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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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卡查詢收費表征改革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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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卡查詢收費表征改革落敗

                               2006年5月19日

何必

18日中農工建四大國有銀行正式對外貼出公告,6月1日起銀行卡跨行查詢每筆收費3毛……(略。)

這條節目的後麵,緊接著就是邱寶昌在演播室裏接受主持人的現場采訪,認為用戶可以通過價格法的相關法條對銀行甚至銀聯進行權利主張,追究銀行和銀聯是否存在合謀侵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

針對銀聯方麵如此作為,媒體幾乎是眾口一詞地討伐。中國財經報以“行長百萬年薪與收費錙銖必較”為題,對此進行了分析,突出了那些國有銀行的頭麵人物拿著巨額的薪水,卻與當局共同幹著明火執仗搶錢的勾當,對比如城市貧民和農民等小額儲蓄賬戶進行收費從而為貧富差距擴大推波助瀾。網絡上更是有以“跨行查詢收費,銀行卡進入吃錢時代”為題的評論,認為“從2002年起,各種名目的收費紛至遝來:跨行交易費、年費、帳戶管理費、掛失費、小額帳戶費、零鈔清點費……,有關統計顯示,從2003年6月至今,銀行收費就增加了20多項,直到今天的跨行查詢費。……這些收費的借口,無一例外都是“國際慣例”;這些收費的起初,無一例外遭到大家的強烈抗議; 這些收費的最終結果,都是在抗議中生效。”

其實,這些分析與議論,並不是什麽新鮮內容,對於死皮賴臉的銀行和銀聯,服務質量之差有目共睹,而巧立名目強取豪奪也是盡人皆知。

其實,對中國這些破爛銀行,我倒是更願意援引袁劍《金融改革的困局與賭注》中的說辭來映襯其墮落的地步。

在經過多年令人絕望的嚐試之後,引進戰略投資者並實現海外上市,似乎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改革剩下的最後選擇。於是,在2004年啟動新一輪大規模注資之後,中國國有銀行開始爭先恐後(甚至是相互踐踏式)地搶搭海外上市的班車。其趨之若騖的狂熱勁頭,讓人似曾相識,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場“改革大躍進”。除了多次挫敗所積澱而成的改革恐懼之外,中國金融當局之所以將海外上市當作中國金融的最後救贖之道,理由無非如下幾端。一是所謂“海外投資者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先進的金融技術和產品。”(中國的體製不鼓勵“學”,對此,一位在華投資的日本企業家以不屑的口吻說:中國人連偷技術的熱情都沒有。)改善公司治理結構。(誠如公司治理的國際先驅卡德伯裏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難並不在於建立那些諸如委員會之類的有形結構,而在於建構一種使這些有形結構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礎。換句話說,讓西方公司治理結構真正發揮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作為一種場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製衡以及平等的文化。)引進戰略投資者可以帶來新的信用文化。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的研究顯示:在中國國有銀行所有的不良資產中,由於銀行內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資產僅占20%,而由於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這項研究證實了我們多年以來的一個判斷:中國國有銀行壞帳如山的主要原因來自外部,來自於那個決定了中國國有銀行行為的外部“改革場”。換言之,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不過是中國改革問題的一部分,是“改革壞帳”以數字形式在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體現。從本質上講,中國國有銀行的問題,實際上是各種權貴利益集團借改革之機盜竊國家信用的結果。企圖憑銀行一己之力,來解決這種仍然在不斷積累的“改革壞帳”,顯然是抓錯了藥方。而這種錯謬,也恰好彰顯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結。……仔細辨析中國最新一輪的“引資改革“,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樣一個隱含的前設,那就是:我們已經無法通過本民族的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文化資源)來改革中國的國有銀行,而必須借助於超越於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力量。這個不幸的“發現”雖然讓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於真實情況。……“以開放促改革、促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家們的慣用權謀(在1990年代中期中國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後,中國改革幾乎患上了“開放依賴症”),中國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繼了這種品格。……國際資本通過超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看上去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手段,贖買中國的技術官僚階層,強化國有銀行(到那時可能是外資銀行)的壟斷地位,獲取在別處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壟斷溢價。以跨國巨頭的資本實力和中國政治體製固有缺陷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壟斷,可能比現有的金融壟斷更加具有隱蔽性和壓迫性。如果這種情況真的成為現實,那麽我們現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國的本土金融服務業已經被徹底繳械並將在長時間內被邊緣化。壟斷,是任何資本都孜孜以求的,在這裏,任何僥幸的假設都沒有存身之地。……事實上,中國納稅人在與國際金融資本的第一場博弈中就輸得一敗塗地,因為他們對國有銀行數以萬億計的注資,已經部分被跨國金融資本通過參股方式輕而易舉地收入囊中。跨國資本不會比權貴資本更貪婪,但也決不會比他們更仁慈。最理性的選擇因此也是最可能發生的結果就是,跨國資本與權貴資本攜起手來,進行一場超越國界的合謀。

這讓我們看到或者想到什麽?最直接的,就是中國內部改革動力的負增長狀況已經持續了近20年。上一屆政府在中國不遺餘力加入WTO、中國政府領導人在美國對那些米國人甚至到了“你們還想要什麽?我(中國)能給的都給了”說辭的地步,就足以看出中國改革必須依靠外力推動這種匪夷所思並幾近自殺性質的岌岌可危程度。為了推動本質上已經遭到廣泛置疑並且將越來越多的國民陷入到水深火熱當中的改革,放棄大量民族利益換取國際勢力的幫助。

到現在,這種改革還在繼續。高層堅持改革的決心似乎還堅挺著,並說今年又是個改革攻堅年,於是,改革就這麽年複一年地被攻堅著,連張弛有度這種任何體係存續的基本原則都不顧了。而新一屆政府親政後,根本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被利益集團綁架成為要挾政府以及公共利益的砝碼和犧牲品。於是,國民體會到的改革成果就是,基本品和公共品價格的全麵上漲,並且這種上漲的勢頭愈演愈烈和肆無忌憚。

拿銀行來說,優質國有資產被低估而賤賣到國際資本市場,讓洋人以廉價獲得中國國民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而這些銀行對內卻虎視眈眈心黑手辣,竭盡全力展開著國民財富赤裸裸且恬不知恥的掠奪,連起碼的社會輿論和企業責任都懶得理睬,徹底撕下了客戶上帝用戶導向之類的麵紗,凶神惡煞地讓所有儲戶血肉橫飛。任憑他媽的什麽“中國特色”和“與國際接軌”成為盜搶時的不二法寶,憑借這兩板斧在謀財害命行徑當中一往無前,讓改革的進程排擠出越來越多的國民,直到改革徹底成為權貴、暴富者和精英的盤中餐乃至牟利手段。

所以嘛,老潘從來不用銀行卡,並且在盡可能的範圍裏拒絕消費,目的就是懶得撮這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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