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否應該限製外來人口？

北京是否應該限製外來人口？

                               2006年9月15日

何必

因此1538萬的北京市民的生活用水才是北京市用水的主力大軍。可按著北京目前每年增加四五十萬人的速度發展下去，再多的水都不夠喝了……（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這的確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北京的水資源緊缺，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就仇保興那番說辭，我前兩天曾經有過分析，在博克中國上引起了些個讚同和肯定。於此不贅。

北京水資源緊缺，的確是個實實在在的現實。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全中國就進入了一場對於財富無休無止而且喪心病狂的追逐當中，使得我們的家園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和無法挽回的毀滅性破壞。現如今，按照北京人的老話說，叫做賊走關門，或者文縐縐地稱之為亡羊補牢，麵對一派浩劫之後荒蕪破敗不堪入目的景象，我們開始意識到得重視了。

怎麽辦呢？北京市給出的對策是，一方麵，提高水價，另一方麵，限製進京人口數量。

提高水價，這個話題我在此前的就說過。生活用水的需求價格彈性很小，即使水價調整到了天文數字，無論貧富強弱，隻要還想活著，就必須得用水，那麽價格的敏感程度就非常可憐。而且，目前的水資源緊缺，更多的是由於惟利是圖的工業化和貪官汙吏造成的，讓居民為此買單，很不公平，是一種劫貧濟富的行徑。仇保興就是那個說福利供暖是計劃經濟最後一個堡壘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的建設部副部長，而根本不考慮在供暖領域弱勢群體的實際狀況。如今，在水資源全麵緊缺之際，又成了借機發財哄抬物價的絕佳理由。

北京的水資源，更是愈發捉襟見肘。

現如今有一個題目，隻要提出來就會引起巨大的口水戰，那就是北京到底是否應該限製外來人口數量，或者進一步說，是否該限製外地人。2005年兩會上，政協委員張惟英一句應該限製的話一出，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無論是網絡上網民們同仇敵愾的指責，還是媒體不共戴天的議論，抑或是街頭巷尾的莫衷一是，都顯示出這個話題高強度的敏感性。但凡有媒體想吸引人們的關注，隻要拋出如此題材，注定屢試不爽地成為劍拔弩張很有衝擊力的素材。

人們會按照公共汽車原則，車上車下分為截然相反的兩派，讚同方和反對方旗幟鮮明真刀真槍，喋喋不休一往無前，捍衛著自認為是真理的感覺和立場。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還是中國人的北京？北京享受了太多政策性的扶持、優惠、特權，憑什麽不讓所有中國人能夠分享？

每年北京市兩會上，市委府都會提出限製人口的議（提）案，但都因為無法操作而被束之高閣，也因為此事的敏感性而諱莫如深。

本來嘛，現在交通設施如此發達，隨便找個什麽交通工具，就可以攜家帶口地來北京，誰也攔不住。

我所供職的北京電視台《城市》節目9月13日播出了一期有關戶籍方麵的節目。當初設計這期節目時，編導就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戶籍製度的反對方，放出了不久前北京那個患抑鬱症並且隻有北京集體戶口的父親親手將自己43天大的孩子摔死的事件，以及為了在北京市重點小學就讀而在學校附近花了近10萬元購買了半個門洞的案例，還有出租車司機被殺凶手駕駛著搶劫車輛在鬧市區撞死數人，結果對司機和其他死者賠償數額因為城鄉戶籍而出現同命不同加的奇觀。策劃案發給我後，我就此提出了我的看法：

此文看過。

摔孩子案件的原因不單純是因為戶口。說這是根本原因有些牽強。

東城區買門洞之事，本質上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合理，說這是戶籍製度的危害同樣有些牽強。

首都經濟報道今年4月14日節目同命不同價內容，比現有案例更具有說服力，而且簡單。

戶籍製度能夠屏蔽人員的流動。如果看到城市化進程中的風險，大量流動人口形成的巨大的社會壓力，也是維持現行戶籍製度方的立場。

各地有過取消戶籍製度的嚐試，實行不久又不得不恢複，其得失如何？

可以采訪趙燕菁，他對戶籍製度防止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危險、以及全世界以簽證製度所代表的國際戶籍製度的危險有所論及。

如果分作兩集，稍嫌拖遝，能否合並為一集？

結果，播出稿並未進行調整，我再度提出意見。

此文看過。

事例很多，是否太多了些？

真正的麵對戶籍的探討卻稍嫌缺乏，特別是不同觀點之間。

戶籍製度並不是中國的獨創，應該介紹其曆史和沿革。

於是，節目播出就成為對於戶籍製度一邊倒的討伐，失去了媒體應有的立場。

我不認為戶籍製度是個合理並具有人情味的貨色。但是，必須看到，戶籍製度既不是中國的首創，也不是中國的社會矛盾的基礎。

這兩天媒體報道，在所謂製度創新方麵高歌猛進的鄭州，在實施了一段取消戶籍製度的政策之後，重新開始實行外來人口的暫住證製度，理由是外來人口導致鄭州社會治安狀況的惡化。對此河南本地媒體認為這不是倒退，而外地媒體則認為這是貨真價實的治理思路向舊時代的複辟。

其實我感覺，很多爭論都是文不對題，至少都還是停留在表麵上。

從戶籍製度上說，這個製度的確有其慘無人道之處，使得一個國家裏的公民不能享有平等的居住和遷徙的權利。

但是，不能不看到的是，快速城市化導致的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讓猝不及防的城市管理當局一下子沒了主心骨，除了采取越來越凶狠的歧視性和限製性措施之外，根本無法向進城的農村人口提供生存條件和發展機會。

而如此狀況，本身就是在為中國過去幾十年裏的工業化進程遠遠快於城市化進程的失誤付出著巨大而危險的代價。與此相伴的是，農村人口之所以大量湧入並不歡迎他們的大城市，是因為農村人口所在的家鄉的城鎮化進程的遲緩，使得就地進城就業成為泡影，中國城鄉二元化結構所產生的巨大差距，在大城市和小城鎮之間也非常突出地存在著。小城鎮基礎設施和吸納就業能力等方麵嚴重的殘缺，壓迫背井離鄉的農村人口不得不冒著巨大的生存風險去到享受了太多扶持、特權、優惠的大城市中寄人籬下地衣食住行。

如果說到人的自由遷徙權，其實眾所周知這不過是一個發達國家製造出來自欺欺人的謊言。國際上最大的戶籍製度就是現行的簽證製度，商品的自由流動和人口的非自由流動，這就是目前的人權狀況。

說北京到底是北京人的北京，還是中國人的北京，這種爭論很似是而非。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如果北京是中國人的北京，也不可能把13億人口都放到北京來。其中的問題就是，北京到底能夠養活多少人。

今年《城市》節目開播時，就曾經以此為題進行過係列探討。北京到底能夠養活多少人，取決於北京的資源擁有量，而所有資源當中，取決於那塊最短的板。這塊板是什麽？水。

北京的水資源擁有量根本不足以支撐日益龐大到了幾乎失控的人口數量。無論是南水北調，還是中國目前甚至打起了俄羅斯在遠東的貝加爾湖的主意，最終都無法滿足北京的用水需求。

看上去，北京應該限製人口，否則北京將變成一座幹涸的死城，不得不遷都。屆時，再來討論北京到底是誰的北京，就如同討論莫高窟到底是早就消亡了的莫高窟人的莫高窟，還是現存的中國人的莫高窟一樣沒有實際意義。

說北京應該限製人口，這不是一個道德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其最為凶險的核心內容是，北京的資源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座被糟蹋得體無完膚的城市的承載極限。目前北京地下水分布狀況形成的巨大漏鬥型虧空，會讓北京悔之晚矣。

在討論北京是否應該限製人口數量之際，還是應該回歸到理性的立場和冷靜的心態，驅除掉意氣用事和先入為主的成見，看看北京現在到底已經破敗到了什麽樣子、以及如此下去是否還能夠維持“可持續發展”，再來抽象出結論。

當然，如果站在社會公平的角度看，這種限製勢必會帶來道義上的問題，會由於社會資源配置的嚴重不平衡而引發事關正義的討論。但應該看到，這種不公廣泛存在於中國全境，而且愈演愈烈；即使北京城門大開任憑隨意出入（現在的狀況差不多如此），一方麵對於緩解中國社會的不公不會有太大作用，另一方麵則可能加劇北京悲劇的進程，在城市化進程中萬眾一心眾誌成城將北京盡快送上黃泉之路。

我們可以看到，北京作為一個曆史名城，現在已經被毀的麵目全非，與城市化進程失控和人口壓力快速增加、對於城市基礎設施和管理條件的要求急遽增長不無關係。

北京的存亡是北京人的事還是中國人的事？保衛北京的胡同，保衛北京的城市競爭力，需要的恰恰是社會責任感。

而在威權政府太多的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的治理方式當中，北京就曆史性和決定性地被放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尷尬位置。

實際上，我們正在承受著也許是人類曆史上最為巨大而慘烈的動蕩，我們正在眼睜睜看著中華文明被中國人親手埋藏，我們正在經曆著無與倫比的市場和政府雙雙失靈當中的六神無主，我們正在為全人類製造著一個龐大而凶險的垃圾。

能夠處於這麽一個時代，是我們的幸運還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