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農民工提供經濟適用房之荒唐

向農民工提供經濟適用房之荒唐

                             2007年11月4日

何必

對在城市工作時間長、貢獻突出的農民工勞動模範、技術骨幹等可有資格購買城市經濟適用房。（略。）

人家甘肅省還真是切實為了農民工利益考慮，專門召開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不用說，這種有29家成員單位負責人參加的會議，又是個典型的中國特色的會議，領導人在主席台正襟危坐，下麵的與會者做俯首帖耳的聆聽狀。2003年非典期間，北京剛剛麵世的新報就因為曆數了中國各種官方會議的幾大特色，采用了網上對會議的調侃，而被取締撤銷壽終正寢的。

上個月召開的那個什麽會議，光是參會代表每天的夥食標準，就達到500元的水平，讓人知道在中國當官是很有好處的。什麽人一天能夠吃掉500元的食品？想必，西部屬於中國貧困地區，甘肅省這個農民工工作會議上的夥食標準應該比不上北京的什麽會議，但也差不到哪兒去。真是說與會者在會場外麵吃喝嫖賭，那也應當是財政買單的。要不然，中國的公款吃喝怎麽就會超過中國財政支出在教育和醫療的總和、甚至超過中國軍費開支3500億元的規模，達到赫赫5000億的水平呢。也就是說，光是中國貪官汙吏們每年吃掉的，相當於中國財政支出在教育、醫療方麵的全部，或者吃掉中國的全部國防投入。

盡管如此，人家甘肅省還是為農民工著想，假模假式地勾勒出了提高農民工待遇的框架。

自從2003年溫家寶應四川農民工的老婆熊德明的懇求為其丈夫討要會工錢（這種由總理為農民工討要工錢的舉動本身就很值得思忖，四川省所有衙門竟然沒有一個能夠確保農民工的基本權益，最終還是得有總理來完成，也算是中國地方委府失靈的真實寫照）以來，上行下效，農民工權益保護就成為中國官場上的一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良藥方，各地在政治作秀時，莫不將農民工拿到祭台上說事，而國務院部委局辦們也競相把農民工當作道具，連中國的學者也用農民工當作幌子。一時間，農民工成為洛陽紙貴奇貨可居的寶貝。媒體上也寡廉鮮恥地將農民工奉若神明，形成著有關農民工的話語霸權，似乎，農民工忌諱也甚囂塵上。誰要是敢說農民工一個不字，就會招致排山倒海的口誅筆伐，甚至頗有中國特色網絡語言還沒兩句話就祖宗八輩一個都不能少地開罵的風範。

官產學媒聯手打造的農民工幻象，就這麽冉冉升起。

但是，官產學媒們恐怕鮮有像老潘俺這等每天擠公交車出行的。在舉世聞名的被稱之為農民工專線的北京三環主路上的300路公交車上，咱曠日持久地與農民工兄弟們親密無間，太知道他們丫的德行樣了。與老年人爭搶座位，大聲喧嘩，隨地吐痰，蓬頭垢麵，汙言穢語，蠻不講理，大包小包旁若無人地放置在通道中央，然後若無其事地往上麵一坐，直勾勾地盯著青年女子看，來不來就大打出手，身上的味道濃重到了很遠就能夠熏得人死去活來……

我真是想，那些農民工拜物教者們也把300路當成主要的出行方式，好好體會可愛的農民工究竟是如何與時俱進的，再來為農民工的公平正義說三道四，或許更為地道些。

或許人們可以說，這是製度造成的，是委府公共服務缺位、黑心老板勞動福利形同虛設、職業培訓不力、公共衛生設施供給不足、等等，但還是無法解決，那些剛剛從向來沒有人行道或者場院中遵守交通規則意識的廣闊天地進城的農民工來說，如何在行為方式上也能夠適應城市化的要求。北京治理城中村也算是經年累月了，可到現在，農民工們隨地大小便到處潑灑髒水愈演愈烈，使得所有北京人都能夠看到，城市是如何變成鄉村的，或者說，逆城市化是如何如火如荼地上演的。

當農民工被奉若神明之際，其他群體就成為被忽視的對象。咱真是盼望著，什麽時候溫家寶再到城市貧困家庭去探望，然後也有個什麽膽大妄為的家夥對著總理提出什麽懇求，讓媒體狠狠炒作一把，讓城市貧困家庭也成為掌上明珠；或者，溫家寶到農村視察，也有農村家庭如此這般，弄出來個農村貧困人口的轟轟烈烈。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對農民工抱著敵視的態度。準確地形容應該是，同樣作為社會最底層分子，農民工不應該被神聖化，公平正義意味著所有弱勢群體都應該得到同等的關注。

不過，可以注意到的是，現如今媒體上已經很少使用“弱勢群體”這個詞匯，原因就在於，中國官方不承認中國社會存在弱勢群體。這也是個掩耳盜鈴之術、以及明火執仗的強盜邏輯吧。

說到農民工的生存狀況，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相關報道。

2007年05月0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6:35北京時間 14:35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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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動安全和職業健康狀況堪憂

（何必注，略。）

中國勞動安全狀況之差，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官商勾結裏通外國，齊心協力對中國勞動者的劫掠，也真是達到了人類的新高程。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更是其中的重災區。到現在，為農民工討要工錢，已經成為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地方委府麵臨年終總結之際，發起替農民工維權（而不是農民工自己維權）的聲勢浩大像雄起那般堅挺的運動，以為政績報告增光添彩。自然，這種堅挺無法持久，迅速萎縮疲軟，新一輪對農民工的劫掠卷土重來，如此循環往複，中國就獲得了所謂螺旋式的狡猾的升遷。

《新京報》曾經發表評論認為，農民工權利主張需組織化基礎。農民工群體盡管有表達利益訴求的強烈願望，卻由於缺乏有效的組織手段和能力，而無法實施有效的權益表達。如果他們中產生的參政議政的代表委員缺乏社會影響力，缺乏能夠交流、協商、實現統一意誌表達的組織支持，其鬆散的籲求將難以轉化為建設性的聲音。

但這是可能的嗎？如今有兩種表現值得關注。其一，全國總工會力主在農民工所在企業建立工會組織，這是全總擴大勢力範圍的舉措。而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工會組織到底是個什麽貨色，在勞資雙方關係方麵屁股究竟坐在哪一邊，這恐怕不用過多討論。因此，通過建立工會方式提高農民工組織化程度和利益表達強度，應該是癡人說夢。其二，窮山惡水出刁民的河南省，率先采用農民工代表直接參與農民工維權領域的司法救濟活動，讓農民工代表進入涉及農民工權益案件審理的合議庭。這種製度創新也被指為培養農民工工賊，同時更是由於農民工作為合議庭成員使得案件審判失去了公正性。

在各級權力機構當中，農民工鮮有自己的代表。現如今兩億農民工，但是無論在黨政機關還是人大政協裏麵，他們的代表杳無蹤跡。即使有那麽一個半個的，也是與工賊毫無區分的品種。

王未名發BBC報道。

2007年05月15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0:50北京時間 18:50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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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增長背後的中國

（何必注，略。）

而農民工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也成為一個很值得品味的現象。去年媒體報道，烏魯木齊市公布一份對農民工的調查表明，農民工的觀念正發生三大變化：由亦工亦農向全職非農轉變；由城鄉流動向融入城市轉變；由謀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轉變。調查顯示，外出農民工正值青壯年，受教育程度相對比較高，他們思想活躍，向往城市生活，有強烈的外出就業衝動，也較容易適應現代工業生產要求。60％的被調查者選擇在城市發展定居。81.44％的被調查者表示能夠適應或比較適應城市生活。他們中不少人對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的關注度已超出了討薪、就業等基本生存問題的關注。

城裏人的事情還沒有解決，又出現了農民工權利問題。這應該讓權力們焦頭爛額了。

同樣為西部，甘肅省現在就出台了專門為農民工辦實事的舉措。

可是，從經濟適用房政策設計的初衷來說，是為了解決城市戶籍人口當中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需求，並不是提供給非戶籍人口群體的。在這裏，有關戶籍製度及其所帶來的二元社會結構問題並不在討論範圍裏麵，隻能作為一個既成的製度環境。而在給定的製度條件下，如何突破政策限製，將原本為本地戶籍人口和納稅人提供的保障性住房，讓作為外來人口的農民工享用，這就是個很敏感的問題。

如果說，經濟適用房不存在供不應求的問題，那或許還好辦些，總量供應充足，即使不考慮政策限製問題，拿出一部分經濟適用房提供給農民工，似乎也未嚐不可。但眾所周知，經濟適用房供應嚴重緊缺，連最早實施經濟適用房製度的北京，到現在人們隻要聽說哪兒有經濟適用房即將發售，就算是捕風捉影的謠言，也會讓男女老少風雨無阻地在發售地界兒風餐露宿。而最近，武漢市經濟適用房發售，竟然采取了搖號這種帶有很強博彩性質的方式，並且在官方界定的貧困家庭可以連續參與搖號兩次的自欺欺人做法。這些現象都表明，經濟適用房在全國範圍都處於何等供不應求的局麵。

如此情況下，將原本緊缺的經濟適用房當中切分出一塊來，提供給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會對本地居民在經濟適用房購買上形成什麽樣的影響，應該是不難預測的。這樣，說甘肅省向農民工提供經濟適用房的製度設計，就是在人為製造本地人與農民工之間的矛盾，也並不為過吧。

這並不是說，農民工的住房條件改善和住房需求的滿足理所當然地應該位於本地人之後。大背景是，委府在攬權卸責的情況下，在公共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全麵撤退，以市場化名義將社會保障職能悉數推卸得一幹二淨。這才導致了本地人與農民工之間在經濟適用房購買和使用方麵的勢不兩立。

甘肅省提出的政策是，把經濟適用房提供給農民工當中的勞動模範和技術骨幹，這又是個培養農民工群體裏麵工賊的做法。

有關勞動模範製度，社會上有著太多的爭議。像姚明成為全國勞模，就被坊間指責為，姚明享受著NBA提供的高薪、巨額的廣告收入，還在國內擁有著具有特權性質的政治待遇，形成了贏家通吃的格局。這種勞動模範作為一種政治資源，原本就帶有明顯的等級森嚴成分，並且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而在中國現實情況裏，資源向公共人物聚集的效應日益明顯，人為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製度性條件。

農民工勞模、技術骨幹的評定標準，掌握在官方手裏，因此也就形成了設尋租的製度空間。這種由官方評判勞動者優劣及其所能夠得到政治待遇的做法，本身就有著極為強烈的隨意性和巨大的自由裁量權遊刃有餘的回旋餘地。是否成為農民工裏的勞模，也就成為農民工可以溜須拍馬甚至向貪官汙吏行賄的重要動因。

同時，這種政策本身，更有著在農民工群體當中也進行等級森嚴的區別之嫌。通過在農民工群體裏按照什麽標準區分為三六九等的方式，對農民工進行分化瓦解，使得原本就是一盤散沙的農民工群體為了政治待遇而不共戴天，也算是甘肅省方麵的險惡用心吧。

向農民工勞模和技術骨幹提供經濟適用房的方式，會強化農民工爭奪有限政治待遇資源的動機與行為，使得農民工分化進程變得更加殘酷。考慮到在農民工群體外部，本地人也會因為經濟適用房購買難度加大而對農民工敵視的增強，因此可以說，甘肅省的如此製度創新，根本就是個狼心狗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