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農民工拜物教掩蓋國家失靈

警惕農民工拜物教掩蓋國家失靈

                             2006年7月22日

何必

據了解，昆玉河附近的工地有十幾個，在工地洗澡一次要三塊錢，民工舍不得掏，所以大都跑到這裏洗澡，但如何製止這種現象，執法部門很是頭疼。……（略。）

昆玉河建成才幾年，現在已經被糟蹋成什麽樣了？我曾經在這條河附近租住過，並且經常沿河通行，常常看到那裏麵冬天鑿冰垂釣的、其他時節釣魚的、洗衣服的、遊泳的、洗澡的比比皆是。短短幾年，這條河已經經曆過了幾次興師動眾的清理河道，可沒兩天河水就又恢複到了腥渾惡臭綠藻雜物七上八下的景象。盛夏晚上到河邊納涼，時不常就有人吃完了西瓜將瓜皮興衝衝地擲向河水中，而且是一撥接一撥，比賽著看誰能扔得遠濺起的水花大，然後男女幾個樂不可支吵吵鬧鬧地在周圍人的沉默與無奈之中揚長而去。大概，這時候不能指責路人沒有見義勇為吧。

所以，在昆玉河裏遊野泳或者洗澡，根本就不是什麽新聞，隻不過是將老生常談的事情拿出來再說一遍。而且，這條消息的來源原本就是幾個部門要聯手巡查昆玉河而給新聞單位發出的報導邀請。如果沒有新聞單位的跟隨采訪，那幾個部門也沒有那樣的動力和熱情去進行那種貓捉老鼠似的遊擊戰執法行動；也就是說，這種執法更多的不是為了整頓治理昆玉河秩序，而是為了通過媒體向社會展示執法部門並沒有賦閑清淨搜刮劫掠，還是在媒體麵前為民辦著實事。

但這樣的采訪中包含了較多的信息，顯示出采訪者思路沒有完全條理清晰。顯然，那個帶著孩子的人的身份不清楚，衝淡了節目的主題。如果單純針對農民工，指向會更加明確而具體。

農民工到昆玉河裏去洗澡，弄得執法人員也為難起來，抓違法在公共水域洗澡的行為，卻話鋒一轉到了沿河工地沒有為農民工提供洗浴條件。最後隻能說服教育，並對沿河工地負責人進行提醒。

多麽富有人情味的執法過程！多麽體現整個城市對農民工的關懷體貼和照顧，凸顯出和諧社會的完美圖景。明明是針對昆玉河的整理，連帶著把沿河工地的負責人都給提醒了，這種執法也算是摟草打兔子一鍋燴了，附加值很了不得呀。

可我看了這樣的結果，卻感覺哭笑不得：這他娘的都哪兒和哪兒啊！

在中國，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乃是盡人皆知的事，昆玉河沒多久就成了這副德行，成就著非常典型的“公地悲劇”，也就是我稱之為公共場所等公共空間的邊緣化貧困化垃圾化。往這昆玉河裏撒尿倒垃圾的，並不都是農民工，那些非農民工幹了這種勾當，不也隻能“說服教育”連個洗浴的借口都沒有了？饒著對違法行為一股腦算毬了、非農民工也搭順風車無所謂了，法律威懾力毀了，卻拿農民工說事，執法能力欠缺的賬算到了農民工洗浴條件惡劣上來了，農民工成了執法不力的借口和幌子，普天下哪兒有這麽執法的？

這兩天人們也在熱議，北京一些公園免費對遊人開放，結果卻惹來了公園裏麵一片混亂，特別是有些農民工衣冠不整占據公園裏的長椅旁若無人地呼呼大睡。當人們對這種行徑進行指責之際，《新京報》發表署名文章，認為這種指責搞錯了對象，因為農民工平常擠在工棚裏苦不堪言，這時候到公園裏睡睡有什麽可以指責的？

我看了這樣的評論頗有些目瞪口呆。這種本末倒置的說辭怎麽會堂而皇之地出現在號稱以秉持邵飄萍的《京報》犀利而準確風格的衣缽的報紙的言論當中？

農民工的勞動和生存條件是很差，這是眾所周知的事。這種事情的解決需要農民工使用單位、勞動監察、公共衛生等企業、政府、社會的相關方麵付出努力。但這絕不是說，農民工就可以大模大樣地在公園裏占據長椅睡覺，也不是說，弱者就有權利獨占公共資源為所欲為還不能容他人指指點點說三道四。這就如同說一個貧困者值得同情和聲援，但並不意味著這個貧困者就可以無法無天殺人越貨一樣。

可怕的事情也許並不在於貧困者生存條件的差池（因為這是可以通過努力獲得改變的），而在於社會觀照層麵上道德的貧困，這將導致社會評價體係的混亂。

通過溫家寶為熊德明的丈夫討薪，中國社會獲得了一個新的頂禮膜拜的格式，獲得了一個政治化傾向中本質上是個偽命題的道德示範的模本，獲得了一個泛神化當中又一個眾誌成城的起哄對象。

一時間，農民工被抽象化成為一個神壇上的祭品，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化人群，成為當代中國社會苦難的最大的承載著，肩負著中國特色的十字架赴湯蹈火一往無前。誰要是敢於對農民工說個“不”字就會招致為富不仁或者嫌貧愛富欺軟怕硬慘無人道等等口水洗劫，進入萬劫不複的深淵。看看當下的社會輿論、特別是所謂主流媒體，每逢談及農民工，都是唯唯諾諾小心翼翼倍加嗬護，成全著全社會的農民工拜物教。

於是，我們看到社會上越來越多的利益集團打著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旗號幹著掩耳盜鈴的勾當，一個個腦滿腸肥的暴發戶刹那間搖身一變開始悲天憫人地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當仁不讓充當起了農民工的代言人，完成了對農民工話語權的另類剝奪。

姑且不說作為城裏人是否有資格為農民工代言，以及農民工是否需要這樣的代言。如此葉公好龍的舉動卻是對被農民工那些負麵行為加害者權利的蔑視，並衍生出更為寬廣的違法亂紀。

幸好我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到現在依然承受著改革開放的慘痛代價，赤身裸體迎接著形形色色可能的天災人禍，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媒體說我三無或者五無，反正沒房沒車沒家沒業嘛都沒有，徹頭徹尾一個邊緣人，還夠不上為富不仁的底蘊，更不會麵對富人唯唯諾諾沒了脊梁，隻是權作弱勢群體之間的雞一嘴鴨一嘴罷了。

應該看到，作為所謂的理性經濟人，農民工每個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種追求表現在諸多場合，比如在公交車上瘋搶座位而將老弱病殘擠到一旁視若無睹，公共場合裏赤裸著上身腳放到別人的椅子靠背上若無其事，並排走在馬路中間橫衝直撞，隨地吐痰大小便，餐館裏高談闊論猜拳行令旁若無人，成群結隊打家劫舍謀財害命甚至在黑社會中成為主力……我們當然可以中國特色語境當中所謂“極少數人”來模糊化其中的比例，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連續十幾年揮之不去而農民工在其中的貢獻率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一直認為，農民工是當今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我更認為，當全社會因為溫家寶的舉動而給予農民工極大的關注之際，卻在忽視著另外那些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和城市貧困人口；我還認為，弱勢與強勢都是相對的和可以轉化的，當農民工麵對比他們更弱的群體並且胡作非為時，他們就是強勢群體的行徑了。

而此時，對農民工如此情境裏的所作所為進行超乎法律乃至道德的偏袒嗬護，不僅有違公正，對於農民工群體來說也是不負責任的。這樣的社會風氣會擴充政府失靈、市場失靈乃至國家失靈的領域，給行政不作為尋求遮羞布，通過樹立農民工霸權尋求農民工腐敗的社會空間，進而將製度供給方麵的殘缺固化到永遠，以利於利益集團將社會不公製度化剛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