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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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價就是這麽被推高的

(2023-01-09 00:30:10) 下一個

北京房價就是這麽被推高的

                                2006年11月25日

何必

被地產業熱炒了一年的廣渠路36號地24日終於正式招標……(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這次地王掛牌出讓,早就引起了社會上廣泛的關注,人們都在猜測,這塊地到底會以什麽樣的價格成交,未來的產品形態會怎麽樣?到底能賣多少錢?是否會影響周邊的樓市?究竟能給購房人帶來什麽?……

特別是,這個地塊推出的時間是個非常敏感的階段。最新的數據表明,北京市的房屋價格上漲已經在全國名列前茅。雖然與之相伴的還有深圳,但由於北京市的政治地位、城市規模、輿論環境等等,使得北京的這種價格走勢愈發顯示出曲高和寡特立獨行。

自從國家對全國房地產市場實施宏觀調控以來,全國各地的房價變化趨勢並不統一。這次引發宏觀調控的上海市,隨著陳良宇的去職,韓正代理市委書記,完成了一次真刀真槍近乎肉搏戰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廝殺,到現在鹿死誰手還難見分曉,高層各派在勢力範圍的角逐當中很是血腥,而階段性的成效來看,上海的房屋價格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可與上海等地如此情況相反的是,北京的房價卻依然保持著快速上升的勢頭,漲幅已經躍居全國第一位,讓全國看到,在最高委府以房地產市場開刀的情況下,在最高委府眼皮底下的北京房價卻根本沒有任何下降的趨勢,反而像中了魔似的一個勁兒地竄升,給最高委府點子顏色看看。

雖然北京方麵表示,一直嚴格按照最高委府的精神實施宏觀調控,但結果表明,這種政策實施的效果卻與最高委府的精神與原則背道而馳。盡管北京市方麵列出了種種理由,比如土地供應量、真實的市場供求狀況、購買力等等因素,卻難以掩蓋北京市取代上海而成為全國房地產領域裏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的發展態勢,比起毛澤東時代的彭真當作北京市長的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北京的房價快速上漲,引起了社會上的恐慌。媒體早就將這種房價飛速上漲的現象評論作已經決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房價的快速增長,使得全社會都麵臨著財富快速集中到官商勾結的房地產領域當中的大亨手中的嚴峻局勢,加劇了貧富差距和官員腐敗,擴大著社會不公,侵吞著越來越多的國民財產,並且使房價高速上漲的地方的地區競爭力和生活品質產生了相應的迅速下降,並且不斷逼進社會安定的底線,成就著製造、蘊育、爆發、擴散社會動蕩的巨大因素,而且還因之使全社會都處於火山口上,麵臨著千鈞一發的急切情勢。

於是,這次新地王的掛牌出讓,就顯得不同凡響。

雖然,這塊地采用了掛牌招標的方式,從形式上看似乎符合2004年“831”大限後的政策要求,但是,我們從這次出讓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些許耐人尋味之處。

最近鬧得很紅火的是,溫州的個人合作建房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效,個人合作建房者取得了一塊土地。這好像給全國的個人合作建房鼓吹倡導乃至身體力行者打了一針嗎啡般的歡欣鼓舞彈冠相慶,似乎個人合作建房的中國將會蔓延開來,成為高房價的休止符。媒體趕緊找到全國個人合作建房嚷嚷最凶而且也算是最早發起者之一的北京合作建房實施者於淩罡,把這麽個不甘寂寞的家夥從塵土中再拉出來,狠狠地過了一把異想天開的癮。

我一向認為,於淩罡的個人合作建房不可能成功,除了這是對現代分工原則的反動,而且房地產領域由於其太多的官商勾結,已經使其經濟和政治門檻高到了遠非一般財富擁有者可以問津的程度,動輒幾十億元的進入標準,排斥了太多的社會資源,使得房地產越來越成為巨資富豪們才能光顧的遊戲。

溫州的成功模式並不能複製,道理很簡單,溫州是中國當代私營經濟的搖籃和勝地,那裏的公有製經濟幾乎蕩然無存,由於改革開放之前該地區位於對敵前線,所有的重工業都沒有沾染,這種曆史上的陰錯陽差倒成就了溫州的輕裝前進和私營經濟的活力四射。溫州模式在現代中國發展史上的地位無可替代,具體到房地產領域,溫州模式也同樣有著強民間弱政府的特色,而這也造成其他任何地方與溫州隻能形同陌路。

因此,於淩罡在北京的嚐試最終隻能變形為團體購買的方式來壓低房價,而不會實在地取得土地自主開發。

通過招拍掛取代協議方式出讓城市土地,這在客觀上的確推高了土地價格,並使得整個房屋成品價格水漲船高。表麵上看,招拍掛出讓方式屏蔽了協議出讓當中無處不在的私下交易和腐敗行為產生的機會,但由於招拍掛的產生過程缺乏對於權力的監管,使得新的方式依然充滿了變數,更是讓所有參與者都在玄機重重的雷區中全程灰暗化和交易的私下化;同時,這種方式在價高者得的原則當中,把城市土地當作是可以完全市場化的商品進行拍賣,形成了地方委府與開發商之間的討價還價,卻將全社會都摒棄的交易成果之外,卻要為此承擔房價上漲的代價,演繹了現實版本的負麵外部性的陰魂不散。

這次新地王的出讓,使我們看到了更加奇怪的一幕,那就是這種掛牌並不是按照價高者得的方式,而是攙雜進去了更多的考量標準,使得出讓評價體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投標價格、付款進度、資質業績、開發理念和方案說明、綜合印象,這五個因素加入到了掛牌出讓的考量體係當中。除了價高者得原則下的投標價格之外,另外四個因素,都明顯地具有著主觀性質,也就是說,如何評價取決於出讓方的主觀評價。在目前潛規則橫行的情況下,所有的指標都會變遷為巧立名目設尋租的手段。

比如,付款進度會讓地方委府成為更加強勢的利益集團;資金業績則必然導致新的造假販私;開發理念和方案說明會強化委府角色的多元化收益、亦即既當裁判員有當運動員的贏家通吃的狀況;至於綜合印象,眾所周知會是個什麽樣的貨色,在根本沒有權力製衡機製的狀況下,參與者要想獲得最佳印象得分,舍不得出血搞得越來越多的相關官員注定是死路一條。

由是我們看到,麵對各方對於北京房價飛速上漲的質疑,官方就能夠搞出這麽個掛牌出讓的新體係,而最終結果應該不是價高者得,而是綜合評價最佳者得。而這是什麽?當去除掉了價高者得的唯一性之後,政治權力在如此交易當中的重要性也快速擴充,其他諸項元素的涉入,極大地拓展了官員們貪贓枉法的牟利空間。

可想而知的是,這部分投入比起價高者得的投入會更大,而如此,這些投入都必將轉化為房屋建設成本,體現在房屋的出售價格上。

如此,北京的房價就這麽被再一次在公平合理的名義下推向新的高度。

如此,我們也看到,無論什麽改革,都演化為官商勾結魚肉國民的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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