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寶興：城市與小商販誰該寬容誰？

仇寶興：城市與小商販誰該寬容誰？

                         2006年9月26日

何必

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日前在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表示，小商小販也是城市的組成部分，對他們應該寬容些……（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介紹，（略。）

現在這個仇寶興，也開始語不驚人死不休了，三天兩頭在公開場合放出重磅炸彈，總是能夠引起媒體的一篇喧囂，然後再帶來社會的極大關注。如今的政府幹部，紛紛效仿李金華、伯熙來、潘嶽等“人格魅力”型的官員，扯著大嘴改變絕大多數八卦而八股的公文語序格式，采取媒體式傳播來哄抬話語分量。

也是，總不能老是讓諸如教育部原副部長張寶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等官員在退下來之後口無遮攔大放厥詞，讓社會質疑為什麽官員隻能在離開崗位後才敢於向社會說出真相，並猜測和揣摩在位的官員們都謹小慎微齷齪猥瑣吧，時不時也地出來風光一把嘛。

這不，仇寶興在那個城市規劃年會上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地扯上了小商小販，並接受了《南方都市報》的專訪。後者以“城市對小商販應當更寬容”為題9月22日將該專訪麵世，引發了新一輪的口水戰。

媒體上有著諸如“對小商販的寬容是對城市的寬容”、“對小商販寬容是城市管理智慧的體現”、“多元化管理可讓小商販過上幸福生活”等等言論。這些在我看來，或者是文不對題，或者南轅北轍，或者隔靴搔癢。

其實，無論是在我平常每天一篇汙言穢語的稿子裏，還是在我參與的電視節目中，我一直堅持，取締小商小販天理難容。每當看到那些城市執法人員凶神惡煞氣急敗壞地麵對手無寸鐵小商小販，我都咬牙切齒。有時在街頭碰到執法人員如此對付小商販，我會忍不住上前阻止，質問執法人員為什麽要對小商販如此窮凶極惡。如此情形時，執法人員往往會以妨礙公務為由試圖嚇唬我，我則據理力爭，並使得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地讚同我的立場和態度，使得執法人員不得不有所收斂。

而新聞工作經曆，讓我通過記者的報道看到了更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場麵，並在節目當中的點評裏盡量表述對小商販的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首經》節目每每遇到如此題材都會從小商販的就業、養家活口、遵紀守法等層麵絮叨，而《城市》則專門用了20分鍾做了整整一個《無攤的城市》來討論這個題目，且結論於攤販是一個城市最為活躍而積極的經濟乃至文化因素，一個沒有攤販的城市就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城市，注定沒有活力和前程。

如此敘述，矛頭直指當前中國的城市管理思維模式，我們的城市到底是誰的城市？是政府的城市還是市民的城市？為什麽政府總是和市民過意不去，但凡好一點的城市元素就要被政府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欲置於死地？光從北京來看，這幾天我的稿子裏就多次老生常談過秀水、簋街、雅寶路、新街口、三裏屯、官園等民間市場的命數。

應該說，個體經濟的回歸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最為鮮亮而耀眼的創舉，個體經濟在提升城市生活質量、滿足人們千奇百怪的需求、緩解就業壓力、繁榮市場、安定社會等諸多方麵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位置和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城市中的個體經濟，就不會有改革開放到現在的成果。

可現如今我們看到的是什麽呢？中國經濟逐漸走上了重化工的道路，成為各地政府在經濟以及政治和社會製度安排方麵的單行道，舍此無他。而中國的就業問題卻被束之高閣。從目前的重化工產業模式以及第三產業的混亂和蕭條就能夠看出，政府在幹著些什麽。

中國的失業率一直是個神秘的幻象，官方以“城鎮登記失業率”來偷梁換柱，抹煞失業的真實狀況。而且，在解決就業方麵一直是采取不作為的態勢。

政府不提供就業機會，還不準許國民自謀生路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換取生存的條件。全世界有什麽政府是如此作為的？數據顯示，1999年個體工商戶為3160萬戶，2004年下降為2350萬戶，1999～2004年在工商局登記的個體工商戶減少了770萬戶，平均年減少128萬戶。

前兩天，媒體就中國個體戶6年間減少810萬的數據大呼小叫，《人民日報？也發出了到底是誰的責任的質詢。可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能夠是什麽？當然是政府。

《中國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了周天勇“政府規製如何窒息創業和就業”的文章，介紹世界銀行《2005年發展報告》以“改善投資環境，促進人人收益”為主要內容，專門研究了政府政策和行為與促進就業及減少貧困的關係。報告認為，政府的政策和行為，在營造投資環境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政府的政策和行為通過對成本、風險以及競爭壁壘的影響，決定企業麵臨的機會和激勵機製。政策規製越嚴，創業活力越被窒息，失業越嚴重。

周天勇在該文章中分析，中國投資、創業和企業經營目前實際的稅費負擔很重。（略。）

小商小販也是中國公民，是被憲法規定了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主體，原本不偷不搶靠著自己的勞動運輸販賣辛辛苦苦掙些許可憐的生活費，卻被城市管理當局當作是黑車黑倒黑攤販而痛下狠手整治，將中國特色語境中的“人民內部矛盾”采用“敵我矛盾”的方式去處理，並采用高精尖的設備對付小商販們。8月9日，市城管部門按照剛剛出台的《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裝備技術規範》對全市城管執法隊伍進行裝備，並將在2008年之前配備齊全。對城管執法係統進行規範配備，在全國尚屬首次。《規範》對六大方麵基礎裝備的配備標準進行了規範：1.特種服裝防暴力；2.掌上當年查黑檔；3.激光儀器測違建；4.籃黃頂燈能報警；5.GPS定位；6.測酒器督察執法隊員。這也算是武裝到了牙齒了吧。可這是在對付誰呢？對付我們自己的同胞，對付那些並沒有違法亂紀而隻不過自食其力的勞苦人民。

納稅人依法被強製性收稅，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在全世界高居第二，可納稅之後卻要看著被稅款養活了的政府部門拿著納稅人自己的錢武裝起來對付自己，這是憑什麽？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怎麽說的？政府就有兩項工作，一是稅收，二是就業；如果就業發生了困難，政府寧願放棄稅收。這在中國是可能的嗎？

西方國家對於小商販通常都是采取鼓勵的政策，在金融、稅收、社保等方麵都給這些主動為政府減輕負擔的權利人以格外的關照。不僅不向小商販收稅，而且還向其提供小額貸款擔保和福利優惠等措施。

可這些，到了中國就變味兒了，變成了政府對小商販的格殺勿論。

如此看來，仇寶興所謂“城市對小商小販應該更寬容”的說辭，就有著明顯的問題。

首先，更寬容的的意思是什麽？是說我們已經做得挺寬容了，需要的是百尺竿頭更上一步？通過前麵的描述看到的是，對小商販何曾有過寬容？在表述上，隻能是能不能對小商小販寬容一點吧。

其次，仇寶興的說辭，以及媒體的評論，都透露出一種居高臨下施舍周濟的意味，好像是那些小商小販在社會底層眼巴巴地指望著青天衙門什麽傷害能夠睜開慧眼對他們網開一麵。城市對小商販這種對比本身，就將小商販與城市對立割裂開來，仿佛小商販對於城市而言是個雞肋附庸舶來品的貨色，根本沒有將小商小販作為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城市生活中很活躍積極靚麗的因素。

再次，作為納稅人的小商小販並沒有違法亂紀，卻要遭遇到威權政府的拾掇，小商販的權利何在？如此顯而易見曠日持久並且無處不在的政府對於公民權利的侵害乃至非法褫奪，到了仇寶興那裏，就搖身一變成了我們當今應該寬大為懷還權於小商小販，這種說辭透露出強烈的封建主義的授權傳統觀念，核心於權利是君主所賜，君權神授的邏輯裏，民權當然是來自於君主的恩賜和典賞。可共和體製則是君權民授，通過民選而進行權利的讓渡，委托政府行使社會的管理權。當政府濫權之際，就會產生很大的執政合法性問題。從這個意義賞說，按照時興的法治社會的理念，應該是城市寬容小商販，還是小商販應該寬容城市？

還有，仇寶興所謂的寬容指的是什麽呢？什麽叫做寬容呢？似乎很是模糊。不過我們可以從這位副部長此前幾天的說辭中體會到些個。仇保興9月10日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是世界上所有大國中最嚴重的缺水國家，水價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價值，會在老百姓許可和承受範圍之內，通過水價改革還水價一個真實的“麵孔”，但水價的提高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許可和承受”，也許可以注解仇寶興所謂的“寬容”。水價上漲，就是在一個不斷試探國民經濟、心理等方麵底線的過程，並且會在日益將國民生活和公共利益邊緣化垃圾化貧困化的行政努力之中，把這種底線不斷壓製到慘無人道的境界。（緊接著，北京市剛剛出台的十一五規劃當中就明確提出，水電氣運等公共事業的價格要全麵上漲，他娘的！）

所以，仇寶興如此“寬容”，姑且可以當作一個事不關己（針對城市裏小商小販的執法本身就不是建設部的職責範圍當中）的官員為了政績昭彰的高談闊論，更可以是政府部門新一輪的行政不作為的開端。其中可以體味的，是對小商小販的蔑視和嫉恨。

另外，仇寶興這裏所謂的城市是什麽？是個語焉不詳的抽象概念。我對於來不來就說“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之類的外交辭令向來嗤之以鼻——別拿自己那麽當回事能夠代表人們；而這裏所謂的城市也是如此帶有想當然地成為城市代言人的意念。城市並非一個空洞虛幻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而是活靈活現血肉橫飛的人們的構成，是由小商小販、男女老少、人頭馬麵、貪官汙吏、牛鬼蛇神等等汙七八糟組成的實在。而仇寶興們充其量也隻能代表其中的“一小撮”，要說是城市，嘴撇得太大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