報的相關報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的相關報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體找來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地方政府狀況進行警告的內容也很是有趣。

警惕地方財政的負債風險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撰稿人 尹中立 2009-11-09

（何必注，略。）

嗬嗬。

為了刺激經濟，中南海使出了吃奶的力氣。

出台了這樣那樣的政策，弄出來什麽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後來又加上了個什麽文化產業。這就形成了新一輪的進京“跑部錢進”風潮。國家發改委周圍的賓館飯店處處爆滿，都在各地委府來京試圖在刺激經濟政策當中分一杯羹的貪官汙吏。

江澤民、朱鎔基時代所幹的缺德帶冒煙兒的“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狼心狗肺的招數，在胡溫任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這種在我黨體係內部有目共睹的貧富不均，造成了地方委府嚴重的財政壓力。

現如今，就整體的財政格局看，最風光無限的，當屬北京的中央財政了。把事情都交給下麵去做，而自己卻坐收漁利，什麽都不用幹，就可以豐衣足食腰纏萬貫，可著全世界、以及人類曆史上，也絕難找出這樣的不勞而獲的美差。

接下來，省級財政就開始吃緊了。不過，好在中國的治理大權事實上都歸攏在省一級，這也是為什麽現如今東窗事發的省部級貪官汙吏一直被眾望所歸的緣故。畢竟，在我黨的官僚體係當中，省部級官員就已經是“高級幹部”了。而省級財政也不會把責任和壓力係數承擔起來，會按照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路數，繼續向下攤派，把責任在GDP拜物教和目標責任製的政績考量的坐標係當中，傳遞給地市級委府。

實際上，有關省直管縣的呼籲和運作，一直就沒有消停過。中國行政體係的紛繁複雜，帶來了極為高昂的行政成本，豢養了曆史上官民比例最為突出的貪官汙吏群體，而其中，地市級委府的存在，就是個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怪胎。

而地市級委府，在中南海就攬權卸責的大背景下，自然也不會挺身而出對治理工作大包大攬，而也會如法炮製，繼續向下流布。

如此，在縣級委府（在城市裏是區級，下同），就已經到了一個政策瓶頸。縣級委府是事實上擁有司法權的末梢，是我黨五髒俱全的地步，黨政人大政協四套班子在縣級保持體製上的完整，因此也就成為財政的重要環節。

可是，司法與財政到這裏並沒有結束，縣級委府還可以按照攬權卸責的路數照方抓藥，把任務繼續分攤給鄉級乃至村一級。

於是乎，咱們就看到，上麵千條線，下麵一根針。所有的事務，都由村級組織來運作和完成。而村級組織，卻麵臨著巨大的困惑。一方麵，沒有司法權和必需的財政權，無法進行妥善的治理操作；另一方麵，改革開放以來抓大放小的路數，使得村級組織形同虛設。所謂的村民自治，到現在成了什麽模樣，眾所周知。

其實，以咱們熟悉的城市裏的社區自治，就可以看出來個端倪。到現在，居民委員會行使著業主委員會的指責，而社區業主大會和業委會的成立，即使在北京，也遭到類似建委等部門的百般阻撓，實際上就是對於民間組織能力及其對政權威脅的高度恐懼，以至於到現在，北京市2200多個社區裏，成立業主大會的也就是10%左右。

委府太清楚不過了，中國真正的民主，一定是來自最基層。王力雄的漸進式民主和袁劍的基層民主被他們解讀為破解中國土崩瓦解死結的唯一出路。但是這點，恰恰是我黨必須堅定不移斬盡殺絕的。實際上，為什麽要收拾法輪功？為什麽要嚴厲打擊傳銷？問題並不在於前者是不是邪教，後者是不是讓人傾家蕩產，而是二者以及所有被收拾的其他群體，都形成了一個脫離官方的自組織體係，可以進行社會資源的有效動員，而這種動員，隨時隨地可以轉化為政治資源的動員。這當然是讓我黨驚恐萬狀的了。尤其是，我黨現如今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如坐針氈，有著孫立平所謂“體製性拘謹”，草木皆兵，當然就不會、而且會節節攀升地不會讓民間形成任何自我組織體係。

由此，中國城市和農村基層的凋敝荒疏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在我蹭常凱的酒喝時，常兄談及，他對勞動合同法其實隻不過就是趕上了，實際上他非常關注的還是中國的社會機製。

而我以為，中國當局對於社會的遏製、絞殺、剪滅、屠戮等等，在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無所不用其極。

到現在，中國縣鄉級財政處於實際上破產狀態的有多少？有資料說已經達到了八成。

這也是我一直認為，人民幣不僅僅不應該升值，而應該貶值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

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我黨對整個社會的虧欠，像什麽社會保障啦、醫療衛生啦、教育啦、福利啦等等，那麽當然可以說，中國當局早就在財政上破產了。至於說中國當局在道德上的破產，從1969年時，就已經板上釘釘了。

如此，再來看洋鬼子找的那個經濟學家的說三道四，有什麽新鮮的？不就是早晚的事兒嘛。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