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收入充其量就是個婊子

人均收入充其量就是個婊子

                                 2006年9月19日

何必

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前8個月北京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為13357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4.2%……（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可能是我們在理解上出了偏差。應該去掉高收入，因為高收入雖然人口不多，但收入絕對值非常高，往裏一加就把這個水平給提上去了，讓大家感覺數字一比，產生了很大的誤差。這樣看來統計數字的權威性無庸置疑。但有專家之處，正是因為采取了這種調查方法，所以得出的結果隻是一個參考數值，這個平均值不能理解為數學意義上的平均數字。物價貴了，很多人表示手裏的錢越來越不夠花了，漲工資肯定是件令人高興的事，但漲了工資並不意味著錢多了。樣本基本上是覆蓋了每個區縣的所有街道，兩千戶，8500居民。”

這個調查是國家統計局調查隊聯合北京市統計局共同進行的。不成想，這種結果甫一問世，立即招致各方眾口一詞的質疑乃至抨擊。

自從去年北京市統計局發布數據，稱北京市年人均收入超過26000元之後，人們就在百般揶揄譏諷這類統計結果的可靠性和真實性。人們街談巷議當中不時發問：我怎麽沒拿到那麽多錢？你統計局給我補差還是怎麽的？這背後，體現出這種人均收入的概念與當下的社會狀況越來越不相匹配，無法準確描述社會實際情況，甚至成為引發社會不滿的新的因素。

這種狀況也很是有趣。按理說，一個統計結果的公布，原本應該讓社會很是心服口服，引起思索和分析。可當前中國的統計數據卻成了千夫所指，承載著人們對社會矛盾宣泄的功能，使得本來一個科學而冰冷的統計數據也變成了人們攻擊的靶子，群情激憤口誅筆伐，將日益增加的不滿向著這些數據集結並暴躁。

於是，北京市統計局學乖了些許，拉上國家統計局一起來做諸如此類的調查，來完成自己的任務，濫竽充數，好歹讓作為公務員的錢表麵上看沒白拿，納稅人的銀兩還是弄出了些個汙七八糟的內容。

可這樣的結果還是引發了社會廣泛的奚落和嘲笑，更是反映出人們對於統計部門粗製濫造拿著納稅人的錢揮金如土行徑的憤懣。

看來，問題還是出在那個倒黴的人均收入上。而這個概念，正是如今當局混淆視聽的法寶。用這個概念足以營造一個歌舞升平安定團結的虛幻景象。

將乞丐和億萬富翁的收入放到一起來平均，這樣的結果會是個什麽樣，有多少可信度，會鬧出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貨色，這應該是為我們心知肚明的。

口口聲聲說人均收入調查結果不是數學意義上的平均值，那麽又是什麽呢？統計部門對此語焉不詳。這種狀況讓我們想到，隻要出現了質疑之聲，當局就會出麵否認，但卻根本無視公眾的知情權，不做肯定的公示。比如，說中國大學畢業生有60％處於失業狀態，教育部出麵否認，但真實情況如何卻不作公示；說中國醫療改革基本失敗，衛生部出麵否認，但改革是否成功卻不得而知……

說統計數據的權威性無庸置疑，我怎麽就沒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呢？2004年10月29日人民網消息，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10月29日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統計法》執法檢查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介紹，從《統計法》1984年1月1日實施以來，統計活動日益規範，統計事業得到健康發展。但目前在統計上仍存在著嚴重的弄虛作假現象。據統計，2001年－2003年，全國立案查處統計違法案件5.92萬餘件。從近年來全國查處的各類統計違法行為來看，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資料的約占60%。

考慮到中國特色，這位時任局座所給出的統計造假的數據也還是很有保留的，真實狀況勢必比這嚴重得多。

問題還不止於此，一些部門隨意對外公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統計數據，“數出多門、數字打架”頻繁出現，讓使用者無所適從，損害了中國統計數據的權威性。耕地統計就是一國例證。2004年國土資源部的數據是18.5億畝，國家稅務總局農稅局的農業稅計稅麵積數據則是12.6億畝，而農業部經營司掌握的農村二輪承包麵積則是14.25億畝。

在一個國家針對自己的耕地麵積的測算當中，不同部門之間給出的結果大相徑庭到如此地步，這還不叫做貨真價實的中國特色麽？

所以，說起統計數據的權威性，我實在感覺太不靠譜，而統計部門如此評價，也太恬不知恥了些吧。

再往下看，說60％人口處於收入平均線以下，國家統計局這位官員也實在能夠掩人耳目。按照2002年樊綱的說法，中國20萬億金融資產中的8萬億掌握在占總人口6％的人手中。而此後中國社會的變遷情況如何呢？隻是從這人均收入上就可以看出來。社會總收入是在上升，但這不過是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加速過程，越來越多的人被拋出改革開放成果享受的軌道，成為製度變遷的犧牲品。最近樊綱表示，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在不斷擴大，低收入群體有消費願望但卻沒有消費能力。有數據顯示目前中國社會財富總量中的80％掌握在不足5％的人群手中。如此，統計局那種60％人口在平均線下的說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如果這個數據變換作比如九成，人們也許還感覺差不多。

那個什麽人力資源研究會頭麵人物給出的統計方式，也是無稽之談。掐頭去尾，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250的最後得分就那麽準確？500元以下的人口不做統計，憑什麽？難道他們就不是收入人口？同理，幾萬元以上也不做統計，其理論和實際依據是什麽？如此，這更是個不著邊際的鴕鳥政策，更會掩蓋收入差距的真相。如是，貪官汙吏基本上都要被排除在統計口徑之外，更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了。

《中國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平衡》的文章中也認為，重要的是中國在評估其成功時，在重點關注GDP的同時還要關注其它幾項指標：（1）綠色國民生產淨值，要考慮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因素。比如說，即使環境惡化衡量不準，但盡力去衡量總比忽略不顧好；（2）取收入中位數，但不是平均數；（3）不平等指標，如基尼悉數；（4）社會指標，如平均壽命和教育機會，以及這些變量的分布。

所以說，無論是統計局官員，還是兼任學者的政府機構首腦，在糊弄國民方麵確實精於此道爐火純青。

還應該看到，全球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作用越來越小。媒體報道，國際勞工組織的新近統計數據顯示，全球經濟在2005年增長強勁，增長率達到4.3％，但是全球失業率達到了6.3％。（何必注，略。）

但是就在如此情況下，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卻根本無視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一味在GDP指數上窮追猛打。這種執政方略，慢說社會主義，在當今整個世界上也絕無僅有。

據4月28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近日亞洲開發銀行警告說，亞洲在朝著失業危機發展，可能導致社會崩潰、經濟增長率迅速滑落。（何必注，略。）

可我們看到的是什麽呢？中國各地都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著重化工化，各式各樣的重化工項目爭先恐後上馬，而這類項目屬於資本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對於勞動力的排斥作用非常明顯。這種工業化初期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產業熱潮的回流，昭示著最高當局治理能力的進一步下降，以及中國經濟畸形化程度的日益深刻和結構性的病入膏肓。

與此同時，當局放任市場秩序的潰敗，導致作為經濟的關鍵部位的第三產業的不斷孱弱。現在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經濟患上了“關節炎”。關節是連結、協調人運動的關鍵環節。但凡關節炎都是慢性病，如果沒有得到很好治療，最後基本都會引發“絕症”如心髒病。有學者說，現在中國經濟有點像全身都得了“關節炎”的人，很多“關節”未得很好的“照料”。從房地產中介到貨運代理到金融中介，沒有一個中介行業得到市場的“認可”！一些中介帶來數百億的壞賬最後卻由政府買單，比如“股票中介”。一些中介行業國有的搞不好，還不讓市場自己搞。

這就是我們在自由主義倡導服從國際分工和比較優勢安排下的必然歸宿。趙磊在“我國主流經濟學的三大迷信”一文中分析指出，主流經濟學的三大迷信是：（何必注，略。）

2006年3月27日出版《瞭望新聞周刊》刊登梁建武“看外國如何縮小收入差距”的文章，其中介紹，國外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類型有3個：（何必注，略。）

上周，曾慶紅作為中國黨政最高首腦首次公開表態，如果不反腐敗就會亡黨；此後，吳官正也公開表示，要讓貪官傾家蕩產身敗名裂……

今天的《中國青年報》載文，9月16日在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稱當前醫衛服務體係存在嚴重不公，中國政府投入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何必注，略。）

……

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們這也信口雌黃叫做什麽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在亡黨亡國的危險當中，我們的統計部門還是別有用心地套用已經被中國特色的貧富差距弄得灰頭土臉的“人均收入”來瞞天過海自欺欺人，靠著這麽個概念及其所傳遞出來的信息蠱惑人心惹人耳目，將中國現在的種種劣跡試圖消弭殆盡，放任齷齪縱容流弊，指望著通過如此水土不服概念的偷梁換柱來樹立貞潔牌坊混淆視聽，不僅為絕大多數收入並無增長人群所憤怒，更是讓人們看到如今相關部門為了欺世盜名實在已經喪心病狂了。

想想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