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路部門強取豪奪行徑映襯政府霸權
2006年7月28日
何必
關於機場高速不按裏程收費一直存在較大爭議,駕駛員要求機場高速按裏程收費的呼聲直到今年仍然很高。(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這些天,從市區通向首都國際機場的道路進行整修,機場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徹底被封閉,過往車輛隻能被迫走高速以外的其他道路,但高速路方麵卻依然按照全程的價格收取通行費用。這招致了北京各界廣泛的聲討。
其實,涉及到北京高速公路收費方麵的爭議、糾紛乃至官司已經不少見了。無論是京津唐高速公路收費官司,還是機場高速路官司,都廣為社會所關注,並且無一例外都以作為被告的高速公路方麵的勝訴告終。
而且,放眼全國來看,把高速公路方麵告上法庭的事例也越來越多,人們前赴後繼地與高速路方麵過意不去,在迄今為止狀告高速路管理運營部門違法的當事人們沒有一個能夠獲得勝訴的情況下,依然明知故犯地義無返顧。這種壯觀的景象也凸顯出目前中國高速路部門的不得人心、中國行業主管機構所製定的政策法規明顯偏袒利益集團而放逐廣大消費者權益行徑的日益尖銳而激烈的不滿、中國法律的人心向背、以及中國社會治理方麵混亂的狀況。
更令人唏噓的是,人們看到,2005年1月19日,鄭州市民、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在讀博士生宋德新以“高速公路不高速”狀告河南省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的民事案件,在鄭州市二七區法院公開審理,並當庭作出一審判決:宋德新的請求被駁回。雖然該案敗訴,但在新頒發的《河南省高速公路條例》規定,自2005年3月1日起,河南高速公路不高速將視情況暫停收費。
這種結果對比起北京高速路方麵巋然不動的架式令人感歎到,連一直被妖魔化的河南人尚且能夠做出如此政策調整,雖然在實施上有著釋法權方麵對“視情況”如何界定的擔憂,可畢竟還是在行政層麵對社會反響進行了回應。這麽說來,北京方麵比河南方麵還要更令人憤懣。(這也讓我想到了一直在思索的問題,那就是妖魔化河南人的潮流如今因為全中國都在河南化而呈現格雷欣效應。)甚至可以說,北京方麵憑借著天子腳下的位勢作威作福,幹著比河南人更壞的勾當。
發改委方麵注定不會調整政策,畢竟,全國高速路每年收入接近上百個億,如果調整政策到對高速路消費者有利的方向,那麽這筆損失就會影響發改委頭麵人物的升遷以及整個部門的權威性。
本來嘛,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以大局為重,大河有水小河滿(這種無論從邏輯還是經驗上都如此本末倒置的說法竟然盛行,也算很中國特色了),個人要服從集體,短期要讓位於長期,局部要服從於整體,一切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可人們注意到,1992年全民所有製悄無聲息地改為國家所有之後,就階段性地完成了產權方麵的集中化進程,為國有變為政府所有進而被部門把持然後被個人當作“先富起來”資本的變遷奠定了製度基礎。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進入了公路建設快速發展的時期,尤其是1998年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國公路建設投資數量之大、開工項目之多舉世矚目。從1990年到2003年的14年間,中國公路建設累計投資近2萬億元,其中僅2003年就達3715億元,創曆史新高。今年1至9月,中國公路建設完成投資比去年同期又增長了26.6%。到去年底,中國公路通車總裏程達181萬公裏,居世界第三位,其中44%是最近14年內修通的。目前已突破3萬公裏,高速公路總裏程位居世界第二。
交通部有關負責人說,針對公路交通事業的長遠發展需要,交通部提出了8.1萬公裏國家重點公路建設規劃,計劃到2020年完成,並與目前的國道主幹線共同構成國家骨架公路網。屆時,中國高速公路將達到7萬公裏。
與此同時人們更加關注另外的數據。據統計,目前全世界收費公路大約共有14萬公裏,而其中10萬公裏在中國。也就是說,我們一國的收費公路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的兩倍還多。
這背後隱藏著什麽呢?2005年3月7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最大的外逃貪官就出在你們銀行界。”在6日上午經濟界委員的小組討論時,一位來自建設領域的委員打斷了銀監會副主席史紀良的話。“你們建設領域也不少啊!”史紀良委員回應了一句。“最多的還是交通部門,幾乎每修完一條高速公路就有一位交通廳長下馬。”另一位委員補充道。他順手指著同在一個小組的原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趙希正說:“還有你們電力行業。”
於是,這高速公路成了什麽?在規劃、招投標、建設、監理、驗收、管理、運營等多種權力集於一身的交通部門霸權當中,如此工程就成為盛產腐敗分子的勝地,或者就是在製度真空中製造刀下鬼的陷阱。
還有更可怕的,按照交通部投資兩萬億將高速公路總裏程增加到8.1萬公裏的規劃,有人做過測算,每平方米造價會是多少?10元!這種天方夜譚的數據是否能夠完成呢?毫無疑問。為什麽?一方麵,通過設尋租的招投標方式將公共道路進行市場化,借著引入民間以及外國等社會資本的方式兌現壟斷利潤中飽私囊,另一方麵,高速公路不可能建在天空裏,必須踏踏實實於地麵,那麽這種被交通部頭麵人物到處吹噓的低廉預算事半功倍的高速公路建設則是大肆劫掠農民土地,而10元的造價也就意味著將更多的農民逼到徹底失去土地卻得不到起碼補償的境地。
中央黨校吳忠民教授說,公共投入應以民生問題為先。而且應當是隻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費物品,而不可能是“奢華”品。反觀現實,我國公共投入秩序顛倒,結果嚴重失衡,十分不合理。國家財政在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等事關基本民生的領域,投入比例小得可憐;而在一般公共方麵的支付過大,居世界各國之首,行政成本過高。國家財政在一般公共方麵的支出比重,2000年我國高達24.7%;而2001年,美國為10.1%,俄羅斯為8.2%,波蘭為3.8%,印度為6.1%。同時,我國在一些“奢華性”的基本建設方麵的公共投入巨大,比如,近年國家在高速公路建設方麵投入了8000億元。
所以,一方麵,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名義下掩蓋著基礎設施建設方麵日益巨大而令人恐怖的黑洞,另一方麵,卻是建成項目成為無休無止恬不知恥搜刮國民財富的工具,而當這種搜刮由於本身質次價高被詬病之際,就會有發改委作為謀殺人們腰包的合法擋箭牌。
對此,誰又能怎麽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