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紺弩冤案昭示的豈止是黃苗子們的齷齪

聶紺弩冤案昭示的豈止是黃苗子們的齷齪

                     2009年3月27日

何必

近日，《南方周末》刊發了一位作家的文章《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下簡稱《誰》），指出著名畫家黃苗子正是當年的“告密者”……（略。）

這幾天，有關聶紺弩冤案的事件風生水起。

隨著又一個曆史片段被揭示，國人又一次遭遇到了信念的摧毀。

讓咱們來看看相關的內容吧。

來自我收到的電子郵件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在美國的大學執教的王飛淩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白祖誠老現實發來了當局已經收回了的發表有關聶紺弩刑事檔案的文字。

（何必注，略。）

嘿嘿。

怎麽樣？看了這些，應該是什麽樣的心情？

聶紺弩冤案成為眾目睽睽之下的題材，其原因很是偶然，有著太多的巧合。一個聶紺弩的崇拜者，正好又具有能夠掌握聶紺弩案件所有文本文件查閱並據為己有職務便利，而且還敢於將如此內容公諸於眾。缺失了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這個冤案恐怕都難以真相大白。

當局之所以封殺如此內容，實在是做賊心虛呀。對陳年往事的追憶，竟然也會成為穩定壓倒一切的對手，如此說來，還有什麽不可以成為封殺對象呢？這也怪不得，網絡上草泥馬文字的無處不在與甚囂塵上。杜光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是對文化專製主義無可奈何的反抗。本來嘛，當局背負著太多的曆史債務，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災害幾千萬死亡者、文革、1989年事件……到現在，當局為哪一個心悅誠服鄭重其事地表示道歉和悔過自新來著？也因此，與星羅棋布各式各樣的事件一樣，聶紺弩事件也可以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因此如此內容也被噤聲，在所難免吧。

而在這種偶然性很強的冤案被放到大庭廣眾之下的情況下，咱們也會思忖，到底還有多少鮮為人知的內幕沒有被揭露？又有多少讓人悲憤不已的冤情也許永遠被帶進了墳墓？現如今光鮮靚麗趾高氣揚的公共人物，哪一個不是惡貫滿盈？咱中國社會還有所謂德高望重威風八麵無所不能者的問題可能就是在於，老底還沒有被揭穿，或者知情人緘口不言？

這就是砸碎偶像的運動的一部分，是去偶像化的必要內容。按照騷人墨客給出的說辭，叫做消解神聖。在中國社會已經徹底迷失了信仰的大背景下，所有的圖騰都被拿來嬉笑怒罵，任何權威性都已經變得蒼白無力。“草泥馬”的流行，就是對公權力直截了當的汙言穢語吧。（我不知道看了“草泥馬”如此不脛而走，蕭功秦對我文字裏的髒話是不是還會那麽忍無可忍義憤填膺？）

看著形形色色的人物針對聶紺弩冤案的說三道四，我就很是啼笑皆非：洗洗睡吧，先看看自己是什麽模樣吧。

這就像郭跳跳對範跑跑指責上那樣，處於先天的劣勢。情境迥然不同耶。如果郭跳跳也在災區，並有與範跑跑截然相反的表現，那麽還可以勢均力敵。

同理，現在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對黃苗子對聶紺弩告密行為指手畫腳者，也還是哪兒涼快哪兒待著去吧。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如果那時候換了是指手畫腳者本人，又能夠怎麽樣呢？就能夠確保不比黃苗子們幹的更缺德？

中共人物當中，葉劍英就是最擅長告密的。

通看中共曆史，會發現其中告密無處不在。

順理成章，從小，咱們就是在告密文化下成長起來的。

狠都私字一閃念，換來的就是六親不認。家庭裏互相揭發，同床異夢。這比以鄰為壑可要好看多了吧。

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在家裏孩子們互相之間的告密，是家長管理的一種手段，更是孩子爭寵的方式。對於他人隱私權利的不屑一顧，表現出來就是告密。

獨生子女政策更是將這種禍害演繹到了極致。因為，獨生子女們幹脆可以向祖父母們告自己父母的密。

1983年嚴打，還找碴兒把俺給弄進去咧。

在圈（念去聲）兒（指勞教或勞改場所）裏，咱太知道告密會得到什麽樣的好處啦。

俺所在監舍的犯人頭目，就是個地地道道明火執仗的告密者，而且從來不為自己的告密有任何別扭。那是個上海籍老頭，家住景山東街。他告密到了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地步，以至於獄警知道他秘密匯報的內容真真假假，聽了他的告密，也不置可否。

這種人，在圈兒裏被稱之為“針兒爺”，就是紮針、打小報告者的意思。

我曾經被他多次告密。有一次正好趕上其他分場有犯人逃跑，所有犯人都不出工，獄警們夜以繼日地蹲守抓捕逃犯，而分管我們的獄警飽受了披星戴月風餐露宿之苦怒不可遏，聽了告密，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我就破口大罵，我不服，招致的當然是電棍的伺候，而且連續換了四次電池，到現在，我背上還留下了燙傷的痕跡。

為此，我閱讀了相關的書籍，從心理學上，認為告密者是屬於“心智發育不全”，來讓自己在監獄裏得到些許解脫。

最近因為“躲貓貓”事件而被人們關注的牢頭獄霸，其實都是“針兒爺”。看守所、監獄管理當局樂得有這樣的人為自己分擔工作量，於是乎，管理當局與牢頭獄霸有著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默契，管理當局對牢頭獄霸在監舍裏為非作歹的行為視而不見，換取後者對監舍秩序的維持，以及對其中任何風吹草動無時不刻的信息傳遞。這實際上是權力的延伸，管理當局將部分公權力交付給牢頭獄霸行使，以獲得管理者的清閑自在。

這種默契，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告密。

這還不算什麽。

勞教、勞改場（被看守所裏在押的人們稱之為“執行單位”）裏，每年都有固定的時間（在我所服刑的茶澱農場這個時間通常是安排在農閑季節），幾天當中犯人們什麽都不做，就是被關在監舍裏苦思冥想。

想什麽？

檢舉揭發其他人的罪行。

我所在的茶澱十分場二中隊，有個牢頭獄霸被判處七年徒刑。在如此例行活動當中，因為檢舉在社會上的他人所犯的罪行，立功受獎，被減刑三年。

減刑三年，差不多是他刑期的一半啦。

要知道，他已經到了執行單位，也就是說，他是不是檢舉他人，對他自己的定罪量刑沒有任何影響了。

而且，他所減的這三年，是要以那個（或者那些）被檢舉者的被檢舉行為得到偵破證實並判處最高可能是死刑的代價換來的。

知道中國警方的破案率是怎麽提高的麽？很大程度上，就是采取這種圈兒裏無人能夠躲避的大張旗鼓興師動眾的告密運動。

應該說，圈兒裏是展現社會最為肮髒醜陋齷齪醃臢的聖地。那裏集中的沒羞沒臊的告密風潮，很是能夠展示中國社會究竟是個什麽樣的性。

看了聶紺弩冤案，咱們還是先別忙著現在公開化的立場，還是應該捫心自問：我是不是個告密者？從心底裏，我對告密所換來的利益是不是垂涎欲滴？假如我也能夠用告密換來三年刑期的免除，我是不是也會如法炮製？在現如今的中國，有什麽樣的道德或者規範能夠抵禦、禁止乃至製裁告密者？中國現行的所有政策法規，有哪個不是對告密行為推波助瀾的？中國文化（如果還有的話）發展到現在，告密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品格，如此情況下，我們有什麽資格與氣力對在聶紺弩冤案當中狼心狗肺的黃苗子們說三道四呢？畢竟，這個國民性所致。在諸如三年自由那樣巨大的利益誘惑麵前，換了那些說三道四者本人，就能夠安之若素？

麵對聶紺弩冤案，咱們還是照照鏡子，或者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是什麽德行樣吧。別老是那麽站著說話不腰疼。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