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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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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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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殘缺

                          2006年10月17日

何必

……目前北京市正在西城等地區進行居家養老的試點,而政府則通過資助的形式來讓老人在家就能享受到養老院的服務……(略。)

這是一則典型的會議報道,而這種消息在點評時相對困難,畢竟,政策性解讀原本就是很枯燥的事情,何況這種規劃性質的預期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實現,也是個很難以確定的事。

媒體對於北京市如此規劃的報道,集中在比如公費醫療進入醫保,學生和沒有工作的老年人也要納入醫保範圍,等等。

其實,從這項規劃中我們就可以預見到,未來依然是個風雨飄搖動蕩不安的。從中國特色的官方文化之中,在設定上還是依靠所謂城鎮登記失業率而不單純是失業率來界定失業狀況,使得真實的失業率成為中國的一個幾乎沒有人能夠知道的核心機密或者幹脆是個連官方都一頭霧水的事務。目前,中國的就業每況愈下是個不爭的事實。單純拿城鎮登記失業人口,將城鎮中未作登記的失業人群排除在外,並且將占中國人口2/3的農村人口也排除出去,這種失業率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地球人都知道。而在此基礎上,將失業率進行控製,實際上還是個很簡單的事,比如控製城鎮失業登記比率就萬事大吉了。

那麽,中國的失業率到底是多少?從城鎮來說,非登記失業人群的數量到底有多大?包括那些下崗、非正規就業(相對而言也就是非正規失業)、間歇性失業等人數是多少?不符合失業登記標準的失業人數又是多少?這是個永遠也搞不清楚的謎。人們費盡心思從其他各種數據中進行推算,得出五花八門的結論,而城鎮失業率應該達到兩位數;從農村來看,農村剩餘勞動力狀況以及農民工都不在當下的統計口徑當中,當然會給中國的就業狀況增光添彩,可事實上,按照坊間對於農村勞動力就業狀況的分析,並加上城鎮失業人口,那麽中國的真實失業率應該在20%到25%。

而國際上的失業警戒線是多少?10%。這個警戒線意味著什麽?如果超越了這個警戒線,社會將發生動蕩,人們為了生存所做的努力將由於集體的非理性而變異。這也是中國官方別有用心非要在失業率前麵冠以城鎮登記的用心所在。

而這個發布會上,針對北京日益嚴重人口老齡化,也做出了安排。適逢博克中國本月28日要舉行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保障方麵的座談會,吩咐我出席並發言,所以也就按照命題作文的方式胡說八道幾句。

反正說好了說壞了都有問題。從2003年底到現在,我是每天必定寫一篇稿子,成全我那口無遮攔逮著什麽就開罵的生活方式,風雨無阻。可人們也許會發現,博克中國上沒有我昨天的稿子,其實,我在昨天上午9時許就上傳了我寫的有關三峽工程的稿子,還沒到中午,網站主編以“文章刪除”為主題發來郵件,說按照“上級要求”此稿件被刪除,希望我能理解。我回複很簡單:理解。不理解又能怎麽樣?這應該不是網站的事,而是其“上級”的克盡職守,也折射出目前中國的輿論環境,也真是讓人看到了希望。

其實,說就業、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保障,與我都是如此密切相關卻相去甚遠。到現在,除了上大學頭一年我享受過公費醫療之外,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無論是失業、醫療、住房、養老,還是比如無處不在的凶險,我都隻能是赤身裸體迎接隨時可能出現的災變,沒有任何來自外界的力量和製度保障。2001年我到挪威,取得了超過三個月的居住權,也因此得到了由官方承擔的醫療保障服務的資格,如果我生病,由挪威政府負擔全部的醫藥費用。這是不是很諷刺?我是個中國人,中國不給我任何社會保障,隻因為在挪威居留超過三個月,就由挪威政府為我的健康買單。

隨著年齡的增加,我的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各種隱患越來越多地浮現出來,而我此前人生經曆當中太多的故事和超出一般人的折磨,如今開始接二連三地顯現出來。1998年我的腰疼病發作,醫生看了我腰脊椎的片子後斷定,我是個接近60歲的人。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從生理上說,我也是老齡化人口中當之無愧的分子了?

在2004年10月13日召開的第四屆華裔老年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成為各國專家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中國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有1.3億,約占總人口的10.2%,據專家預測,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4.3億左右,占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國人民大學老年研究所所長鄔滄萍表示,目前中國即將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時期,人口老齡化將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麵臨多方麵的挑戰。中國要從加快經濟發展、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對加大老年人投入等多個方麵入手應對老齡化的挑戰。世界衛生組織的代表Alexandre Kalache在會上呼籲,現在已經到了計劃和拿出人口老齡化措施的關鍵時刻,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世界性的,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根據2004年中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04年底中國大陸總人口是129988萬人,據此推算,2004年全國平均每天淨增2.08萬人。也就是說,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還是保持了正速度,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被人為因素大大扭曲了,致使從老齡化速度方麵看,法國用了11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中國用了多少年?僅僅18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警告,老齡化將壓低世界經濟增長:OECD勞工 事務分析專家雷蒙德•托裏斯表示,各國應當調整退休和雇傭製度,以適應人口老齡化。否則,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大幅下降,有些國家甚至可能麵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和稅率上升問題。他預測,到2020年,美國和英國60歲到64歲的人口將超過20歲到24歲的人口。加拿大和法國分別在2015年和2010年出現上述情況。而德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已開始出現這種情況。托裏斯說,如果不改革退休和雇傭製度,到203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可能從1970年到2000年間的2.2%下降到1.7%;日本的增長率可能從2.6%下降到0.7%,意大利可能從2.2%下降到0.8%。

上海市副市長周太彤坦言,“目前上海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國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為7%左右,而上海這一數據是19.58%,這意味著5個上海人中就有一個老人,而這一比重仍有上升趨勢。而19.58%的老齡化數字,已經與世界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日本“比肩”。不過,近年來上海經濟的迅速發展掩蓋了人口老齡化問題。未富先老、養老體係尚未成熟等個人和社會原因,使上海這個經濟發達城市遭遇新的挑戰。

如果按照OECD的預測,人口老齡化將會極大地影響經濟增長,而看其所預測的比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也就發生大幅度的下降。

但是與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因為,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低於7%,那麽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的問題就會大規模爆發出來,形成一發而不可收的局麵。

也就是說,人口老齡化對於中國社會來說,這一個快速飛奔而來的定時炸彈,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萬劫不複的災難。

我的朋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賓博士在參與完成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課題組《北京市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麵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研究報告》中指出,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家庭結構和穩定性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承擔傳統責任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戰,與家庭相關的社會問題明顯增多。這集中表現為:(1)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贍養壓力。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與近年來人口的快速老齡化,使中國家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家庭承擔其傳統的贍養老人的責任麵臨著巨大壓力。(2)婚姻和家庭的穩定性下降。婚姻和家庭的穩定性下降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變化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離婚率的持續升高在中國已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從1978年至2000年,中國每年的離婚數由17萬對增加至120多萬對,離婚率增高直接導致的一個現象是離婚式單親家庭的數量大幅度上升。(3)家庭暴力和青少年犯罪問題增加。近年來,家庭暴力和青少年犯罪問題在國內受到普遍的關注,雖然有關這些問題的研究目前尚處於起步階段,缺乏係統的數據,但一些研究顯示,在中國,家庭暴力,特別是以婦女為對象的暴力現象是一個具有很深文化根基的社會問題,目前在城鄉廣泛存在,並且有上升的趨勢。據估算,中國目前的家庭中有近34%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並且受害者以婦女、兒童和老人為主 ,而青少年犯罪的比例在中國的刑事案件中占到了70%以上。

從公共政策和社會政策方麵看,改革開放帶來的是政府全麵退出公共服務領域,而將越來越多的風險轉移給家庭承擔,中國社會政策方麵的治療補救性質(而不是積極的預防和投資性質),極大地摧殘了社會發展的正常機理、必要動力以及動態平衡,製度供給的嚴重不足形成了巨大的製度真空,在政府蛻變為強勢利益集團的同時,家庭已經不堪重負,使得中國家庭這個在全世界都豔羨不已的社會製度存在麵臨著崩潰解體的前景。

目前中國居高不下居民儲蓄率,實際上反襯出社會保障的潰不成軍,人們將財富從消費過程中沉澱下來,用於自我風險防範,形成了社會保障向家庭全麵移交這種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觀。公信力的蕩然無存,更是讓各種養老金製度幾近崩盤。

中國的社保資金賬戶一直處於空轉狀態,累計虧空已達8000億元,並且還在以每年1000億元的規模增加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針對中國目前養老金狀況,各界十分擔憂,並且也為坊間詬病已久。理查德•傑克遜尖銳指出,中國政府對養老金製度進行補貼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補貼不應該來自工薪稅,而應該從一般性的稅收中支付,將來新的養老金製度應該與個人之間建立更為直接的聯係,而且應該更加透明,否則人們會普遍認為是一種變相稅收,從而也會導致大規模的逃稅行為。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老齡化項目顧問周健工則指出,中國目前未能把個人帳戶做實也是令員工不滿的原因。從兩個層麵收來的費用存在政府同一個銀行帳戶裏,地方政府可以經常調用個人帳戶裏的資金以支付現有退休人員的福利。而後者的需求總額超過了社會互濟繳費和個人帳戶繳費的總和。因此,如今的個人養老金帳戶是“虛”的,所以才會右這麽多的企業和個人逃避交納個人養老金。

如果單純是這種現收現付,也還算是能夠讓我們謝天謝地的事情了。目前全國各地出現了各級委府挪用甚至官員個人侵吞社保資金的事件,並逐漸形成了社保金發案的高潮。

這次上海市委府動用社保金進行房地產等領域投資的行徑,也折射出中國社保金監管方麵的巨大漏洞。而其背後,則表現出中國權力製度的病入膏肓和無可救藥。沒有約束的權力出現如此後果當然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而在上海市委府經受了如此衝擊、市委書記去職後的9月29日,上海市社保方案出台並公諸於眾,更是給中國一刀切的社保標準體係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對中國大一統的統治方式形成了詬病,讓我們領略到,富裕地區是不是可以憑借著自己的富裕而提高社保水平,從而給國家的分崩離析製造製度性基礎和木已成舟的現實條件?

人口老齡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國際上飽受非議,而如此基本國策帶來的人口紅利年代的迅速消失,把中國推向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道路當中水深火熱的地步,未富先老的現實考驗著中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抵禦人口風險的底線,而各級委府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製度設計思路,更是在如此危在旦夕的局勢中火上澆油,在政府的權力及其相應的物質財富日益充裕豐盈之際,社會保障的岌岌可危則寫照著我們每個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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