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會拿日本開罵

隻會拿日本開罵

                                           2006年5月21日

何必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內閣府20日發表的“社會意識輿論調查”顯示，對“日本正朝壞方向發展的領域”的回答中有31.3%的人選擇了“外交”，……（略。）

這種報道，其傾向性非常之明顯。其實，在主觀性很強的信息使用上，如此內容並不是什麽新鮮舉措。就像對於《紅樓夢》魯迅說：“道學家見淫，經學家見易，才子見纏綿，流言家見宮闈秘事，革命家見排滿。”這才是個見仁見智的世道。換作當下時髦的說法，就是半杯水效應，也就是說，傻乎乎笑逐顏開的樂觀主義什麽時候看到杯子裏那半杯水都認為：不錯，還有半杯；而像老潘這種憤世嫉俗吹毛求疵的悲觀主義者卻總是看著那空著的半個杯子，認為這才是世界的災難。

而如果隻是選擇這種日本的負麵消息來說，那就是故意為之的了。

從上個1990年代開始，中國改革進入了日益艱難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頻仍並積澱下來，一屆政府移交給下一屆，就像擊鼓傳花那般，看到那一任上會爆發出來誰趕上誰倒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眩暈當中，人為地掩蓋矛盾狀態，並且利用宣傳輿論越來越強有力的控製折磨國民對於自身生存環境的知情權。而當國內的輿情已經不足以消弭民間負麵情緒乃至社會心理形成的浩大洪流的激蕩蔓延之際，則挑唆、縱容並利用民間流行的非理性到了近乎瘋狂而偏執的民族主義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進行著移花接木暗渡陳倉的勾當，拿著中日之間的百年宿怨當作轉移國內矛盾的道具。

小泉政府在外交上獲得了輿情低分，這就要被中國人拿出來評頭論足說三道四，而這種事情到底能夠給我們帶來什麽？

實際上，日本國民對於外交的認知程度，遠遠不像中國人這樣清晰，或者說，日本人對國內事務的關注，要大大強於對外交往的重視。這點是中國人很難理解的。原因並不在於日本人的特性，而在於中國人。1840年之後，中國就成為世界列強的瓜分對象，百年恥辱鑄就了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更是積蓄下來中國的殖民心態。這點，延續至今的“外事無小事”的民族意識就是最顯著的表征。

而這種殖民地心理，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見的。所謂崇洋媚外，這是全世界惟獨中國人才有的詞匯。歐美日的國民對於這個詞匯的產生和沿用感覺不可理喻，根本無法理解怎麽會有如此民族意識。

姑且不說日本在二戰後被美軍占領，獲得了什麽樣的集體意識，以及再往前說日本曆史上從來沒有被外族侵占而成為亡國奴的經驗，隻看其一衣帶水的韓國在比中國漫長得多的日本占領時期總共出現了多少內奸（韓國人稱之為“韓奸”）？3000人，並且現在還在對這些賣國求榮者進行法律與道義追究。而中國呢？全世界曆史上，隻有中國人在日本軍隊侵略時出現了我們所謂“偽軍”的協助侵略者的正規軍事力量，更不用說包括汪精衛這種國民黨政府最高官員出任日本人組閣政府長官這種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壯舉了。即使是國民黨軍隊，麵對日本人的進攻又幹了些什麽？這大概早就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可以查詢。隻是說，日軍100多人進攻張家口，中國十幾萬守軍倉惶而逃，讓日本人兵不血刃沒費吹灰之力就拿下城池，這也算是中國軍隊的榮耀了。如果計數中國人到底出了多少漢奸，那將是個什麽樣的工程？如果要對漢奸進行法律和道義追究，又將是個什麽景象？

到了當下，中日之間的糾葛也一直被拿來說事。1月10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道，（何必注，略。）

怎麽樣？中國的媒體對此很難取得其他別出心裁的立場和視角。涉及到對日關係，現在中國已經是個屢試不爽的勝地，如果有類似馬立誠那樣竟敢提出什麽對日關係新思維的人，注定要在洶湧而猥瑣的口水之中被淹沒。

3月8日快訊，（何必注，略。）

如此，日本經濟的增長將對中國經濟構成嚴重的威脅。而考慮到日本經濟總量數倍於中國（更不用比較人均GDP或者人均收入），日本將成為中國這條巨龍騰飛的最大障礙。

可是，如果拋開被意識形態掌控所形成的偏狹，冷靜而理智地看待日本，我們會見到什麽呢？

2002年韓日世界杯期間，各國記者螞蟻般忙碌，在緊張的賽事報道後，他們不約而同地驚異看到，一場場比賽完畢觀眾離去之後，幾萬人的運動場看台上竟然找不到一片廢紙。那些歐美記者驚歎到，如此公共意識的民族，是一個多麽可怕的民族！

而針對中國和韓國等亞洲國家一直詬病的日本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之舉，我們的輿論總是裝聾作啞地製造著偏聽偏信，全然不顧日本國內在這發方麵對戰爭責任的分析，以及日本人討論的為什麽著名的東京戰犯法庭審判隻是把東條英機等戰犯推上審判台、卻把戰爭最大的主使者（也應該是最大的戰犯）日本天皇豁免、麥克阿瑟之流為什麽要對日本天皇網開一麵之類的詰難。如果不涉及這類責任領域，中國人非議的靖國神社現象隻不過是在隔靴搔癢。

再往前看。明治初年，一個旅日德國醫生貝立茲，對當時明治政府激烈的教育改革評論說：“我們歐洲經過五百年才達到的文化發展，日本國民隻需要十年就達到了。這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發展。”日本學者桑原武夫更精辟地指出：“明治維新是個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於民眾高度的讀寫能力。”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就確立了“教育是日本立國之本”的國策。短短十年左右時間，日本國民的識字率就由原來的百分之四十多，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二戰”戰敗後的日本更是舉國上下勒緊褲帶辦教育，從而帶來了20世紀60—80年代日本經濟的騰飛，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強國。

這是個什麽樣的民族？中國人似乎更應該思考，為什麽一個曆史上從來都是向中國進貢的附屬國（如此視角與大國沙文主義無涉，隻是援引曆史事實）在短短幾十年間就成為中國最危險的克星，日本成長的經曆到底能夠讓中國人領略到些什麽。（對比一下中國的文化革命、以及此後改革開放所實施的教育到底是個什麽貨色吧。）

日本近代思想家岡倉天心指出，明治維新的最大成功在於製定了立憲政治。在日本“帝國議會召集以來，國是、國法有效實行，經過實驗時代，立憲政治終成為日本政治意識的傳統要素”。英國曆史學家威爾斯在其《世界史綱》中認為，“明治維新後近代日本‘以驚人的精力和智慧把他們的文化和組織結構提高到歐洲列強的水平，在人類全部曆史中，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像日本那樣闊步前進。’”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給《大英百科全書》撰寫卷首論文中寫道：“明治時期的日本，就是這樣想把所有的東西都一下子加以改變。這裏不可避免地要附帶產生一些弊病，但毫無疑問，它會使日本更容易引進西方文明。這種情況似乎和德川末期的攘夷運動大不相同，但是唯有這種主動汲取外國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傳統性格。自古以來，日本人就是如此。從好的方麵來說，是對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寬宏大量；從壞的方麵來說，是日益醉心於外國文明的模仿者。”

如果按照吉田茂的話，那麽中國到底是對包括日本文明在內的其他文明的寬宏大量，還是日益醉心於外國文明的模仿？這點似乎不用作任何分析，隻是從一個細節就能看出來：在如今中國年輕人打電話即將掛斷之際，還有幾個人不說“拜拜”而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