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對跨國公司在華的所作所為進行清算

應該對跨國公司在華的所作所為進行清算

                     2007年8月12日

何必

一個個優秀本土企業被強勢的跨國同行收購後，雖然說“本土品牌可能保持”，“團隊可以繼續經營”，但最終都變成了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一個棋子。（略。）

有關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外一係列合作，呈現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景況。FDI增幅下降，讓曾經對招商引資情有獨鍾的中國人百感交集五味雜陳。

改革開放之處，國內理論界盛行的是合資至上論。比如，範家驤認為，“多年來的經驗表明，建立合營企業是體現互利原則並把跨國公司的不利影響減低到最小程度的較好形式。”（《國際貿易理論》第245頁）但是，隨著中外合資蜜月期的結束，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中國社會各式各樣的倫常規範不斷被擊穿，這種合資方式就變得越來越為中外所不齒。最突出的表現應該是最近娃哈哈和達能的糾紛。（對此，我寫過專門的文字。）

於是，中外合資的方式逐漸被外國獨資公司業態所取代，並且，外國獨資公司對中國的並購也成為新的戰略格局。去年6月27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道，（何必注，略。）

實際上，跨國公司針對中國市場的行動，並不僅僅局限於高科技領域，在其他地界兒莫不如此。這就是說，跨國公司在中國展開了全行業的從高端市場向中低端市場的進軍步伐。

國際上一直在注意，中國的崛起和發展，對於整個世界經濟的決定性影響。去年7月18日快訊，（何必注，略。）

到了今年，G8會議更是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BRIC）這些巨大的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的影響放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要位置；而人們也注意到，另外的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VISTA）正在步BRIC的後塵，成為世界經濟中新的生力軍。

如此情況下，中國該何去何從，就成為舉世矚目的事情。從中國經濟的成長性方麵，人們給於了密切的關注。去年6月22日快訊，（何必注，略。）

而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麵的變化，也成為國際輿論嚼舌頭的目標。去年7月21日快訊，（何必注，略。）

怎麽樣？看上去形勢不錯吧。不過，問題好像並不是我們自以為是的那般樂觀。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相關報道。

2007年01月1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9:09北京時間 03:09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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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行賄腐敗調查中多人被捕

（何必注，略。）

其實，中國社會早就看到，目前中國淪為全人類的垃圾場、全世界的飛地的進程當中，跨國公司起到了非常惡劣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跨國公司將西方文化當中最為齷齪的成分在中國發揚光大，很多跨國公司將其在宗主國法律絕對不能允許的企業行為，在中國卻大行其道，一方麵凸顯出中國監管的形同虛設，另一方麵則表現出跨國公司在原本已經混亂不堪的中國更是添油加醋，將中國沒有的倒行逆施作為舶來品輸入中國，使得中國社會上的惡行變本加厲。

即便如是，中國當局對這樣的局麵卻還是無動於衷，甚至推波助瀾。去年7月17日快訊，（何必注，略。）

坊間越來越耳熟能詳的是，很多外資企業之所以到中國來，不是為了別的，就是衝著中國沒有監管，可以在中國無法無天。而商務部在招商引資方麵，可以說是中國崇洋媚外的急先鋒。在討論企業所得稅稅製改革時，涉及到中外企業稅製統一時，財政部支持，而商務部反對。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今所謂的國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早就變成國務院各個部門之間的本位利益之間的博弈。而商務部在賣國求榮方麵的堅定不移，也算是讓我們大開眼界。

商務部如此製度設計思路，當然也成就了中國社會的亂象。去年8月25日快訊，（何必注，略。）

具體到一些行業來看，情況也很是耐人尋味。去年5月22日快訊，（何必注，略。）

化工行業如此，在采礦設備領域也同樣照方抓藥。去年7月20日快訊，（何必注，略。）

由於收購徐州工程機械集團股權而在中國大名鼎鼎的凱雷，讓中國人領教了什麽叫做私募基金及其呼風喚雨的巨大能量。同樣，國際著名巨擘也在華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攻城略地。去年7月21日快訊，（何必注，略。）

即使這樣，國外媒體也喋喋不休地針對跨國公司在華經營戰略發出著提醒。去年6月26日快訊，（何必注，略。）

麵對跨國公司氣勢洶洶對中國的侵襲，中國人也展開了唇槍舌劍的爭論。2006年3月16日下午2:00-5:00，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陳平教授在複旦大學發表主題演講，從郎（鹹平）周（其仁）關於“國退民進”之爭引發的理論迷霧談起，探討金融理論的局限和產權理論的悖論等問題。新浪財經獨家視頻直播本次演講。在這次演講當中，陳平認為，“如果你要講法製、講透明、講市場公平競爭，我告訴你，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改革的結果就和德國一樣。匈牙利所有的國有銀行都變成外資所有，捷克的軍工廠、民資企業全部成了跨國公司的囊中之物。所以我認為如果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用錢來購買大型國有企業的控製權，唯一的辦法就是實質上用人力資本的名義把國有公司的控股權量化給高管階層。”

“美國該做的事情就是商業。”這是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讓人記住的一句名言。1922年，當他在一次國會演講中如此說時，全世界都以為他在開玩笑。但當曆史走到今日，商業力量對這個世界的控製已經變成了事實。有數據顯示，目前全球前100大經濟體中，51個是企業，隻有49個是國家。通用和福特公司的營業額比所有非洲國家的GDP總和還要高；比爾•蓋茨一個人的淨資產相當於美國一半家庭的資產總和。當今一些跨國公司的經濟規模足以與國家抗衡，全球最大的6家跨國公司，其年營業額均在1100億美元以上，僅有21個國家的GDP超過這個數字。在當今西方的政治經濟學上，出現了“公司國家”的新概念，公司即國家，國家即公司，國家在公共議題上的相對自主性已然讓位於大公司的利益訴求。

麵對富可敵國的跨國公司，中國人不得不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了無路可逃的地步，還在不斷擊穿底線。可以說，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喪權辱國的進程。

到現在，情況依然是，跨國公司在太多的領域享受著超國民待遇。在中國內地地方保護甚囂塵上的情況下，中國自己的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股份製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異地投資都受到了甚至高於跨越國際投資門檻所需要的成本，而跨國公司卻可以輕而易舉地突破這種地區性的壁壘成本，在中國境內如入無人之境，取得了所有中國企業無法具備的跨地區優勢。

而中國各地委府也是本著“寧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治理方針，對跨國公司在稅收、勞動力管理、環境保護、社會責任等幾乎全方位都網開一麵，讓跨國公司可以為所欲為違法亂紀，形成了人們通常稱之為“外企在中國的灰色生存”這種讓全世界都匪夷所思的內外有別的市場主體差異化存在格局。

如果將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進行係統性整理，應該是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的血淚史。對於跨國公司，中國人什麽時候才能進行冷靜、理性、客觀的檢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