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中改善就業其實很簡單——城市結構

經濟危機中改善就業其實很簡單——城市結構

                 2009年1月14日

何必

今年1月1日起，我國就業領域首部基本法律《就業促進法》正式施行……（略。）

經濟危機來咧。現在，對於咱們中國來說，最麻煩的就是就業了吧。北京市兩會上，有提議，建立什麽“學士後”，也就是讓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留在學校，幹溫家寶所謂的“見習”，由財政撥款，緩解就業壓力。這種建議，簡直不可理喻吧。

但是，就業形勢嚴峻，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可究竟如何緩解就業壓力呢？

其實，中國的城市結構本身就對就業產生著抑製作用。

相信很多人對這種說法感覺到很是匪夷所思或者新鮮。

不信，看看就知道了。

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和世界日報的相關報道。

（禁不住。；IE、）

而官方媒體也曾經對相關內容進行報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在中國的媒體的相關報道。

（何必注，略。）

詹奕嘉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崔之元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何必注，崔之元發來如此內容，意味著北京市並不是那麽混不講理，還是為北京的未來著想，看看，人家都把北京城市中心區遷移列入了議事日程。但是，崔之元曾經看過我傳播的我在央視做節目時對趙燕菁的采訪內容。當然，我不知道崔之元傳播如此內容是不是受到看了趙燕菁內容的影響。趙燕菁在2002年距離北京奧運會開幕還很有年頭時就言之鑿鑿地表明，從曆史以及中國周邊的比如日本與韓國的經驗看，無論是東京奧運會，還是漢城奧運會，抑或韓日世界杯，都表現出一個規律，那就是在大規模運動賽事之前，舉辦城市會有一個緣此的經濟增長高速期，一旦賽事完畢，經濟增長就會減緩乃至停滯，城市結構改善的機會將不複存在。北京城市中心區遷移，需要而且隻能在奧運會之前完成，此後絕無可能。而崔之元對北京市當局如此內容的讚頌，卻是根本不顧像趙燕菁那樣的“業內人士”的警告，太一往情深咧。）

（何必注，略。）

（何必注，怎麽樣？崔之元所發的內容還是洋洋灑灑應有盡有吧，涉及到了太多的領域。其中，城市規劃也算是一條主線吧。）

（何必注，略。）

（何必注，哈哈，良政、以人為本、勵精圖治……真是見仁見智啊。評功擺好真是拿手啊。順便說一句，清華好像成了新左派的大本營咧。汪暉、崔之元、王紹光、胡鞍鋼、張維為、曠新年……恐怕朱蘇力、強世功、錢理群、孔慶東們會非常為北大成為右派陣營而撮火吧。）

咱們再來看看詹奕嘉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無所不能的胡星鬥發來的相關內容。

轉發: 關注經濟公平、推行中派主義；全國哀悼日:中國領導層破天荒的舉動值得一讚；專訪胡星鬥；亞洲週刊1/6/2008關於四川地震的民生建議；專題報道：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預測；四川震後重建問題答記者問

（“胡星鬥中國問題學、民生經濟學”網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關注經濟公平、推行中派主義

——在拆遷問題與《征收法》立法研討會上的講話

（何必注，略。）

2006年，中國的官方媒體曾經有過如此內容。

（何必注，略。）

而去年的消息則也很耐人尋味。

（何必注，略。）

李昌平則把農民的組織化與城市穩定聯係起來。

（何必注，略。）

老周發來的參考材料。 

（何必注，略。）

為保護北京市乃至全中國的舊城建築、特別是私人產權而不遺餘力的華新民大姐發來的相關內容。

（何必注，略。）

交待了這麽多背景，再來看看2002年我在央視時所做的演播室訪談節目的內容吧。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結構對就業所產生的影響。

通過空間政策調整擴大就業

中央電視台商務電視“經濟視點”

中國宏觀經濟信息網

{經濟學家就事論理，解讀新聞與數字背後的含義。這次是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燕菁先生。}

（何必注，略。）

怎麽樣？

我曾經多次介紹過，趙燕菁認為，中國的戶籍製度實際上是國際上簽證製度的翻版，此言不虛吧。

趙燕菁的如此分析，實際上告訴我們，甭提什麽產業結構調整，甭提什麽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隻是將現有城市格局進行改變，就可以像變戲法兒似的憑空多出就業崗位來。

我當時在央視所做的節目，是與中國宏觀經濟基金會合作，而合作方就是該基金會的常務秘書長王建、以及楊大侃。王建之所以介紹趙燕菁加入，就是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是線性而平麵地思考問題，太缺乏像趙燕菁這樣能夠從空間角度解析經濟形勢的視角了。

實際上，上麵秦暉所做的分析，也沒有真正從城市規劃以及城市結構角度來涉及問題的實質。這就是現在中國的專家學者的局限性所在。

前麵也曾經就崔之元所發北京市已經將城市中心區遷移列入議事日程的內容作了評述。實際上，趙燕菁在城市結構對土地價格、對城市競爭力、對曆史名城保護、對就業等等，都有著讓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與結論。

不過，就像趙燕菁在我的節目裏所說的那樣，他作為中國曆史名城保護研究所的所長，很可能是最後一任，他的同事甚至建議組織類似三峽工程開工之前的三峽告別遊那樣的北京胡同遊，向即將消失的文物進行訣別。

趙燕菁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與建議，但是，他告訴我，北京市非常反感他。

為什麽？

因為他主張保護北京的四合院。而這正是北京市官員所咬牙切齒的。貪官汙吏們急於通過房地產開發中飽私囊加官進爵，如果不能大興土木，則阻礙了升官發財。

現如今，從最高層一直到普羅大眾，誰會為未來著想？誰會為什麽民族利益考慮？那還不都是扯蛋的事？

去年，廣州“土樓公舍”引發了巨大的爭議。該建築10月3日在美國紐約的庫伯-休伊特國家設計博物館個展開幕式上，“土樓——中國的低收入住宅”被單獨展出後，《紐約時報》刊發長文，稱讚“建築創造力的爆發已經從宏偉的奧運會場館、光鮮的辦公大樓延伸到了低收入住宅，這足以讓美國人稱羨不已，因為整整一代美國人都沒有將公共住在作為一個嚴肅的話題來反思了”。可是，人們卻發現，這個在去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福建土樓式的針對低收入群體而設計的建築，並沒有入住低收入人群，而悉數為白領階層所盤踞。這讓設計者以及開發商頭痛不已，太有違讓低收入群體有居住的尊嚴的初衷了。

全世界對於住宅的貧富分化都諱莫如深，但是，唯獨在中國，從政府、開發商到大學裏的建築學教授以及普通市民，花園洋房、封閉小區、貧富分居，幾乎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所有中國人共同宣揚和向往的居住理想。

這個例子非常突出地說明，在中國，公共性建築物是何等的稀缺，公共空間的缺失，則讓趙燕菁的喋喋不休成為空中樓閣。

這也是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強調，中國真正缺失的，是公共性的緣故。換句話說，在中國，根本沒有什麽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物件，無論是公共空間，還是公共文化，抑或公共財政、公共選擇、公共道德、公共價值、公共意識，以及什麽公共建築、公共財產、公共交通……我們能夠看到具有公共性最為突出的勞什子，就是公共場所，它的臭不可聞，就是中國公共性的最好表征。

趙燕菁分析說，無需幹什麽別的，隻要把中國學習地廣人稀的前蘇聯那種大廣場大綠地寬馬路的思路調整一下，將各式各樣的大院或十字或井字之類的切割開來，就會平抑地價，而且產生出就業崗位來。

如果在公共性的視野下來考察，問題馬上就出來了。中南海是公共的麽？要不然咱切丫挺的一家夥？這是可能的麽？

還甭說別的。趙燕菁同樣在我的節目裏，涉及到了城市房地產的“影子價格”概念，舉例說天安門廣場就是個“影子價格”的典型，因為那個價格隻可能是理論上的，現實當中不可能被賣掉。這話沒有什麽問題吧？結果節目被斃掉了，因為他拿天安門廣場舉例了。換句話說，天安門廣場是不可以用作如此例子的。

再考慮到我前麵引述的有關強製性征地拆遷的內容，切割大院的設想就更是空中樓閣了吧。

昨天，崔之元發來汶川地震後有關三川異地重建問題的內容，老專家痛心疾首地上述溫家寶，直陳異地重建的弊端，溫家寶也做了長篇批示，但四川省委府根本不理睬溫家寶那一套，照樣進行異地重建規劃，並且借此向中央財政要錢。

溫家寶連個汶川都搞不定，就別說北京市的各個王府啦。不信，讓中南海率先垂範讓出新華門、讓公安部讓出天安門廣場東側的院落、讓中央軍委讓出木樨地大樓、讓鐵道部讓出木樨地大院、讓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交通部、國防部、財政部、發改委、稅務總局、質檢總局、衛生部、教育部、工信部、人保部、文化部、等等、以及民主黨派與全國工商聯總部都讓出在北京市中心的位置來，或者咱們幹脆按照趙燕菁的路數，切割雜種的，看看是不是可能？

沒戲！

經濟危機當中，中國的就業成為大事。人保部長人模狗樣地說就業成為重中之重，那隻不過是丫挺的在為自己爭權奪利，就業問題得到了重視，人保部貪官汙吏中飽私囊的機會才會源源不斷。對他們丫來說，照樣揮金如土，才不會管什麽失業問題呢。

實際上，歐美國家各式各樣的機構，很少有用院牆包圍起來的，甚至連大學的各個樓宇之間都屬於城市的公共空間，行人可以隨便穿行停歇。看看中國的狀況吧。哪怕就是個家屬院，也是高牆聳立。這一個個院落，是對公共性的絕妙諷刺，更是對就業的無情貶抑。

改變城市結構就可以改善就業狀況，說得很輕而易舉吧。實際情況呢？

啊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