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階層土崩瓦解讓我們喜形於色

中等收入階層土崩瓦解讓我們喜形於色

                       2007年12月6日

何必

繼住房政策重心轉向保障低收入人群之後，相關部門已開始研究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群體住房問題，以免其陷於被“疏漏”的境地……（略。）

有關內地的房地產領域，我的確是胡說八道得太多啦。其中，不管是寫字樓，還是住宅，抑或工業用地，以及農地，都專門討論過。而在住宅當中，商品房、兩限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等五花八門的類別，也分別被俺嬉笑怒罵過，並且認為，兩限房實際上就是個怪物，本身就有著用政策性方式對高房價的首肯意味；而經濟適用房原本就應該與廉租房合並，畢竟，經濟適用房隻能由政府回購的方式，就形成了強買強賣的非市場交易格局，凸顯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中國人曾經很看不起的越南，一直效仿著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但從越南黨的六大開始，其政治體製改革遠遠走在了中國的前麵，讓中國人大驚失色，而越南人則將其經濟運行模式稱作“社會主義走向的市場經濟”）的真實內涵，即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市場交易主體和環境，而今年山西省黑磚窯事件則更明白無誤地告訴全世界，中國市場經濟格局連個影子還沒有，甭說什麽資本主義，連封建主義階段都還是朝思暮想的，奴隸製的存在才是人類進入21世紀的最大恥辱。

建設部原本就是房地產開發商的根據地，是官商勾結強取豪奪的大本營。中南海有關房地產宏觀調控的所有政策，到了建設部就開始被消解和歪批，不管是9070政策、831大限，還是經濟適用房準入資格，抑或抑製房價，等等，讓人們看到，“中南海失靈”就是類似建設部等等北京的被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王府”們的所作所為。汪光燾在北京市時就不是個省油的燈，到了建設部，就更加肆無忌憚，屁股完全坐在了資本家一方。

這樣，我們高度共識的是，官商勾結的結果，就是他們都成為神槍手，一槍消滅一個自以為是的所謂的中國社會的中產階級分子。用高房價，讓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房奴，一輩子為銀行打工就成了全部生命的意義所在。

去年，我供職的電視調查類專題節目曾經就中國社會中產階級的狀況進行過報道。實際上，中國中產階級的概念本身就是個含糊其辭的說法。如何界定中產階級？是按照收入，還是按照個人成就，抑或社會地位？這都有著太大的分歧。

於是，腦滿腸肥的委府貪官汙吏們幹脆來個行政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就是按照收入來界定社會階層。

但是，人們看到，正是各級當局，才是撕碎中國所謂中等收入群體的罪魁禍首。在中國所謂的中等收入群體裏，除了極少數人通過到現在都不受任何控製和約束的權力腐敗而“先富起來”並進入日益封閉而使得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之間流動的情況趨向不可能的中國富人集團外，絕大多數中等收入者都在新三座大山以及公共品供給嚴重匱乏（當然，也有人將此原因歸咎於強勢利益集團對社會財富無休無止地掠奪）對自身生存的逐漸加大的壓力下，進入貧困群體的行列。也就是說，中國的所謂中等收入群體正在分化並消失。改革開放取得了如此的輝煌成果，將一個被國際上稱之為社會中流砥柱的、可以對社會存在與維係起到“穩壓器”和起重機“配重鐵”作用的中等收入階層徹底幹掉，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製造的一個奇跡。

從報道中看，建設部是因為接到了相關部門通知裏麵的要求，才要對中等收入群體住房問題進行研究的，是要落實溫家寶在新加坡講話精神才動手動腳的。這就是說，如果沒有相關部門通知，如果沒有溫家寶在新加坡講話，建設部篤定會繼續好吃懶做無所作為。諾大的建設部，花著納稅人海量的錢，卻一點兒人事兒都不幹，原本是其職責當中當仁不讓的事情，卻還得有相關部門通知並要求；溫家寶在國內講話並不少，但卻根本無人問津，甚至連講話內容都被封鎖或者進行著類似建設部對房價宏觀調控那樣的歪曲，所以不得不跑到新加坡來對國內事務進行發布，這也是一個奇觀吧？並且，溫家寶到新加坡大倒苦水，對類似財經五虎根本不拿他當回事兒不服從其指揮調度的狀況發牢騷，以至於十七大之前社會上風傳溫家寶有意去職。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出來，現如今委府已經成了一架任何人都無法撼動的隆隆作響昂然前行的機器，並且通過逆向淘汰機製杜絕了產生王力雄所謂“超越者”的可能性。

按照收入將國民分作三六九等，然後再根據如此這般的等級劃分來實施類似住房之類的社會保障，這種做法，早就被坊間指作是荒誕不經：一方麵，通過救火隊的方式，進行救急不救窮的拾遺補缺，隻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根本無法從根本上根除產生貧困的製度根源（當然，如果這麽做的話，委府存在的合法性問題就會浮出水麵）；另一方麵，在技術上必然出現掛一漏萬的情形，所謂木桶短板效應就會浮現。

自然，現在衙門的智慧，都用在了爭權奪利上，對於社會事務，則表現出冥頑不靈甚至愚不可及。比如，按照收入來劃分住房保障的最明顯缺陷就是，這是因於個人收入水平而不是家庭經濟狀況來進行區分，這就會使如此基礎上做出的任何製度供給，都會形成重個人輕家庭的性質。這種製度設計思路，與所謂小戶型政策一樣，都被我稱之為消滅中國家庭那種“四世同堂”天倫之樂的規模、人為通過經濟政策而擠壓社會空間、將家庭最小化的倒行逆施。如此混賬措施的一個最突出的違法亂紀之處就在於，在住房戶型規定性上，抹殺或者顛覆了贍養老人的法定義務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

將中等收入及其以下的群體作為一個既成事實和邏輯起點，來分析中國住房製度調整，這就忽視了一個基本的動態變遷因素，那就是收入並不是一個常量。

今年有幸在網絡上結識、後來又得以在北京見麵的上海王煉利大姐，給我發來了她針對十七大而撰寫的分析文章。這篇文字，突出表現出她的文字風格以及紮實的讓很多中國所謂經濟學家無地自容的學術功底。我還是將她給我的全文抄錄於此。不過，王煉利也許是閱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之故，行文當中經常使用黑體字以及不同的文字體係和字號，為了減少容量，除了其中的表格之外，其他的都采用純文本格式。另外，還是老規矩，引用完畢後用加長省略號表示。

製造業報酬水平低的原因

和

提高製造業報酬水平的可行性

王鍊利

（何必注，略。）

引用完畢。

這種理論上的分析應該是不錯的。

但問題是，這是可能的嗎？

中國勞動者收入麵臨著全人類空前的壓低，說穿了，就是竭澤而漁唄。

咱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卻被資本主義國家還要無法無天地榨取勞動者的血汗。馬克思說資本家如果有300%的利潤就可以踐踏人間的所有法律，可馬老先生卻不知道，在與時俱進的中國，為了哪怕區區5%的利潤（數據顯示，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背景下，東部地區普遍進入微利時代，利潤率能夠達到5%就很讓人阿彌陀佛了），就能夠踐踏所有人間法律。不信？還別說什麽富士康事件，光是看看咱們周邊的小商小販，為了幾分錢的利潤，就能夠製造有毒食品，不惜以同胞的健康乃至生命作為自身盈利的交換條件，讓咱們都生活得膽戰心驚如履薄冰。

王煉利分析說，因為共產黨的存在，使得初次分配當中勞動者收入增加是可能的，但我的看法與之恰恰相反。具體的嘛，現如今意識形態控製非常嚴酷，不說也罷。省得一會兒我出門遭遇什麽窮凶極惡的警察攔截甚或當頭一棒。

人家口口聲聲說要增加財產性收入，結果呢？滬深兩市套牢了上千萬傻嗬嗬爭先恐後忙不迭進入者的養命錢，而越來越多城市當中住得好好的人們，卻被當局聯合房地產開發商動用司法力量乃至黑惡勢力趕出來，把房子扒了，號稱是為了子虛烏有的“公共利益”，就讓納稅人流離失所，借此形成房地產市場上的“有效需求”……

這些不是正在上演的事情嗎？這些不是發生在咱們自己身上（比如，我的祖產就麵臨著被強製性拆遷的命運）、或者觸手可及的身邊嗎？對此，咱們有能夠指望什麽樣的權利救濟呢？

（說句題外話，我前兩天寫的文字裏，涉及到了李大同及其任上所發生的冰點事件。有人發來郵件，說不同意袁偉時的立場，因此對李大同們也就不值得同情。這種立場是非常危險的。我本人也對袁偉時的觀點不敢苟同，但是我卻堅定不移地認為，整肅冰點是個很惡劣的信號。可以不同意袁偉時，可以與之爭論，但不可以封殺媒體。還是前兩天我剛剛引用的西方洋鬼子那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如果說這種引用也是崇洋媚外的話，中國古人梅福告誡，“天下以言為戒者，最天下之大亂也”。因言獲罪，讓人閉嘴，這才是最應該讓我們氣急敗壞的。由是，我們就會看到，當什麽人遭遇到了不幸之際，習慣性地被周圍視若無睹，甚至認為天經地義。而這，恰恰暗合了當局的精致設計，那就是消滅社會，用國家（實際上是委府）進行全方位的極權掌控。最可怕的是，當周圍人遭難之際，還會被惡狠狠地扔下一句話：死不死啊你。）

我斷定，王煉利期待的初次分配過程中勞動者收入增加，隻不過是個海市蜃樓般的美好幻想。

一個攻堅年持續了20多年的改革，實在是對攻堅定義的與時俱進了吧。讓人忍俊不禁的是，1949年到1978年，時間為29年；而1978年到現在，也是29年，我們用了29年去改革前29年（還不用說其中包括了10年文革）的製度，而且到現在改革還處於沒有目標沒有確切路徑的混沌狀態，一朝天子一朝臣，對於改革的使命、方向、內涵、外延等等，取決於當屆領導人的個人偏好，這種改革的結局以及能夠持續到猴年馬月，可怕也是讓人想起來都樂不可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