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多少“信”上有危機？

中國在多少“信”上有危機？

                                2006年9月2日

何必

日前，中國反商業欺詐網公布的調查顯示：北京、廣東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遭遇的商業欺詐投訴最多……有專家預測，我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經濟損失將高達6000億元。（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這全國還有個整規辦，也真是讓我這等孤陋寡聞的主兒開了眼。現如今，衙門越來越多，可社會秩序卻越來越亂。所謂的精兵簡政和機構改革，部門越改越多，效率越改越低，行政效果越改越差，成天到晚看著新部門成立，可這社會卻越來越混亂，麻煩卻越來越多。納稅人除了要為這越來越多的衙門掏越來越多的錢來養活之外，還要承受著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的現實，也就是說，花錢買罪受，稅負壓力越來越高，可所能得到的公共產品卻越來越差，地地道道的假冒偽劣。

說北京的投訴率全國第一，大概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明北京的市場環境全國最差。從媒體上看，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異地罵街。不信可以看看現在的報刊，北京以外的媒體都是揀著外地的惡劣在開罵，從來不敢罵本地的，廣東的罵山西的，四川的罵海南的，東北的罵上海的，反正都是說別人家的不是，形成了非常古怪的媒體監督氛圍。

相形之下，北京的媒體監督畢竟比其他地方還要好些。這不是因為北京市當局有多麽開明豁達從善如流，而是北京聚集著太多的媒體，其中很多都是北京市委宣傳部管轄範圍之外的，根本不聽從北京市的指令，而做新聞最便捷的就是揀著自己身邊的事情說三道四，北京也就成為各個媒體的眾矢之的。如此，北京市當局也隻能是死豬不怕開水燙，愛說什麽說什麽。如此一來，北京市屬媒體也就跟著沾光，即使說什麽話有些越界，比起其他媒體來還是要服服帖帖，逐漸也就這麽著了。

而且，北京是全國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有著太多的刁民，全國太多的部委局辦都集中在北京，稍微有點子風吹草動就會直達中央，想捂也沒那麽容易，誰知道哪個單位裏的犄角旮旯裏什麽人就與最高黨政機關有著什麽七大姑八大姨的瓜葛，不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加上，北京是曆朝古都，大清朝遺老遺少們提籠架鳥無所事事東家長西家短，天下之事沒有不知道也沒有不敢議論的，皇帝腳下向來說客多。於是，北京人說的多幹的少是出了名的，但分碰到什麽不滿意的事就叫喚炸貓嚷嚷到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後來，法治社會或法製社會建設當中，北京人更知道了維權這麽個時髦的用語，照貓畫虎任什麽狗屁地方都用，而且還張冠李戴無論什麽事都喜歡與這維權給弄上關係，也就成全了來不來就告狀投訴的臭毛病。

還有，這當局也不爭氣，總是弄出點子什麽事來像新疆女人那般有太多的小辮子可讓人抓，於是就有了比如郝勁鬆、喻山瀾、於淩罡、秦兵、李剛等等愛橫挑鼻子豎挑眼吹毛求疵的主兒，動輒就弄個什麽事端來狠狠刺激了比如鐵道部、全國認監委、北京交管局、北京稅務局等衙門，媒體也樂得為他們的舉動推波助瀾大呼小叫，弄得滿世界都知道，讓北京上上下下都從中知道了，自己原本還有那麽點子叫做權利的玩意兒。

從各地的情況看，北京應該還算是矬子裏麵拔將軍湊合的份兒，比起外地來應該就讓人且得知道比下有餘了。

所以，北京針對商貿活動中欺詐行為投訴率全國第一，隻能是北京的幸運，說明北京的人們在權利意識上的水準確實比較高，或者是北京的衙門在受理投訴方麵不敢像其他地方那樣胡作非為。換言之，北京的投訴率居高不下證明這裏的各方博弈中的勢力差距不像其他地方那麽巨大而分明。

倒是，“中國企業誠信狀況調查顯示：目前經濟領域的失信現象是非常突出的，被欠款困擾的企業有80%；遭遇違約的占71%；而遇到侵權和虛假信息的也分別占到47%和31%，有專家預測，我國企業每年因信用缺失導致的直接和經濟損失將高達6000億元”這種說辭讓人觸目驚心。

這些數據說明了什麽？說明中國社會敗壞的狀況已經到了什麽程度，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努力在客觀上和結果上落得了什麽樣的結局。

如果市場主體當中，相對於消費者來說已經享受著霸權地位的企業，有4/5的企業被欠款所困擾，超過70％遭遇違約，這還能叫做市場麽？說是個騙子樂園還差不多。

現如今流行的話是怎麽說來著？這年頭，除了母親和騙子是真的，其他都有可能是假的。

遇到這種社會怎麽辦？既不想對著幹，也不想任人宰割，就隻好在盡可能的範圍裏和程度上拒絕消費。消費的行為越多，遭遇到欺詐和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消極的人生態度在此應該是很有效的。

這也從側麵解釋了，為什麽中國的內需總是無法啟動或者振作。除了高儲蓄率對絕大多數儲戶來說意味著自我創設保障體係功能的意義之外，還有就是除了麵對國家的合法暴力下強製性的納稅迫使國民不得不屈從掏腰包之外，隻要能夠自己調整的行為當中，盡量避免消費以減少由於消費帶來的身心傷害乃至折壽，應該是最佳的行為方式。

孫立平在分析“扭曲的改革”與利益最大化時認為，“扭曲的改革”不是改革的某種中間性的過渡階段。我國的改革以漸進式的方式而著稱。這樣的改革方式，對於探索改革的道路，減小改革的代價，無疑是有意義的。但同時也必須看到，漸進中的每一步，並不一定意味著是有利於達到最終目的的階梯。它在其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固化下來。特別是在社會中的利益集團已經有力量來影響改革進程的時候，這種固化下來的改革就可能會成為一種半吊子改革，一種扭曲的改革，甚至成為一種爛尾工程。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背景的變化，這種“扭曲的改革”會呈現出不同的形態，但每一種形態都可以成為攫取利益的相對穩定的結構。隻有當另一種形態可以提供更大利益的時候，這種形態才會被另一種形態所取代。“扭曲的改革”的高潮就是官商聯手進行的改製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這樣扭曲的改革之下，“市場”成為權力開辟出來的可以成為實現權錢交換的新場所，而權力也蛻變為謀利的新手段。

周孝正在“問題與選擇——未來5-10年中國社會發展”研討會上如此看到當今的中國及其中存在的超女現象：考察中國的現狀，深深感到這個國家沒有魂，總結中國社會叫做“八無”：無知、無能、無情、無義、無道、無德、無恥、無賴。而在我供職的《城市》節目中，我曾經和擅長足球評論的董路與周孝正一起就如今越來越多的拚車拚房等“拚”現象做演播室觀察，我對周孝正提起他的八無，他說是針對八榮八恥而來，我認為既然如此，應該對仗，有八無就應該對稱著“八有”。他感覺應該如此。至於“有”什麽，這應該是個有趣的創作。

在社會主義理論日益無法有效指導社會生活之際，人們不得不祭出中國古典的文化來混淆視聽，教育部長周濟在短短兩三年光景裏，不知道花費了納稅人多少銀兩，在全世界就星羅棋布地設立了80多所孔子學院，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人們也注意到，孔儒學說的根本，就是專製、反對平等、強調等級森嚴、倡導知識分子的政治權等等。

可即使如此，人們驚奇地發現，仁義理智信等等孔儒說辭中的核心成分，在當今的中國也蕩然無存。我們如果說現代中國社會是個無仁無義無理無智無信的地界兒，這應該也算是準確而客觀的吧。

現在屢屢說到誠信，仿佛成為口頭禪。記得改革開放初期，有三信危機的說法，說的是當傳統教育的高大全所附帶的倫理體係以及整個價值觀被徹底顛覆之後，全社會都陷入了一場萬劫不複的精神災難之中，而其表現就是人們沒有了信仰、信任和信心，出現了這三信方麵的危機。

改革開放這麽多年過去了，情況又如何呢？三信危機消除了嗎？或者發生了哪怕是一些緩解了嗎？我們的社會現在解決了信仰、信任、信心方麵的缺失了嗎？

沒有。

如果說，當下在大陸的中國人沒有信仰、沒有信任、沒有信心，這應該是個具有普遍性、曆史性和決定性的蓋棺定論。

我在想，三信危機算什麽？現在還有多少信上有著危機？很無聊地翻閱辭典，查詢以“信” 開頭的詞匯，有信服、信奉、信訪、信號、信匯、信教、信件、信賴、信念、信任、信瓤、信托、信徒、信條、信息、信箱、信心、信用、信譽、信仰、信義、信宜、信號、信匯、信函、信守、信手、信使、信實、信史、信士、信物、信貸、信度、信道、信德……

後我在所有這些詞匯上後綴個“危機”，竟然發現基本上暢行無阻，雖然不能完全與當下教科書那般嚴絲合縫，可能和語義學上的規定也不大相符，但卻驚人地具有著危機所呈現出來的熾熱、刺激、目瞪口呆和耐人尋味。

如此說來，改革開放快30年，我們從三信危機到了什麽狀態？慢說是五信、八信，恐怕說他個幾十信危機也絕不是危言聳聽。

這當然是我這等烏鴉嘴般的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者看到那半杯水後順理成章的感想和結論。但可怕的是，當下就是讓我這等烏鴉嘴囂張的時代，或者說，是時代實在不令人感到有什麽值得彈冠相慶的貨色，不管是為官到了幾品之高，還是作為我這等社會最底層的一大把歲數依然一貧如洗醉生夢死的混混兒，都在汙言穢語胡說八道，充滿了對周邊的絕望和失落的情緒。

也許，這才是我們貨真價實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