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廁所

公共＝廁所

                                               2006年8月29日

何必

謝大媽認為，增加公交線路，尤其是開通在望京小區間循環的社區公交，才能緩解居民們出行的難題，才能從根本上起到打擊黑車的作用。（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應該說，望京地區新開通公交車遭遇到如此尷尬，本來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按照我這等烏鴉嘴式的悲觀主義論調，不這樣才怪了呢。本來嘛，公共交通是什麽？是垃圾嘛。

公共交通成為眾矢之的，已經不是什麽新鮮話題；為了整頓城市秩序，各地也都在加強打擊黑車的力度，對於黑車采取了集中搗毀的方式，而黑車駕駛員也麵臨空前嚴厲的行政拘留的處罰，而這種措施，是為了保證官商勾結之下的城市出租車體製裏出租車的客源；而加強城市公共交通體係建設，也淪為城市公共交通企業綁架公共利益、並借此與城市當局討價還價的砝碼和道具，添置大批嶄新而靚麗卻不實用的公交車輛，讓人想象其中又會先富起來多少人，可最基本的公交功能（比如怎麽才能讓殘疾人、老年人、輪椅使用者等等便捷乘坐公交車從而至少表麵上也以人為本一把）卻依然被置若罔聞連個改善的跡象都沒有。

2008年奧運會，給北京的城市管理當局帶來了空前的機遇，卻給北京人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諾大個北京，成了權錢交易的場所，成為鱗次櫛比的工地，到處都在熱火朝天地大幹快上，城市的五髒六腑都被掏出來以建設的名義成全著中飽私囊的把戲。

在聲勢浩大的房地產開發進程當中，居民社區越建越大，但公共設施卻嚴重缺失，類似回龍觀、天通苑等所謂經濟適用房小區越來越從睡城過度到死城，居住在這類地方的人們充分領略到什麽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帶來的與世隔絕。而像望京這樣居住著30萬人口被當作是高檔住宅區的地方，也照樣由於公共設施不配套而飽受詬病。

要打擊黑車，就必須麵對社會對於公共交通殘缺不全狀況指責良久後究竟如何填補黑車消失後公共交通缺失狀態下的交通真空問題。

為此，北京市有關部門鄭重其事地宣稱，要先後再開辟多少條公交線路，以解決上述小區以及其他新建小區居民出行難的問題。

於是，北京市當局對此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極力把這麽個事件炒作成為仨代表新三民主義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範。

可人們從首批開通的16條線路當中，發現這不過是北京市當局狠狠戲弄了社會一把，在做了個大大的秀之後，讓人們看到所謂信開辟線路無非是換湯不換藥的兒童級別的遊戲。8月24日該節目報道，這周全市周六16條社區公交就要正式開通了，但是最近我們節目收到不少觀眾的投訴，他們認為新開辟的公交線路難以解決出行難的問題，今天記者就去重點地區回龍觀實地體驗了一下。（何必注，略。）

怎麽樣？這就是現階段當局執政為民的路數。

原本已經存在了的所謂臨時線路，換個站牌就算是新開辟的公交線路，並邀請媒體大書特書歌功頌德，這種恬不知恥的行徑，也就是現如今的官員們才幹得出來。

於是，我們看到，風口浪尖上黑車幾乎絕跡，但打擊活動依然進行過程當中，黑車已經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並且已經開到了望京地區的過街天橋上去攬客，似乎在用自身的存在和生意向全社會示威，昭示著當局治理的日益民心向背不得人心和違法亂紀的甚囂塵上。

公共交通被利益集團綁架，成為部門利益的犧牲品，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北京市公交公司無論是開通月票無效線路、或者利用空調車來多收費、還是把紙質月票打入曆史而更換為IC一卡通，都顯示出公交公司淪為赤裸裸的私有化企業的表征。

建設部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徐宗威指出，市政公用事業改革要堅持四個“不是”。一、不是政府推卸職責的改革。公用事業不管怎麽改，政府該補貼的還得補貼，絕對不是改革了，地方政府就可以不拿錢了，更不可以一改了之、一賣了之。二、不是政府集資斂財的改革。地方政府在比較競標合同的時候，不能隻看誰的投資最多，應更多衡量誰能提供持續穩定的良好的服務。三、不是公共資源私有化改革。國有資產可以退出一部分，但公共資源一定要姓“公”。四、不是淡化政府監管的改革。現在很多市政公用失業項目都按照市場機製交給企業去經營管理，這更需要政府加強監管。

吳敬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6年會發言認為，改革存在四大缺陷：一是有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製、壟斷企業的管理體製和產權製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於障礙重重而進站緩慢；二是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三是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四是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製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

話雖如此，但現實情況依然如故，而且這種公共事業迅速從政府責任體係當中萎縮甚至消失的趨勢愈演愈烈。

公共交通，因為其公共屬性，而被束之高閣，這有什麽新鮮的？

現在，凡牽涉到公共的，哪個還沒有被貧困化垃圾化邊緣化？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服務、公共空間、公共場所、公共綠地、公共交通、公共教育、公共道德、公共廁所、公共事務……

在現如今被廣泛關注的物權法五讀的過程中，存在著公共利益難以界定的狀況。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在此基礎上法律規定為公產和私產具有同等的地位（姑且不說這種平均主義傾向的妥協結果如何荒唐可笑），這不是胡說八道嘛：連什麽是公共利益都無法界定，怎麽界定公共利益當中的公共財產呢？從技術上說，兩個人以上的關係就會存在公共地帶，而不同人群也有不同的公共利益，於是，這公共利益的界定原本就會因之而出現測不準的狀況。

所以，我對那些認為物權法五讀中無法界定公共利益是別有用心的說法不敢苟同。這個問題原本就是個非常中國特色的問題，其背景於在我們這裏，公共利益一向就是個婊子式的貨色，無論什麽人都能夠拿來為自己增光添彩。比如，奧運會金牌是否代表公共利益？若是，一塊金牌花費近7億元的納稅人的上貢，相對於日益貧困化的國民來說，如何比較二者之間的公共利益孰輕孰重？

中國人好說天下為公，但到現在卻發現，所謂的公不過是個曆代當局用來蠱惑人心掩耳盜鈴的自欺欺人。所謂的公，根本就無從厘清其最基本的邊界：到底是兩個人之間的公，還是利益集團把持的公，抑或在國家名義下的公，形形色色七七八八的公彼此交織混淆錯綜複雜盤根錯節循環往複著，構成了一幅色彩斑斕但卻模糊不清的圖畫。

自從中國進入黨派政治時代以來，“公”更是成為了黨派屬性當中意識形態方麵的排他性與國家領域空間上的兼容性的日益尖銳不共戴天的矛盾的焦點，黨派利益取代公共利益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方向和目標，這種荒誕不經的局麵麵對威權更顯示出難以調和的現狀與前景。

所以嘛，既然是公共交通，不被如此這般地邊緣化，才叫見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