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和傳統媒體以及聽證會無法解除信訪壓力

網絡和傳統媒體以及聽證會無法解除信訪壓力

                 2006年10月6日

何必

我國將建立完善的社會利益協調機製和信訪機製，並利用網絡、傳統媒體、聽證會等聽取意見……（略。）

後天，也就是10月8日，十六屆六中全會將要召開，各方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分析本次全會的議題和主旨，並試圖找出能夠見微知著的跡象，甚至影響會議；其中不排除與會者中故意放出風來試探民間反應的成分。這兩天，各大網站都在最顯眼的位置發布了本次全會要討論防範和抑製“特殊利益集團”的文字，凸顯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主題的旗幟鮮明。

但什麽是“特殊利益集團”？（按照劉軍寧的說法，中國現在根本就沒有利益集團，因為沒有利益集團產生的條件。姑且不從學理上討論利益集團的界定，為了討論方便，使用如此概念並無大礙。）這種概念本身就很模糊不清。任何利益集團都有其特殊性，相對於社會其他群體而言都可以是“特殊利益集團”。於是在此，我倒是傾向於孫立平的分類法，既將社會上的利益集團分作強勢和弱勢兩大類。

弱勢的利益集團應該不難區分，下崗工人、城市農民工、農村人口、城市低保人群、以及越來越貧困化的城市白領階層等等。

而強勢利益集團何許人也？在與時俱進的中國特色當中，就是各級地方政府。按照政府的定義，我們的各級政府基本上沒有合格的，統統淪為惟利是圖的急先鋒和權錢交易的核心角色。由此，才有了獨家或者寡頭壟斷的揮之不去，才有了基本品價格的水漲船高，才有了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越來越質次價高、供不應求和假冒偽劣。

本屆中央四中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法是兩年前的事情了。兩年來，國內形勢未見明顯改善，部分地區和領域還繼續惡化著。現在影響和諧社會的幾個核心因素不僅存在，而且比四中全會時還要嚴重。這些，從我們身邊房價、公用事業產品價格、教育醫療價格等的變化趨勢上就可以判斷出來，對本屆最高委府構成了直接的挑戰。中共十七大之前陳良宇被拿下，就是這種爭鬥的階段性公開化了的表現之一。

現在，宣傳上又將信訪機製拿出來說事，看上去要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把子力氣，讓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損者有個利益表達渠道，並建立相應的利益引導、疏導和保障機製。

看上去很美，確實如此。

說“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將在更高、更廣的選舉製度層次上得到體現”，好像現在我們已經在挺高、挺廣的層次上體係了自身的利益訴求，現在要做的隻不過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事了。這種說法大概也就是媒體上的白紙黑字本身有著擴充版麵的意義，連寫作者本人都不會相信這種八股而八卦的說法。

網上流傳拿毛澤東語錄對當下社會事務點評的內容。

越級上訪就是違法！ （河南省虞城縣沙集鄉村頭標語）

（何必注，略。）

媒體報道，近幾年，在工作日，常常有上千人來到北京各個政府機關上訪，期望能夠遇到現代包青天。這已經成為首都的一大政治風景——告禦狀。據估計，全國一年的信訪總量不少於500萬件，涉及上千萬個家庭；每年有幾十萬人到國家信訪局、全國人大信訪局、最高人民法院上訪。在北京有一個幾萬多人聚集的“上訪村”，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有冤情的農民和下崗工人，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又不能回家，就幹脆租房住下。

媒體報道，據國家信訪局的統計，2003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信訪量上升14％，省級隻上升0.1％，地極上升0.3％，而縣級反而下降了2.4％。另據報道，2004年，全國各級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信訪1373.6萬件（人）次，而各地赴京上訪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體上訪增加了73.6％。發動一兩次戰役式行動，不可能真正化解目前的“信訪洪流”。

這反應出什麽？基層已經出現政府徹底的失靈，政府在基層的公信力不複存在，國民對於地方公權力的信任度極度殘缺，越到自己身邊的政府機構越缺乏信任，這是多麽可怕的局麵。而最高當局的信訪部門對於洶湧澎湃的信訪大軍的冷漠和拒絕（媒體上此類報道甚多）也將上訪的人們殘存的信任化為烏有。

而各地派出專門的執法人員到北京的最高委府信訪部門周邊對本地上訪人員進行圍追堵截的報道，更是讓我們看到了地方上真實的社會情形。

那麽，為什麽會有如此勢不可擋的信訪洪流不約而同浮現在社會上並讓當局不勝其煩呢？這恐怕並非人們閑來無事。由於立場保守而日益被邊緣化的甘陽最近認為，中國改革25年來的巨大成就，不能簡單理解為僅僅隻是引入了市場機製和國外資本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國以往的社會主義福利和社會保障機製例如廉價的住房、醫療和教育以及退休金等製度都曾極大保護了中國普通民眾的“社會最低需要”。但晚近以來社會大眾的不安日益明顯而普遍，其原因恰恰在於近年來的許多宣傳和措施日益無視“社會最低需要”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在國企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上的教訓都在提醒我們現在是需要認真重新檢討的時候了。

讓網絡、傳統媒體、聽證會來充當信訪困難緩解者，恐怕這也隻能是一廂情願。

無論是網絡還是傳統媒體，在我們的社會製度當中都屬於意識形態範圍。中國入世的最後當口，麵對米國人的要挾，中國必須在媒體和金融兩個領域部門中開放一個，結果，中國舉世罕見地選擇了金融，而不開放媒體。要知道，金融開放在全世界近200個國家中隻有區區30個國家如此作為，因為金融牽涉到主權國家的經濟命脈，連那些自由主義叫囂最凶的資本主義國家都鮮有開門的。中國並不是不知道金融開放對國家以及國民的安全意味著什麽，隻能看，在媒體和金融兩個領域當中，兩害相較擇其輕，也就是說，開放金融的風險要比開放媒體的風險小，如此就可以知道，網絡和傳統媒體的政治經濟屬性了。

靠了這樣被官方死死把握的（網絡和傳統）媒體，能夠成為國民利益表達渠道，並形成利益引導和保障機製，這恐怕是個徹頭徹尾的天方夜譚。

2005年10月18號法新社巴黎消息：此間的國際新聞自由組織記者無國界星期四發表2005年度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在這份報告所列出的167國家和地區中，新聞自由程度排名前十位的國家是丹麥、芬蘭等十個歐洲國家；後十位依次是越南、中國、尼泊爾等。朝鮮再次名列倒數第一。該報告表示，從總體上來看，新聞自由在西方國家有所退步；在伊拉克，不但沒能取得進展，甚至有所惡化；而在一些新近獨立或自由的國家則有所進步。

再來看網上流傳的毛澤東點評。

（何必注，略。）

至於說聽證會，自從這個詞匯由於2002年春運鐵道部召開價格聽證會以來，逐漸為國民所知曉，並且成為漲價的代名詞，逢聽必漲，以至於人們聽到要召開聽證會，就認為什麽玩意兒又要漲價了，將聽證會與涉及千百萬消費者切身利益的物品和服務的價格聯係起來，這也算是中國特色了。

賈西津在“北京出租車調價聽證會質疑”一文中指出，聽證，原意是在剝奪一個人基本權利之前必須聽取當事人意見的一種“程序正義”，現在作為權力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民主決策的方式，其核心含義是在決策前對決策可能不利的相關者“充分聽取意見”。因而，行政決策聽證的製度意義在於四點：第一，在做出有關決策之前；第二，是“充分聽取意見”的過程；第三，聽取的是“利害關係人”（當事人）的意見；第四，特別要聽取的是政策“不利”方的意見。

可現在我們所麵對的聽證會究竟是什麽貨色？我曾經就北京市水價聽證會代表的選取寫了點子文字並見諸報端，認為聽證會成為圈（體製）裏人的聚會，而最該參與聽證的人群卻被排斥在會場之外。

北京市出租車價格聽證會事前發布的名單當中，僅有的出租車司機代表被網上指責為工賊，其身份中有太多的政治榮譽和權力色彩，而且基本上是不用上路拉活隻需要在工作日期間參加形形色色會議的主兒。最終的聽證會上，如此代表莫名其妙地沒有出席，官方也為就此給出任何交待。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程序正義。

眾所周知，目前中國的公益訴訟完全由公民個人從事，最該擔任如此職責的檢察院卻躲在一旁不為所動。而且，公益訴訟基本上都是以作為原告的公益訴訟起訴方敗訴為結局。同時我們也知道，法律原本就是維護程序正義的，並且以維護弱者為天職。法律尚且如此，我們還能指望著從完全被行政當局一手操持的聽證會上獲取一點程序正義？

所以，依靠網絡、傳統媒體、聽證會根本無法解決利益表達、以及利益引導和保障機製的建立。

利益的缺失甚至被剝奪是利益表達、引導和保障機製確立的背景。楊啟先認為，我們雖然經過了20多年改革，但在現實生活中仍然存在著一下幾個方麵的突出問題。一、在經濟領域，效益效率仍然十分低下（每年消耗資源性產品占世界比重，煤炭達31％，鋼鐵達27％，有色金屬達25％，水泥達40％，石油天然氣也占到10％）。二、在社會領域，分配不公的問題比較突出。三、在政治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相當嚴重。

這幾個問題，是網絡、傳統媒體、聽證會能夠解決得了的？比如，讓由腐敗分子掌握的網絡、傳統媒體或聽證會來反腐敗，進而改善分配不公和不正之風，這是可能的麽？

據美聯社2005年9月21號報道，美國副國務卿佐立克敦促中國走向民主，並且預言，目前中國一黨專政的製度不可能持久。佐立克在紐約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了演講，他的演講涉及了兩國關係中所有的方麵，但重點是敦促中國改變政治體製，向民主政治轉化。佐立克指出，封閉的政治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特征，它甚至難以維持。他說，中國需要一個政治轉變，使政府對人民負起責任和義務。在談到中國的政治體製時，佐立克說，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已無法妥善處理來自國內的各種挑戰。他表示，那些相信通過經濟增長和提高民族意識來加強統治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經曆一個有風險和犯錯誤的過程。佐立克說，中國目前麵臨著一係列的改革壓力，中國隻有一個工會，但卻出現眾多的罷工；一個由農民運動而獲得權力的政黨，現在正遭遇來自農村的暴力抗議；一個擁有眾多警察的政府，卻無法控製住犯罪的蔓延。佐立克表示，美中關係是全世界最複雜的關係。除非美國與中國的貿易赤字減少，否則華盛頓就有可能采取製裁行動。

這個佐立克，被國內媒體熱捧為對華友好者，由於他提出中國是美國的利益相關者（stake holder）並為小布什所接受，因此成為中國輿論廣泛讚頌的人物。雖然他現在已經去職，但對其職業貢獻、特別是利益相關者概念給予了前所未有的褒揚，卻別有用心地將其有關中國政治製度方麵的預測甚至施壓閉口不談。

孫立平在第25次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發言時介紹，大約在四五年前，我講過三句話，現在加上一句，是四句。第一，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什麽？我說主要的問題是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第二，這是一種最愚蠢的結合。為什麽？是專門用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去惹精英，專門用右的社會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無論是精英還是老百姓都不滿意。第三，怎麽辦？非常好辦，非常簡單，政治意識形態向右轉，社會政策向左轉。現在四五年的時間過去了，我覺得可以加上一句，現在是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全部向左轉。

政治和意識形態乃至社會政策全部向左轉，在目前各級地方政府相當右傾的狀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當前的政治生態也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溫鐵軍給我發來的“問題與選擇——未來5-10年中國社會發展”研討會內容裏，有北師大社會政策研究機構陶傳進的說法：對於未來5－10年中國社會發展，我想做出幾個比較明確的判斷，（略。）

如此一來，仨代表、八榮八恥、科學發展觀等等的作用和影響，都會因為政府角色的日益模糊化而淡化、削弱和混亂；陶傳進沒有提到的是，當作為教化典範的各級委府成為貪贓枉法重地並製度性地產生著陳希同、王懷忠、張恩照、陳良宇之流之際，中國人觀念中的“信”（信仰、信任、信心、信用、信服、信托、信號等等）勢必將全部損毀。當所有這些“信”都去除掉後，剩下的除了信訪還能有什麽呢？而如果連信訪這條最終的求生救濟之道都阻塞了，後果會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