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現在吃剩飯族的前輩

我算是現在吃剩飯族的前輩

                                 2006年11月3日

何必

北京的一些美食廣場，專有一些人，穿著得體但專吃別人的剩飯吃，他們就是活躍在大排擋的“吃剩飯一族”……（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這裏說的是北京出現的專門的吃剩飯族。對此，媒體也給予過比較多的關注和討論。《北京晨報》以“‘吃剩飯族’紮根美食城”為題，記述了這個族群的特征與方式：用餐高峰來20多人，“吃剩飯族”成員均為男性，穿著普通；跟服務員搶奪剩飯，吃剩飯有三部曲：待機、尋找、落座；記者調查，午餐晚餐都來蹭飯，他們每頓連吃帶轉兩個小時，食量驚人，麵色紅潤；吃剩飯族有三類人（家庭貧困者、外地流浪者、外來打工者），他們都認為吃剩飯避免了浪費，雖然丟人，但理直氣壯；吃飯經驗：盯緊女食客；食客態度：大多數認為不影響就餐；商城說法：無法去禁止，管理難度大；吃剩飯族：什麽都好，就是太丟人；記者手記：剩飯讓人越吃越懶。

媒體還有評論，“吃剩飯族”與“剩飯族”相映成“痛”，認為吃剩飯族是不勞而獲，犧牲自己的人格尊嚴，剩飯族任意浪費糧食，是奢侈主義的延伸，兩者都應該收到譴責。

也有評論認為，“京城排擋出現‘吃剩飯族’放過他們吧”，呼籲“請先別把管理的手伸得太長，給‘吃剩飯族’一點生存空間吧”；也有評論說，“吃剩飯族”背後是救濟機製缺失。

而4月25日《華夏時報》調查，一個工地有兩成人吃剩飯生活。

本周二，清華大學傳播學院訪問學者、鳳凰衛視評論員曹景行讓我所供職的《城市》的製片人李峙冰和我到清華去給在讀研究生講電視新聞評論，我在那裏胡說八道中提到，目前在中國從事新聞（姑且不說是否有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工作實在是千古難逢的機遇，一方麵，當下的中國無奇不有，千奇百怪的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麵，各種不同的觀點共存著，很多觀點之間勢不兩立不共戴天，尖銳矛盾衝突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卻各說各話相安無事，昭示出現在的中國是非顛倒、正義公平蕩然無存的現狀。

本周三，央視科教頻道什麽欄目托人找我，希望能夠采訪我，談20多年前那段往事。我當時對那個中間人談到，那些陳芝麻爛穀子實在沒什麽新鮮的，說來說去就那麽點子事，算了吧。給回絕了。

其實，類似的經曆還有，2003年，央視《讀書時間》也想就那段事對我進行采訪，找了個編導對我軟磨硬泡，說那個事的當事人都已經采訪到，隻差我一個人。我倒是與其進行了電視製作方麵的討論，認為在20分鍾專題片的時長中安排約7個當事人的采訪，從技術上是不理想的。最後，我也沒有接受采訪，而這個編導後來卻經過我的介紹到我的在欄目中階段性工作來了。

現在看到那些吃剩飯族，我倒是很親切。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我自己就曾經是吃剩飯一族中的一分子。要是按照當時的情形，整個飯館裏就我一個人吃剩飯，還沒有形成一個族群，那麽，我也許可以算成是吃剩飯族的前輩當中的一員了。

那時候，被學校（當時的北京經濟學院、現首都經貿大學）轟出校門，並在我的檔案裏塞進去了不知道什麽亂七八糟的內容，致使我既無法繼續求學，又無法就業。

而那時，因為放著好好的大學不上非得弄出來什麽動靜，（雖然這不是我的故意或者主動，就像我對媒體說的，學校把我推到了那麽個事件當中，然後在當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形式下又以我成為事件的當事人把我轟了出來。）長輩斷絕了對我的經濟支持，導致我身無分文。

檔案轉到了街道辦事處，我前往央求給份能夠勉強糊口的活計，卻被告知，我當時的待遇與勞改釋放人員是一樣的。

（後來，好多方麵幫助我找工作，檔案七轉八轉的，結果就消失了，到現在我都不知道那份檔案究竟藏在哪個角落。）

雖然團中央和《中國青年》社多次做工作，但我上中學時寄居的姨媽家這時拒絕收留我，我沒轍，隻能流浪街頭。晚上到火車站候車室過夜，發高燒蜷縮在角落裏連續幾天滴水粒米未進，後來還是扶著牆到盥洗室喝了些自來水。最終，一個冬天深夜警察查票發現我不是乘客，用警棍打了我一頓，雖然最後在候車室裏幾乎全體旅客的聲討之中，這個警察的上司在現場向我致歉，但自此我還是不能再去那裏，寒冬臘月隻能在立交橋下麵坐著過夜。

那時，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住處，沒有飯吃，一切隻能靠朋友的周濟。那點子錢不知道要維持到猴年馬月，累積平均每天的開支為6分錢，在當時也就是北京一個2兩的火燒的價錢（不含糧票），不成為剩飯族就根本活不下去。

我戴著眼鏡給我帶來了不少的煩惱，（比如公交車上被人踩了認為是知識分子好欺負就毫無歉意），而這個時候卻幫了我，掩飾真實麵目，成為一個落魄的青年學生，坐在飯館裏人模狗樣地等，通常不會惹人注意，會等到剩飯。除非被飯館人員發現會被當作喪家犬一樣趕出來。

即使到了21世紀，我到的現在我的後續檔案所在街道辦事處，負責就業的人看我問失業人員狀況（我自始至終一直是失業登記人員，因為領取求職證還要交錢就不再辦理那個沒什麽用的證件了），連眼睛都不抬，仍給我一份髒兮兮不知道被多少人翻閱過的名錄，告訴我必須從其中挑選就業崗位服從排遣，並連續兩次被傭工方辭退才可以談失業人員進一步的安排。我一看，夜間看停車場，月薪300元；為飯館送菜，月薪280元……要知道，當時北京市的最低工資已經將近400元！

如果不幹，就不算城鎮登記失業人員，也就不會被納入中國官方有關失業率統計的有效射程，就根本不算是失業人員，就根本不會被有什麽社會保障。

到現在，我根本沒有過任何社會保障，不管是養老、醫療、失業，一概沒有。

這種製度安排，讓人怎麽活下去？

10月27日《北京晚報》發布消息，根據我國的國家貧困線，目前全國貧困人口約4800多萬人，（何必注，略。）

如果我不是習慣以寫作為生活方式，並借此糊口騙錢，現在的我，不也照樣會盡量正人君子地進入飯館等著嗟來些許殘羹剩飯？或者，如果有一日碰上天災人禍，赤身裸體麵臨各種凶險的我立即會遇到吃飯等基本生存困難，我不去吃剩飯，社會主義能管我？

所以，說剩飯族是否該受到非議，姑且不論。說吃剩飯族應該受到譴責，我實在覺得說這種話的人連起碼的良知都有問題；說應該給吃剩飯族放一馬，這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也讓我不以為然。

當今世界上，再富裕的國家也有失業者，也有乞丐。我在歐洲國家看到的，人們並沒有指責那些吃剩飯和延街乞討的人是什麽好逸惡勞，而是路過乞丐紛紛解囊。因此，包括吃剩飯在內的乞討現象並不為中國所獨有，怎麽到了中國就成了應該受到譴責的了？這也算是中國特色？在中國社會保障製度搖搖欲墜岌岌可危的當前，有什麽資格和理由去道貌岸然地以價值裁判員的姿態指手畫腳？

而且，從本質上說，目前中國社會，除了被西方人認為的那“500個家庭”之外，誰又不是在乞討呢？那些對著吃剩飯族們指指點點的仁人誌士騷人墨客們，自己又何嚐不是寄人籬下，就算在權力部門或者媒體當中，成天到晚也必須唯唯諾諾溜須拍馬看著上司的臉色行事，不敢有半點造次，為了些許來自官方的認可、表揚、賞賜、恩典感恩戴德涕淚橫流活脫脫一副奴才相？從這個意義上說，吃剩飯族比起那些搖唇鼓舌者來還算是正人君子多了，畢竟，他們敢於以自己的存在和行為實現自己的生活期待，而至少在吃剩飯這種行為方麵不會遮遮掩掩小心翼翼，不會口是心非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會為日益殘破的中國文過飾非歌功頌德，不會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不會將慘不忍睹的現實赤裸裸而恬不知恥地描述成日新月異令人欣喜若狂的人間天堂。

吃剩飯羞辱了誰？以我的經驗看，為了活命，我不得不去吃剩飯。雖然我會感到羞辱，但周圍（包括後來的媒體報道）都對我吃剩飯采取了寬容的態度。為什麽？因為羞辱的更多的並不是吃剩飯者本人，而是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

現在的話語權掌握者，一個個都腦滿腸肥想入非非，想當然地描摹安排著社會秩序和走向，對類似吃剩飯一族進行著道德判斷，而毫無人類最基本的憐憫和同情。這種精英政治製度下的社會存在，實在讓人為未來的中國生存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