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IC卡不可能成為“文明”卡
2006年4月22日
何必
很多觀眾反映在三環上乘車難,而300路更是眾所周知的擁擠……(略。)
北京公交車將要實施IC卡取代紙質月票了。這種舉措將會帶來什麽樣的乘車狀況,從目前的情況就可以部分地得到預知和推測。
對於公交車運行狀況的揣摩,是舉凡在北京待著或待過的人有目共睹的,即使乘坐出租車或者私家車,也會在道路上看見無論寒冬臘月還是酷暑盛夏、無論刮風下雨還是烈日炎炎、無論是文革期間還是改革開放快30年後的今天,一準兒是擠得像沙丁魚般的北京公交車。不管是仨代表、共產黨員先進性,還是被稱作新三民主義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抑或八榮八恥,或者中國經濟取得了什麽樣舉世矚目的高速增長,以及北京作為中國首都給洋人什麽樣的印象,反正公交車被貧困化邊緣化垃圾化的狀況,指代著中國公共場所廁所化的趨勢是眾所周知的。應該說,從電視製作角度看,無論從現場感還是畫麵的衝擊性,公交車時時刻刻都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提供著鮮活的圖釋和解讀。
與時俱進到了今天,計劃經濟轉型到了市場經濟,黨政換了一屆又一屆,社會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遷,唯一不變就是這公交車的擁擠。
該節目還針對即將實施的公交車使用IC卡進行了采訪。
有不少熱心觀眾發來短信,稱上下班高峰乘坐公交車擁擠,今天早上記者體驗了一下,發現確實如此。在采訪時記者注意到,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刷卡乘車,一些車已經在門上貼出了上下車的標示,但是由於沒有強製執行,所以許多乘客對此視若無睹,在記者采訪的兩個小時裏,隻有一輛公交車因為前後門沒開,所以乘客才從中門上車。車站監督員:“人多上不了 道太窄。人少還行。就這十幾個站,人多點還好。就我們三個人,根本忙不過來。”乘客:“你要說都從前門上後門下根本就不可行。你說人這麽多怎麽擠呀。入口太小了。你以前三個門現在一個門肯定不方便。本身人就多。”記者從學院路沿著三環主路一直坐到了雙井站,每個站台幾乎都是一片等車的人,車一到站便蜂擁而上堵住了車門,不僅300路,37路、302路,345路支線都存在類似的情況,很多乘客還表示,5月10號要是實行一卡通,要想上下車就更困難了。乘客:“我覺得這三百要刷卡根本行不通。從這頭走到那頭根本走不過去。今天還有空隙,平時連腳都看不到。如果上車刷卡下車刷卡,根本就擠不過來,根本不可能。”“如果三百(路)還是一等20分鍾,一來就三、四輛的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就更不可能了。”“如果左側安一個上車刷卡,右側是下車刷卡,那樣就會方便多了。三個門都可以隨時上下。”記者在公交部門了解到,IC卡月票替代紙質月票之後,相關部門將對一些公交站點進行改造,如在四惠等一些客流量很大的車站設移動刷卡設備,可以先刷卡後上車,單一票製的車輛可以刷完卡直接上車,下車不用刷卡。
我靠,這都是什麽樣的情形!這是人待的地方嗎?想想,大概也就是200年前美國從非洲販運黑奴時有過這類景象。
一條節目說擠,一條節目說IC卡將要麵臨的困境,連續播出,大概也真是故意了。
北京市交通委員會邀請該節目就IC卡實施後在什麽樣的線路上增加車次進行民意征集,這反映出什麽?交委方麵聲稱,要增加1500輛車,這在北京現有18000輛車總量上,增加了區區8.33%,如此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公交車的運營壓力可想而知;而且,這幫子官僚竟然根本不知道這些待增加的車輛該投入到什麽樣的線路上!
節目征集北京最擁擠的10條公交線路,結果應征者如潮水般滾滾而來。不出老潘所料的是,近半數都指向了北京三環路上著名的300路。
這300路可以稱之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最為擁擠的公交車,每天以運送30萬人次而高居榜首,並且這條線路的擁擠狀況也算是駭人聽聞。很多北京人如今已經不敢乘坐這趟車,因為這已經成為聞名的農民工專車,北京的老弱病殘根本甭想擠上那趟車,就算僥幸上去,麵對廣大農民工朋友,也根本甭想有人讓座。
拍攝這兩個節目的記者,一個就住在辦公室附近,一個自己開車,幾乎沒有像老潘這樣長年累月與公交車較勁的經曆。他們尚且拍出如此慘烈的場景,也算是公交車真給節目增光添彩了。
從節目策劃角度看,北京市將要實施的IC卡並不僅僅牽涉到北京每天約1000萬人次的公交車乘客,幾乎與此同時進行的出租車價格上漲,都會對北京交通形成巨大的影響。IC卡的實施將會造成北京已經不堪重負的交通更加擁擠;而出租車漲價將迫使原本以出租車為出行工具的人改換為私家車,加劇北京城市道路的超飽和狀況。
而針對出租車漲價,市委宣傳部再三嚴令必須和政府保持同樣的口徑,嚴肅新聞紀律,並且特別用口頭(不留證據)的方式點了筆者有幸參與或者參與過的《首都經濟報道》、《城市》和《身邊》的名,指名道姓地讓這仨欄目都他娘的給老子老實點,別哪壺不開提哪壺,存心給為官者搗亂添堵。
可作為新聞從業者,職責就是尋找公共利益的損益,並形成公共利益的話語平台。既然官方看到有老潘和譚湘這類老憤青擔任策劃的節目總是和出租車漲價過意不去而禁止,可總不能凡事都不許說吧。反正沒禁令就說,等有了禁令再說別的。不讓說出租車漲價,咱就說公交車。就像《城市》製片人李峙冰那兔崽子似的,你不讓我說人,我就做個“人狗無界”,惹急了頭頂毛比老潘多不了幾根的丫挺的真敢拿人和雞比。
而從宏觀上看,節目的基本立意該如何?從2005年開始,針對已經實施了1/4個世紀還要長的改革,開始了全國性的大辯論。改革如果僅僅意味著貧富差距的快速擴大、政府權力迅速擴張而責任的全麵萎縮、國民福利的迅即消逝、社會不公的加劇,那麽當然就會呈現“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改革動力基本消失、改革結果基本否定”的必然趨勢。按照孫立平的看法,如果說1990年代中期的住房製度改革還是好壞參半的話,那麽住房製度改革之後的所有改革,都成為了強勢利益集團對於弱勢群體的侵害,也就是說,從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所有的改革無不是以弱勢群體利益受到盤剝為代價。
更可怕的是,當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民已經被褫奪得幾乎一幹二淨時,強勢利益集團把搜刮對象轉移到了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身上,而這對於中國社會的未來將會產生什麽影響,也並非難以預料的。
節目後,主持人點評說,這IC卡可能會起到“文明卡”的作用,迫使野蠻的乘客不得不文明起來。老潘對如此說法嗤之以鼻:在當下所有的法律和道德底線屢屢被擊穿的環境裏,指望著一張強勢利益集團對弱勢群體進行新的財富掠奪的IC卡不僅讓徹頭徹尾城市貧民和農民工心甘情願地多付出錢來出行,而且還能俯首帖耳地由此文明起來,服從強勢者們對自己越來越糟糕的命數的任意安排,這會是社會文明的前兆?狗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