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討論中國大陸什麽地方的人最壞？

能否討論中國大陸什麽地方的人最壞？

                       2006年11月9日

何必

……專家告訴記者，綜合各種因素大力發展公交係統才是解決北京交通困境的一大出路……（略。）

看看，中非論壇期間那麽點子錯峰出行的效果，現在被各方當作是救命稻草，死死抓住不放，好像這錯峰出行就是個能夠拯救行將崩潰的秩序的靈丹妙藥。

這幾天，我也是就此大放厥詞，說了不少內容，我自己都嫌煩了。看著媒體抱住錯峰上下班這個掛一漏萬的亮點，咬定青山不放鬆，大有不弄出個子醜寅卯來不罷休的架式。媒體如此，我有什麽可煩的？不就是繼續喋喋不休嘛。

說錯峰出行製度設計思路上必須經過廣泛聽取社會上各方麵的意見，必須考慮到論壇期間其他共存的管製措施，必須經過科學論證等等，這些都是老生常談；而將中國、以及北京的道路交通狀況與國外比較，這也不是什麽新鮮事。

其實，我們在熱火朝天地討論錯峰出行問題時，往往還是固守著經濟學本身一直存在的見物不見人的弊端。該報道中那個專家認為，如果在道路壓力突破極限的情況下，錯峰出行就無關痛癢，隻能或者拓寬道路或者限製機動車數量；而在此前一天該節目有關錯峰出行的報道中，另一個專家介紹，日本、墨西哥等國家的城市機動車保有量比北京要多，但交通也沒有那般擁擠，所以北京還是有改善的餘地的。

這種比較，和聽起來似是而非的說辭，在嚴酷的現實麵前，讓人無所適從。

不錯，北京的機動車保有量比起國外很多城市來還差得遠。但為什麽北京的道路卻如此無可挽回呢？

我們光是比較了道路密度、機動車保有量、行駛速度、存量增量等等，卻忽視了一個最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中國、具體到本話題就是北京的機動車都是由一群什麽樣的人在駕駛著。

平常開車上路，麵對各式各樣的流氓駕駛，活脫脫會把一個哪怕是非常德高望重或謹小慎微的人變成魔鬼。

城市道路，是一個地地道道貨真價實的公共空間。與比如電影院、圖書館、公園、酒店等公共空間不同的是，城市道路具有極強的兼容性，或者具備公共品當中最為單純和顯著的非排他性，無論貧富長幼男女強弱，在道路上都化為一個幹幹淨淨的交通主體，除非是那些在車身上明顯標注特權的軍警高官使館牌照者外，待在機動車裏麵無法表征出任何社會地位、身份、成就，隻能摩肩接踵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不管是豪華的還是寒酸的，盡皆如此。

由是，道路上的貧富差距應該是最不明顯的，而這也給道路上各色人等的自我定位和觀照形成了必然的錯位。優雅的白領被齷齪的貨車擠壓了，不可一世的官員被搬家公司車輛別了，私法掌握者被黑車有眼無珠欺負了，國賓車隊被未諳世事的外地進京車輛攔截超越了……如此這般，怎不叫人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

我身邊有些平素完全淑女君子者，一旦上路也不得不沾染惡劣的“車脾氣”，淪落到車匪路霸的檔次，凸顯著公共空間就是注定被邊緣化貧困化垃圾化的趨勢。

所以，看著一個個開著車風馳電掣的男女老少們，心裏實在感覺就是一個個氣急敗壞的殺手，至少在此時此刻心中充滿了對社會的不滿和憤恨。

非但如此，平常裏因為這種事所帶來的麻煩也很是有趣。

我在《城市》裏的一個同事，是個現在戶口還在山西的男性主編，他所把握的組裏盡是弄些個女將們供自己養眼，MSN上將自己封為“竇各莊員外”，意指在竇各莊擁有一處自己的房產，並且也具有著充當員外的身心渴望，頗有權力的意念。

這個主編平常顯得溫文爾雅，可開起車來卻就汙言穢語，並時不常發起脾氣與其他車輛叫勁。如果被堵在路上，經常會騷擾北京的交通事故報警電話（122），責問對方是怎麽管理道路交通的？為什麽會有那麽多小麵包車跑到主路最內側車道上來？紅綠燈設置為什麽如此不近人情？等等。

11月7日上午忿忿不平地到了辦公室，講述了他所開的車在方莊停放時被他人的車輛刮蹭的經過，咬牙切齒地談起了那個刮蹭他車的對方究竟多麽不是個東西。後來他說要將這個經過記錄下來，並讓我發到博客上，供眾人品評。

遭遇北京胡同串子

（何必注，略。）

（順便說一句，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我就從被尊稱為“潘老師”簡化為“潘老”，叫得我如今越來越滄桑，總是在泡妞時因為模樣罪而屢屢吃虧。）

聽了這個主編的講述，我就認為他太麵了，對付流氓就應該采用流氓的辦法，可以報警，可以動粗，可以不擇手段。

該主編問我，是否可以做一個揭露老北京人的醜惡嘴臉的節目，我說這恐怕不行，很難通過審查，畢竟是個犯眾怒的區域，傳統媒體是不會有人敢於如此忤逆違抗宣傳紀律挑撥社會關係的。

我並不是個老北京，現在我的戶口本上的籍貫是“江蘇宜興”。我對該主編介紹，文革前後所謂的北京人大體上是三種人，其一是刮蹭他車的那類北京人，屬於老北京，這些人大都是土著得沒有經曆過什麽世麵（比如戰爭或者走南闖北），最典型的就是天橋龍須溝一帶的胡同串子；另一類是機關大院裏的人，還有就是像王朔那類部隊大院裏的人。

與老北京打交道的確很讓人頭疼。人們常說，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也算是從地域上區分人群行為乃至職業特征的一種流傳。

其實，很久以前我們就有了按照地域來區分人群特征，並借此基點與人打交道的心理底線和物質基礎。

在那個主編的手下，就曾經有過恬不知恥口是心非胡說八道裝腔作勢自以為是裝瘋賣傻的來京記者，令人不勝其煩，更是讓我印證了我此前對一些地域人士的反感。

其實，有件事我不說對方也得說，不如也在這裏索性一並抖摟吧。

也是11月7日下午，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是武漢晨報的記者，從《中國青年》彭明榜那裏知道了我的電話號碼，找到我，說最近清華大學有一個學生因為考試成績等問題，突然出走消失，他們報社花了很大氣力在全國各地尋找，雖然找到，但對方不想接受采訪；報社認為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曆，後來經過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困境，希望能夠就此采訪我。我當即回答，我對這類采訪沒有興趣，如果想找這樣的事例可以找別人。對方回答並不會占用我太多時間，可以等著我忙完了自己的事後花個十幾分鍾就可以。我讓對方次日（11月8日）再打電話。我想著，武漢那是個什麽地方？九頭鳥啊。那裏的人也不是好惹的嘛。

次日上午，我剛剛到辦公室，打開電腦，與同事打了招呼，那個武漢晨報的記者不請自來，就到了辦公室裏。

我再次聽了他的意圖，然後直截了當地表示，我認為他們的做法很無聊，是一種炒作。一來，這個學生是否繼續讀書，那是他自己的選擇，外界不應該對此橫加幹預或者指指點點。二來，媒體總是自以為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具有天然道德優越感的位置，對公民個人的行為進行裁判，這絕非媒體的功能。三來，如果這個學生不是清華的，而是比如湖北武漢甚至十堰荊州黃石等什麽地方一所不為人知的高等院校，那麽報紙還會花那麽大的力氣去全國尋找嗎？正是因為有了清華的名頭，才給了如此炒作帶來了空間，而客觀上和結果上，該學生也就為了這種炒作付出了更大的代價。（那個記者介紹，該學生的父母是靠拾荒來供養其上大學，我回答這並不使問題的性質有任何改變。）

我對那個年輕氣盛意氣風發的記者說，當天正好是記者節。我們在為媒體的發達而慶幸之際，卻無時不刻在崇尚和動用著媒體暴力，用媒體的力量標榜自身的存在，並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進行侵害。（他提起我被媒體侵害的經曆，我拒絕就此發表評論。）事實上，每個人的墓碑下埋藏著一部完整的曆史，這就是說，不能以任何個人的生活經曆無法比照其他人，每個人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能一模一樣。報社試圖以找尋過來人並比對經曆的方式給那個學生以參照的做法本身就有著很大的問題。我希望能夠給那個學生一個不受打擾的個人空間，讓他自己去思索去揣摩去度量去選擇，而不是被媒體強迫在大庭廣眾之下承擔過多的個人和家庭以外的子虛烏有的責任，成為公共選擇中的犧牲品。要知道，這是他的權利，而不是作為社會構成的我們之輩的施舍和恩賜。

最後，這個記者問我是否可以為我拍照，我回答說不行。

這是個連名片都沒帶就出來采訪的記者。

湖北人果然了得。我相信，無論我說了什麽，阻撓不了武漢晨報繼續逮著那個可憐的學生不撒嘴，繼續將其行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供人品評玩味，借滿足公眾好奇心的理由實現自身吸引讀者進而完成類似廣告等的商業化運作。

雖然我不同意，但現實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當然就更不可能以我的意誌有任何風吹草動。

這就是與時俱進裏的中國。

《解放日報》5月20日報道，現任博鼇亞洲論壇秘書長的龍永圖於2004年6月3日受邀參加了在意大利舉行的彼得伯格秘密會議（據其本人透露）。據說他是第一個參加該會議的中國人和東方人。會議範圍很小，參加者都是西方政治經濟界“大腕”，有美前國務卿基辛格、洛克菲勒家族成員大衛•洛克菲勒和菲亞特老總阿涅科。在這個被稱為“西方秘密俱樂部”的會議上，龍永圖就中國經濟的問題作了“長時間”發言，他講到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力量：一個是改革的力量：另一個是市場力量；第三個是全球化的力量。他的發言立即引起轟動，“他們對我的講話反映特別好！散會之後，吃午飯的時候，很多人都過來和我交流。”龍如此說。龍並不覺得是他個人魅力使然，他認為更重要的是西方已經意識到崛起的中國力量不可忽視，因此，“他們不得不關注我們”。

曾幾何時，中國大地上湧現出對於河南人的擠兌、數落、譏諷和排斥。窮山惡水出刁民，河南人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惡的化身。

現在，對河南人的不滿和歧視少了許多。這是我們的社會進步了？文明程度提高了？

前不久，我寫的那篇“當今世界還有比中國人更壞的嗎？”在網上甫一登出，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現在網絡上轉載得很多（用搜索工具簡單查詢就可以知道）。寫那些文字時我還擔心那可能會招致網民大罵，不成想卻博得了廣泛的共鳴。（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上哪兒的人又是最壞的呢？

想當初，有河南人煞有介事地發問，到底是誰在妖魔化河南人，對著河南人的為非作歹視若無睹，卻擺出一副蒙怨受屈的姿態，試圖為河南人奪回道義製高點。但嚴酷的事實卻無情地鞭笞著如此詰難，成就著河南人在恥辱柱上牢不可破的位置。

現如今對於河南人的非議的減少，並不是河南人有所收斂，（我的同事在剛剛過去的國慶節期間前往河南旅遊，整個行程自始至終都充滿了河南人的坑蒙拐騙，讓他和同行者對河南人的行徑刻骨銘心。）也不是什麽社會更加寬容和諧，而是格雷欣效應的完美體現，是劣幣驅逐良幣的表現。簡言之，不是河南人變好了，而是其他地方的人變壞了。

當中國大陸上的全體人們都不約而同向河南人看齊之際，對於河南人的評價自然會從負麵向正常轉化。

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渡過了萬眾一心將河南人妖魔化的曆程，眾誌成城地與曾經作為對立麵的河南人休戚與共攜手同心與時俱進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而這個境界就是，全世界都在妖魔化中國人。

換言之，現在最壞的（不考慮語義學上的最高級形態），不止是河南人，而是全體中國人。

所以，討論中國到底什麽地方的人最壞，在當下的情景之中，竟然會搖身一變成為了偽問題了。

這應該是我們欣喜還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