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的國有企業終於要給咱們分紅啦

咱們的國有企業終於要給咱們分紅啦

                        2007年12月12日

何必

中國財政部周二公布消息說，《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已經正式發布……（略。）

這則消息後麵，還“買一贈一”地附帶了如此這般：

相關專題：

國務院試行央企分紅

相關報道：

央企紅利按比例上交國庫

資源型央企明年起向國家上交10%利潤

財政部出台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

嘿嘿。

國有企業分紅問題，終於水落石出，這恐怕讓清華大學崔之元最為興高采烈了。

果不其然。今天早晨一打開電腦，就看到崔之元（群）發來的郵件當中，有兩封都與此有關。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12日 7:44

央企今年利潤近萬億

央企今年利潤近萬億 國資一年賺一個“中石油”

（何必注，略。）

另外一封，內容就是我開篇引用的內容。

Cui Zhiyuan

2007年12月12日 9:10

東賓轉發政策課: 財政部明確央企向國家分紅比例

我與崔之元，至今未曾謀麵，但卻神交已久。他被分門別類在中國新左派陣營當中，但他與同樣被置於該陣營當中的王紹光等一樣，都是很有道義地將能夠看到的有價值的內容發給通訊錄當中的人們共享。僅僅在這一點上，那些自由派或者右派們，就望塵莫及了。或許可以說，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才是自由派們的為人處世原則，這也就決定了他們無論是彼此之間還是與外界都不會進行資源共享，認為這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可能是因為上海王煉利大姐最近到北京、並且應邀到清華講課的緣故，這位大姐可能將我的過去對崔之元說了，因此我注意到，崔之元前兩天專門（群）發了有關我的經曆的內容郵件。（此事於此不贅，另當別論。）

其實，在與崔之元進行網絡交往之前，我就對此人有過關注。最早應該是我2002年在央視做節目時，結識了號稱“非主流經濟學家”的楊帆，他簽名贈給我了他主編的書，其中就有崔之元的文章。後來，我還看到，媒體上刊登的“崔之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市場經濟中的公有資產與全民分紅”為題的內容：

“社會分紅”是米德“自由社會主義”綱領的第二個特征。（何必注，略。）

實際上，對於“社會分紅”的作用，我並不是收到崔之元的啟發，而是在我的另一個朋友、在挪威結識的當時作為民政部幹部管理學院教授、現在則為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賓博士給我發來的文章中領教的。徐月賓並沒有提及米德的社會分紅概念，但是卻用了非常具有說服力的分析，表述了中國目前社會保障體係的根本性欠缺，這種救急不救窮的方式，實際上是對社會資本的巨大摧殘。徐月賓認為，在製度設計層麵上，通過提高國家對於社會上每一個家庭的投入，遠不是人們習慣上所認為的會製造懶漢，恰恰相反，會極大地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以及相應的國民經濟能力。我以前多次引用過曾經與我多次喝酒的徐月賓的“豪言壯語”，《新京報》評論部的朋友看到，特意問我徐月賓的聯係方式。大概，無論徐月賓本人，還是外界，都沒有界定他自己到底是新左派還是自由派，但是，他的觀點，卻的的確確別具一格。

我經常能夠收到身在加拿大的李憲源（群）發來的郵件。在其中我看到，國內外通常的看法是，在1990年代，最時髦的是將自己放到自由派的立場上，而到了新世紀，情況則發生了顛倒，是新左派逐漸占據了上風。楊帆當時與我（以及節目組）交談時，希望我們（所在的央視節目組）能夠給“非主流”們更多的話語權。實際上，能夠找到楊帆，拜中國宏觀經濟基金會王建、楊大侃的撮合。這二位是我目前見到的僅有的我認為獨立於結黨營私派別之爭外麵的、能夠與左右兩派都很親密無間的人。

雖然秦暉最近說到，左右兩派有著交差的跡象，右派（除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外）也在關注公平，而左派也在注意市場的作用。但是，我卻看到，右派陣營當中的極端分子們還是不依不饒地要厘清與左派的界線，反映出現如今中國特色與時俱進的黨同伐異的惡劣情結。

如此，當局在政策設計方麵就顯得在左右上的搖擺不定，進退兩難。實際上，十七大對於左右兩派的安撫，各打五十大板，既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改革開放的方針（右派立場），又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左派立場），就表現出委府的騎虎難下的尷尬境地。

而涉及到國有企業分紅，多才多藝的北京理工大學胡星鬥也有過建言，並（群）發，我收到過他的郵件。

關於分拆壟斷企業、提高資源稅標準、取消“稅後利潤不上繳”規定的建議書

（何必注，略。）

應該說，胡星鬥所提及的內容，與崔之元反複強調的米德的社會分紅，還不是一回事。國有企業分紅，與社會分紅之間，畢竟還有著天壤之別。

多年的朋友許崢，給我發來了也曾經參與我央視節目的樊綱對此的觸及。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近幾年我國國有企業的盈利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在博鼇亞洲論壇上指出，國有企業在獲得利潤後沒有向政府分紅正成為我國目前儲蓄高額增長、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何必注，略。）

樊綱涉及的企業存款大幅增長，在客觀上，也構成了中國現如今流動性泛濫的主要因素。雖然，有分析認為，世界銀行高估了中國企業的盈利（單偉建），不過，中國企業盈利的增加，卻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又以國有企業為排頭兵。

自從2004年郎鹹平一騎絕塵單槍匹馬挑戰國有企業改製、讓內地所有經濟學家無地自容、並使得國有企業改製進程放緩以來，國有企業就一直處於社會關注的風口浪尖上。張維迎那種賣光理論，讓自由派們不得不為其擦屁股，非常難堪地維持著自由派形同虛設的整齊劃一。而人們也幸災樂禍地看到，國有企業固有的弊病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改善，自由派所謂“所有者缺位”的毛病依然根深蒂固，他們一針見血指出的“委托—代理”關係的錯位狀況也與國有企業的敗壞相得益彰。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成為強勢利益集團對國民財富強取豪奪的大背景下，國有企業改製的停滯成為國有企業對於國民的利益的偷雞摸狗，這恐怕也是老郎（鹹平）始料未及的。

而涉及到國有企業的分紅，媒體也早就提出了對此的憂心忡忡。許崢發來的內容當中，就有所微詞：

國企分紅盛宴背後的隱憂

（何必注，略。）

……

可以說，這些問題，觸及到了國有企業分紅製度供給方麵的軟肋。而這恰恰是現如今的委府最無能為力的地方，或者說，是委府最不願意碰到的領域。因為，這涉及到了中國最為敏感但又最為尾大不掉的政治體製改革問題。

我還是想喋喋不休的是，今年是個非常有趣的年頭。為什麽這麽說？今年是所謂新中國成立的58周年。可這58年，卻被分作兩段，前29年和後29年。前29年，從1949年到1978年，其中還包括被後來定義為“十年動亂”的文革；後29年則是從1978年開始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就是說，我們用了29年，去“改革”前29年（實際上不過19年）的體製，而且，到現在來看，這種改革遙遙無期，社會轉型成為常態，利益集團將改革這種過程固化為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製度類型，並據此恭候著中國的土崩瓦解。

到了現在，人們意識到，所謂的改革開放，在其方方麵麵的規定性上，完全演變為“集體領導”班子的長官意誌的體現，並且強化出“一朝君子一朝臣”的特色，比如涉及到改革開放總路線上，就有著從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經濟建設為綱，到了後來又轉變為坊間稱作“以錢為綱”，以及到現在表麵上煞有介事的“公平正義”為綱的所謂“和諧社會”精神原則。

可以說，改革開放本身已經成為盡人可夫的婊子，所有權力人物都可以借著改革開放的名義往其中填充自己的私家情調。至少，誰也無法確認的是，未來的十年（如果中國社會還能夠幸免於難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會弄出什麽讓人莫名其妙的新鮮花樣來。

因此，社會上也就眾口一詞道，國有企業分紅機製，也會演變為冼岩所謂的“分肥”。

（說句題外話，以上我指名道姓的所有這些人，都能夠收到收到我每天一篇這等垃圾文字。還是要老生常談的是，隨著我發送這類文字通訊錄的變化，我發送郵件的工作量日益加大。如果列位當中誰要是不願意看此類文字，告訴我，我將不再發送這種我自己稱之為“廣播電台”、《南方周末》編輯稱之為“一個人的報紙”的貨色。）

許崢發來的相關內容：

向大國企收紅利？易說不易行

（何必注，略。）

……

今天的消息是，中國赫赫有名的國有企業長春第一汽車集團的竺延風出任吉林省副省長。這種國有企業首腦的官員化，也就表明了國有企業究竟能夠對誰負責的尷尬狀況。實際上，消費者或者社會，根本不在國有企業的視野之內；而國有企業的所謂“社會責任”，更是被跑到九霄雲外。

許崢發來的內容還有。

國企分紅：警惕公眾被“忽悠”

（何必注，略。）

……

涉及到國有企業分紅，凸顯出國務院各個部委局辦爭權奪利的局麵。財政部與國資委對於分紅權打得不可開交。而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分紅竟然沒有讓全國人大介入，連這種走過場的花拳繡腿都懶得作，就可以看出，這種分紅不過又是一次強勢利益集團對於國民財富的掠奪而已。

咱也別說什麽“沒有程序上的正義就不可能有實體正義”，或者“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等等陳詞濫調。在現如今的中國，無論什麽樣的正義，隻要能夠出現，就真的讓人謝天謝地了，管丫挺的什麽程序還是實體、什麽及時或者遲來的。

我真想知道，作為米德“社會分紅”概念在中國的引入和高談闊論者，崔之元對於如此狀況會有著什麽樣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