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方明——站著說話的爺們兒

韓方明——站著說話的爺們兒

                              2007年11月18日

何必

近日，大型西藏原生態歌舞詩《幸福在路上》結束了在西藏的演出（略。）

歌舞升平嘛。

俺去西藏，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拉薩以及日喀則地區，民風還算是純樸，開發程度也不像現在這樣，感覺與內地是兩個世界。當時是去采訪北京援藏作為拉薩市的副市長，拍攝相關的專題片。而到現在都未能觸及真實的疑似心髒病，使俺這個酒鬼在西藏居然滴酒不沾，看著別人與藏區官員痛飲，色迷迷地盯著佳釀卻無法親密接觸，很是難過。

此後，隨著青藏鐵路的開通，西藏就成為垃圾場了。我後來沒有去過西藏，也就無從對其說三道四；而對青藏鐵路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寫也就寫了，看似必定出現的。無毬所謂。

真實的西藏是什麽樣的？可以引用一段話來借喻：

“在這裏，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很高興有機會幫助各位前往尋找這個心靈的聖地；我個人也長期致力於關注西藏這片美麗的土地上發生的各種變化，並且撰寫了一些有關西藏發展的文章，在境內外媒體上發表，為藏民族的生存與健康、為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為我們這個多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和人與自然的核心而鼓與呼。”

這段話，是韓方明在《站著說話 韓方明言論集》中的一篇，標題是《啟程，讓我們走近香巴拉》。短文的結尾注釋為“給清華大學傳媒學院‘尋找香巴拉’活動師生發去的賀信”。

我是剛剛讀完了這本由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的書。

上周，在亞運村名典咖啡館，我再一次見到了韓方明。他分別送給穆兄和我每人一本這部新近出版的著作。我則對穆兄提起，我還欠著韓總的人情，應該請他吃飯才是。韓方明對於讓我請客的事並不在意，卻提起讓我寫一篇這本書的讀後感。

看著書的名字，《站著說話》，我就想起來人們通常所謂“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詞句。

我很是執著地讓韓在送給我的書的扉頁上題詞，他則隻是簽了個很各色的名字。

我與韓方明初次會麵，也是在那個咖啡館裏。穆兄在場，並讓我把方明也加入到我每天一篇發稿的通訊錄當中。此後，韓也就無可奈何地每天收到我的垃圾文字，並且沒有一天停歇過。

上周見麵後，在回複我的垃圾文字當中，韓提及寫讀後感的事。我說待我仔細拜讀後一定會寫的。他就此“謝潘公”作為答複。

於是，我就一直惴惴不安於什麽時候才能兌現這個承諾。

平素，隻要在可以用電腦的地方，我都進行電子化的操作。而閱讀紙質著作，都是在公交車上，或站或坐，任憑車輛如蝸牛，或者風馳電掣，我一概不知道，隻是捧著什麽書或者雜誌在看。而到了天黑，公交車裏麵的燈光很是昏暗，閱讀實在困難。與發達國家的公交車相比，北京的公交車裏麵總是昏昏沉沉的，這也應該算作是公交車罪過之一吧。

而韓相贈的這冊大開本、光正文就有288頁的書，如果隻是利用公交時間，閱讀完畢恐怕不知道要猴年馬月。好在北京道路交通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說北京是“首堵”也好，北京著名小吃“爆堵”也罷，反正讓我能夠在周邊農民工兄弟姐妹很久沒有洗澡地氣味和祖宗八輩的吵架叫罵當中，看完了這本書。

書的封麵上，是個韓方明的漫畫。這幅畫，把韓的特點勾勒得很鮮明：小眼睛、蒜頭鼻子、肥頭大耳、手裏攥著棵雪茄……實在話，韓總比我長得好看點兒有限。看這樣的漫畫，也就知道為什麽現如今中國醜星當道了；或者說，俊男靚女們都去做公共人物了，靠著碼字爬格子說三道四的活計都留給了長得不咋地的主兒們了。

至於說為什麽此書起了個那麽樣的名字，書的封底上有則評論，倒是很畫龍點睛：

站著說話，說的又是真話、實話、心裏話，並一直拒絕說假話、大話、空話，除了智慧，還是需要點勇氣的。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記者 紀碩鳴

而在書的序言部分，則可以看到新加坡《聯合早報》主編杜平以“傾聽新時代中國知識精英的聲音”為題所作的介紹：

他（指韓方明，老潘注）在早報網《名家專評》欄目裏那句自我調侃的雙關語“這廝竟敢站著說話”，已經成了國內很多年輕讀者的口頭禪。

“站著說話”本身，讓我這等心理很是陰暗的混混兒聯想起北京胡同裏的話，叫做“站著撒尿”，說誰是站著撒尿的主兒，那是對皇城根兒裏八旗子弟遺老遺少們提蘢架鳥高談闊論的老爺們兒的帶有尊敬的一種稱謂。

其實，韓讓我寫讀後感或者也可以濫竽充數作書評，給我出了個大大的難題。

畢竟，韓與我此前一麵之交，彼此所知甚少。也許，那次見麵結識後，韓可以時不常看看我每天的垃圾文字；而我則以前還是在改革內參上看到過他有關中航油在陳久霖被判刑後重組事件當中是如何把國有資產嚴重低估後賣給外國資本方的。

而且，韓與我似乎有著天壤之別。韓是博士，是青年才俊，是屬於社會精英階層的，是國有企業上市公司裏麵的高層人士；我卻為地地道道的社會最底層分子，兩袖清風一貧如洗，到處蹭飯吃，真要是有個病呀災的就徹底完蛋，隻能再來一次自殺以避免成為提款機。

同時，我一向看空唱衰，從來都是嬉笑怒罵，如此這般到了現在，除了罵人之外的其他功能似乎都已經喪失殆盡了。寫這樣的內容，生怕一不留神又開髒口，原本感恩戴德之舉讓我弄得走板變形麵目全非。

讓我對精英之作說三道四，實在讓我“受寵若驚”。

如果寫得驢唇不對馬嘴，甚至南轅北轍，還望韓總海量饒了小的則個。

該書封二勒口上有這作者介紹：

“韓方明

“年40歲，河北尚義縣人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現為旅居香港的投資銀行家。

“他畢業於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並曾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員，西藏大學客座教授和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自1995年起出任海內外多家上市公司、商業銀行及財務公司的董事。他也是中國青年國際創業計劃（YBC）全國辦公室的導師和資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韓博士是一名射獵廣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也是國際關係和東南亞區域問題研究專家，及公共政策評估專家。他的學術研究範圍還包括華僑華人問題，港澳問題和藏學研究等領域。”

我的天，韓頭上的光環太多了，讓咱眼花繚亂，感覺看到外星人啦。

不過，翻開那本書，看看目錄，到也是似曾相識。這本書是繁體字，我還是不厭其煩，將其用簡體字將目錄抄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到韓滔滔不絕些個什麽貨色。

中國需要一個什麽樣的非洲？

（何必注，略。）

從目錄中可以看到，韓的視野確實是很開闊的，話題涉及到了很多的領域，這倒是讓我這等成天到晚胡聊八扯的分子饒有興味。

書的開篇，有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托尼•賽奇專門為該書所作題為“‘站著說話’是應該受到肯定的”的序言，其中談到：

“在晚近中國曆史上，由知識分子成長為政治家的例子很多，但由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成長為政治和社會活動家的就少了許多，而像韓博士這樣雖然身在商界，卻仍能夠保有一顆平和的心和不懈的努力，這與他良好的教育背景，深厚的學術造詣和充分的個人修養是分不開的。今年我們見麵時，他還向我談到了未來個人新的事業規劃安排，那種學無止境的‘野心勃勃’也深深感動了我。”

文中，這位哈佛教授也用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稱呼。這讓我想起，作為中國新左派領軍人物的汪暉曾經對這個詞匯顯得很是不屑一顧，認為知識分子無所謂公共與否。按照汪暉的說法，如果有公共知識分子之說，那麽還應該有私人知識分子不成？不過，中國社會的公共性的嚴重缺失，已經顯得十分危急。當然，這個問題，不應該在這裏展開。

而聯合早報主編杜平的“傾聽新時代中國知識精英的聲音”裏麵則介紹了韓的另一麵：

事先從居中引薦的朋友那裏得知，“此公絕非等閑之輩，全中國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學都‘混過’，曾就讀於北京大學並獲博士學位，繼而到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但走出校園之後，他並沒有從事學術研究，而是投身於商界，並以最年輕的中國全國政協委員之一的身份涉足政壇，活躍於海內外各種社會活動的場合。”

2002年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法國巴黎百富勤總經濟師陳興動曾經將中國的經濟學家進行分門別類，有理論經濟學家、政策經濟學家、商業經濟學家……他把自己歸類在商業經濟學家的範疇當中。

不知道，韓會將自己進行什麽樣的歸類。從書中在北京的哈佛畢業生聚會上的發言看，韓把自己以及其他哈佛畢業生看作是中國的精英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從評論題材上，韓的論述範圍顯然與他的職務密切相關。為了能夠完整展現韓的評論風格，可以將其一篇短評抄錄於此。

選拔董事豈能向“高考”學習?  （何必注，略。）

可以想象，韓被國資委這種逼迫董事參加考試的做法弄得苦不堪言，東奔西走馬不停蹄。作為國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韓對於“相關部門”的如此小兒科的舉措很有微詞，於是也就“站著說話”了。實際上，書中韓對於李榮融還是給於了不少積極評價的。這與韓總體上還是個樂觀主義者的基本立場相關。與我輩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烏鴉嘴不同，韓在對中國的各個方麵的總判斷還是正麵的。如果換了我，對於國資委成立時國務院要求其大權獨攬這種本身就帶有權力不受製約的方式在合法性上的問題會逮著不放大做文章；而且，李榮融所謂如果進不了前三名就出局這種被類比為末位淘汰機製的設立，本身也體現出再國有化的路徑選擇，形成著對中小企業的絞殺。

從韓的文字當中，可以體會到他對於中央的赤膽忠心。香港基本法當中有關駐港部隊開支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擔、以及終審權歸香港而不是北京，這讓韓感覺很是蹊蹺；而香港一些人得寸進尺，給鼻子上臉，在北京提供了多種便利的情況下，卻還要繼續為非作歹，這就實在讓人匪夷所思了。韓在《政改方案流產後的香港政局》一文中說，“依照憲法學的基本原理，終審權是一個國家的主權象征。當年香港的終審權是在英國的樞密院。”按照我的理解，北京方麵草率地在基本法當中將終審權讓渡或者叫做留在香港，這本身就是主權的殘缺。

實際上，中國主權方麵的問題很是不少。比如，即使在北京，銀行營業廳當中人民幣業務要讓位於外幣業務，無論什麽樣的外幣，都比辦理人民幣業務擁有優先權。要知道，人民幣是作為主權貨幣，或者說，是主權的貨幣形式或者貨幣表現。這種明目張膽地自我矮化對於主權的自我作踐，就是主權的真實存在狀況。而內地無處不在的官方新聞發布會上配備英語翻譯，則也是主權受到侮辱和輕蔑的典型現象。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所作出的讓步，在國際上也是被各方噤若寒蟬，想象不到一個主權國家竟然會有如此喪權辱國之舉。

北京方麵堅持認為，國際上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是別有用心。似乎，主權高於人權才是天經地義的。在這方麵，中國流行的依然是“大河有水小河滿”這種本末倒置的說辭，以及個人服從集體、國家利益至上、顧全大局等等五花八門的倒行逆施，來掩蓋無官不貪這種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2004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法案，明確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條文。而韓在該書《創建符合中國特色的人權保障體係，貫徹“人權入憲”精神》一文中指出，“根據《憲法》第七十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民族委員會’等6個委員會。目前，我國人權事務歸外事委員會管轄。眾所周知，我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每年所擔負的外事工作非常多，工作壓力大，加上國際風雲變幻莫測，難以承擔人權事業的重任。個人認為，由於人權事業是我國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農業、經濟、司法和外交等有同樣的政治職能，我們麵對這一新生的事業，理應設立專門的委員會來管轄和治理。”

中國的人權事務歸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打理，這應該是個經典的創舉了吧。這說明了什麽？在中國權力機關眼裏，人權問題的因應是要做給外國人看的，中國內部是無所謂人權的。不信？咱們如果逐一地看溫家寶所謂公民四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當中任何一樁權利的現實狀況，就可以知道人權的真實成色。在我曠日持久的烏鴉嘴寫作當中，對於這四權、以及其他原本應該為國民享有的比如納稅人的權利的喋喋不休當中，對此說得昏天黑地啦。

而且，作為社會最底層者，咱的胡說八道總是不可能登入什麽大雅之堂的嘛。

當然，韓的評論當中，也有些是值得商榷的。比如韓談及國企問題時，有些就是如此。

國企高管的薪酬（何必注，略。）

韓主張，“國企領導人的薪酬應對加速和國際接軌。”這似乎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首先，國企領導人是如何產生的？眾所周知，中國的國有企業並不是依靠在人才市場上延攬職業經理人而遴選領導人的，特別是大型、超大型國有企業，其領導人都是委府組織部門委任的。這種方式本身，就有著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內涵。官商角色互換，也是中國官場和國有企業之間頻繁演出的把戲。中海油董事長衛留成出任海南省長、建行行長王岐山出任海南省長、被問責的中石化董事長馬富才（應該注意到，宣布其被問責是由中組部做的，這種企業管理機製與委府治理機製的重疊，恐怕很能夠說明問題）卷土重來出任國家能源辦公室副主任、農行行長尚福林出任證監會主席並行將出任央行（要知道，中國並不存在獨立的中央銀行）行長、央行行長戴相龍出任天津市市長……這些都說明，國有企業領導人與官員的交叉換位是中國特色的稀鬆平常的事情。

如此，官商不分，就給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造成了巨大的障礙。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了，那麽一旦到了委府部門，薪酬又該如何呢？如果從國際水平薪酬的企業領導人位置上到了公務員水平薪酬的委府官員崗位，其間的荊輪效應該怎麽避免？巨大的收入差距將會導致什麽？而且，委府官員對於國企領導人所擁有的國際接軌了的薪酬會如何氣急敗壞？

其次，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那麽國企的其他階層的員工呢？領導人的界定是什麽呢？董事長接軌，副董事長呢？總經理呢？副總經理呢？中層幹部呢？前不久，國資委出台規定，國企領導人收入不能超過普通員工收入的14倍。趙曉就此寫道，這種規定出台之際，也就意味著規定了國企領導人的能力範圍。

再次，如果國企領導人的薪酬與國際接軌，那麽對社會會產生什麽樣的影響？會不會形成所有製霸權？會不會造成國企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會不會因此而造成新的貧富差距？坊間對於國企依靠壟斷資源而成就的企業內部“全員尋租”已經咬牙切齒，迫使委府不得不頻繁出台規定，壓製國企節節攀升的收入水平，在這種情況下，讓國企領導人薪酬與國際接軌，將會帶來什麽樣的社會影響？

還有，眾所周知的是，國企現在已經成為新的獨立王國，進入國企必須依靠堅不可摧的裙帶關係，人們感歎到，現如今進國企、特別是那些效益好的地方，比當公務員還要難——畢竟，公務員還有個考試擺在那裏，盡管考試本身並不能阻止錄用者以權謀私，但考試還是個能力測試過程；而進入國企則完全成為一個從頭到尾的黑洞。

應該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本著先易後難的順序，容易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就都是經年累月的改革攻堅年當中的難題了。到現在，改革攻堅年已經耗時10年左右了。如果攻堅需要如許的時光，恐怕也就無所謂什麽攻堅了。人們在發問，類似政治體製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等被攻堅的對象，到底還能不能攻下來？

如果說改革開放是一種曆史過程的話，那麽事實上，現如今在很多領域，改革開放正在呈現出倒退的景致。其中，對於國有企業應該何去何從，就是個典型。國資委的設立本身，從其合法性上說，存在著問題；而李榮融作為一夫當關者，對於屬下盤踞萬億計國有資產的超大型國有企業的說一不二，更是凸顯出對行政許可的視若無睹。

實質上，國有企業的改革到了如此舉步維艱、進一步退兩步的程度，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先易後難的程序，使得擊鼓傳花成為官場規則。留給繼任者的，越來越是那些無法啃下來的硬骨頭，甚至是既不能跨越也不能繞開又不能攻克的頑石。這表現出，改革開放的空間日趨逼仄，不管是中短期的宏觀調控，還是高瞻遠矚的長期規劃，其輾轉騰挪的餘地越來越小。

假使說，如此攻堅已經常態化的話，那麽，到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戴著鐐銬跳舞。袁劍稱之為“光榮的改革”的改革開放前十幾年的眾誌成城早就分崩離析，支撐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已經蕩然無存。

人們發現，孫立平所謂從1995年住房製度改革好壞參半而成為標誌性的分水嶺之後，所有的改革都成為強勢對於弱勢群體的剝奪，以至於到了當下，改革開放的全部合法性隻能基於經濟增長，舍此無他。那麽抽象的統計數據在很可能造假販私的背景下所表現出來的所猴急猴急的高速度，就是堅持改革開放日益蒼白無力的借口。而這還無法掩蓋國民福利的荒蕪凋零、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環境汙染對健康乃至生命的無情蠶食、以及對子孫後代利益的瘋狂透支。

當全中國的人都以國際民工的身份加速將自己的祖國淪為人類的垃圾場和世界飛地之際，改革開放被廣泛質疑，甚至對鄧小平“不爭論”原則自身的說三道四，也就在所難免了。

這才有了如此的說辭，認為到現在，改革的共識基本上破碎，改革的動力基本上消失，改革的成果基本上否定。極而端之，就是憲政派陳永苗所作的“給改革判一個死刑”。

也正因如此，國有企業改革就成為一個怪胎，一個美麗的謊言。按照我這等烏鴉嘴的習慣路數，還是看張五常指出的那樣，到底是社會轉型完成的速度快，還是社會轉型所蘊藏的風險爆發的速度快。二者進行著較量。遺憾的是，現如今的年代就是烏鴉嘴喜不自勝的時期，因為愈來愈多的情況總是被“不幸言中”。我們最近看到，糟糕的製度選擇不斷被實現，貪腐勢力當道的情況讓海內外惡評如潮潸然淚下。

……

當然，這隻是我作為一個外行人的讀者的一些感受。

也許，從來沒有給精英寫過什麽內容的我，原本應該把這些內容放到其他什麽地方來專門討論，而不是現在這樣畫蛇添足。

韓在書中，自己也給出了“站著說話”的基本定義。

“站著說話”的價值 （何必注，略。）

說穿了，這是中國企業的責任製問題。按照企業的基本責任體係，首先應該向員工負責，其次向用戶（中間以及終極消費者）負責，然後是向股東負責；而中國呢？首先是向行政權力負責，其次向股東負責，再次向消費者負責，到了最後，就是對員工的不負責任。這是中國官本位體製下的必然產物，惟上惟大的作派深入到了中國社會的犄角旮旯，滲透到了民族血脈當中，權力文化的盛極一時，演繹著國家社會化的進程。

而此情此景當中，“站著說話”就成為日益稀缺的珍惜資源。“不想妥協，不想趨炎，說真話”，這些原本是做人的基本品質的元素，到了現在是何等的稀缺，以至於能夠站著說話都成為朝思暮想的理想主義狀態。換言之，當我們把不想妥協、不想趨炎、說真話這種頑童都應該具備的品質作為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及標新立異的戰略製高點時，當現實在頑劣的環境驅使和壓迫下不得不上升為理想時，究竟是中華民族的幸運還是悲哀？

記得1980年時，北京的各個大學裏民主競選搞得紅紅火火。從競選當中喊出來的一句話在社會上不脛而走，那就是知識分子並不需要別人看得起，並不需要恩賜在知識分子腳下墊塊磚頭什麽的，隻需要讓知識分子能夠挺起腰板來，站起身來。這恐怕就是韓博士所謂的“站著說話”的境界了吧。

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知，是人類道德的看門人。知識分子憑借公共輿論形成對於權力的監督與製衡，這原本應該是其職責所在，也應該是韓方明“站著說話”的要義。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知識分子在中國逐漸精英化，成為壟斷話語權的群體。人們將1980年代稱作是人文係，1990年代是財經係，（新世紀則被希冀成為憲政係。）其中，每一個係當中都有些利用信息不對稱而橫征暴斂的知識分子群體。以至於郎鹹平將中國當下腐敗“鐵三角”當中的角色，就規定為知識分子的不可或缺，官產學三位一體，形成了中國腐敗的與時俱進的景象。

改革開放當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太多都已經失去了基本的人格尊嚴。類似“大眾反對才證明我的正確”這種混賬邏輯和公開表態，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素描。當中國日益成為官場的後花園之際，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卻出奇地保持著緘默，形成了所謂集體性失語。

由是，現如今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或者得意忘形，已經不是在站著說話，而是跳著腳群魔亂舞地喧囂；或者則匍匐在權力腳下，成為禦用的哈巴狗。

也因之，站著說話就成為了一種鮮見的行為。

這不禁讓我想起《紅岩》那句話：“為人進出的門緊閉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韓方明“這廝竟敢站著說話”，沒看見中國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都“少廢話，趴下”！

該書的最後，韓自己寫了匯編結集的背景：

“後記（何必注，略。）

嘿嘿。

精英就是精英，應該衣食無憂。所以，對結集出版原本就沒放在心上。

咱就不同。寫了那麽多文字，以前還不斷為媒體所采用，後來因為越來越口無遮攔而逐漸被邊緣化；但窘迫的生存現實，上頓不接下頓的狀況，讓我一直四處張羅著看看有什麽地方能夠將接近800萬字的內容好歹印了，讓咱騙點子錢來試圖在毫無社會保障的情況下麵對隨時可能來臨的天災人禍抵擋一陣子。可如此圖謀至今未遂。

韓的後記完成的9月16日，我還在挪威。

而我今年出國，是在特殊的氛圍當中倉促決定的。

我曾經見識並記敘過，挪威當局辦理簽證之低效率，即使能夠簽下來，我的假期恐怕也早就完結了。為此，我絞盡腦汁想了各式各樣的辦法，包括找旅行社，找委府相關部門走後門巧立名目奔赴挪威……都因為各種原因中輟。後來，才輾轉到了韓方明處。

而韓在接受到了我出國簽證的請求後，的確顯示出北京胡同話那種“站著撒尿”的老爺們兒氣派，說到做到，言而有信，在申根國家當中簽了下來，使我能夠如期開始歐洲之旅。

這次簽證，讓我大開眼界，知道什麽叫做一個都不能少。

這也是為什麽開篇我提及要請韓吃飯的原因。知恩圖報嘛。

在該書封三勒口上有這樣的文字：這是一位年青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對於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持續而公開的言論結集。書中文章陸續發表於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亞洲周刊》和內地《南方周末》等主流媒體，部分言論選自作者的全國政協會議發言。主體集中在中國市場經濟所麵對的各種問題、弱勢群體與社會公平正義、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香港和西藏問題等領域。本書對於關注和思索中國社會變遷和未來走向的讀者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封底，則有哈佛大學教授托尼•賽奇為本書專門撰寫的評論節選：

集中反映了他作為一個當代中青年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國家使命感、社會責任感、公平正義感和國際視野，是一個追求真理，用於直言的中國青年的發自內心的聲音。

另外，還有就是經常作為第一讀者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主編杜平的畫龍點睛：都是行家之言，不僅具有權威性和說服力，而且對中國有關方麵更具有參考價值。

不過，在我看來，最為重要的，還是“站著說話”這種立場選擇本身，才是具有非凡膽量、才華、氣度與預期的老爺們兒的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