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箱包子餡兒事件或將我打入冷宮

紙箱包子餡兒事件或將我打入冷宮

                           2007年7月22日

何必

民間懷疑：到底包子假還是新聞假？中國政府麵對公信危機

● 韓詠紅（北京特派員）

轟動一時的“紙餡包子假新聞”，隨著北京電視台七人受過，其中三名主任、製片人被撤職，假新聞“編導”訾北佳及“演員”等六人被刑事拘留而告蓋棺定論。不過，民間社會冒出對“假新聞”一說的懷疑，卻反映了中國政府所麵對的公眾信任危機。

在本月18日官方宣布紙餡包子純屬捏造的同時，另一種民間說法也在醞釀。

有老百姓相信，近期中國因食品安全糾紛而與西方國家鬧得不可開交，有關部門為了挽救國家形象，把不適時爆出的紙餡包子新聞，作假說成是“假新聞”。

在網絡上一片議論紛紛中，不乏“堅決不相信是假新聞”的跟帖。

“中華網社區”上一自稱吃過“紙餡餃子”的網民堅稱，即使當初電視台播出的畫麵是記者用DV機自編自導的產品，但紙箱做肉餡的方法，不可能是記者自己發明的，而是他將聽說的方法做實驗拍出來。

也有民眾撰寫博客文章，認為雖然北京市工商、食品安全部門迅速組織執法人員，每天對北京早點市場進行徹底檢查，結果均沒有發現存在“紙餡包子”，但是“沒有發現，當然不足以證明過去沒有。”

這篇博客文章又說：“連天津市高級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那樣的高官都不能讓人信任，工商行政、食品安全部門的事後檢查會是什麽效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長期在中國直轄市天津掌管當地司法的李寶金，是去年中紀委反腐行動中被查處，涉嫌受賄數百萬人民幣（100人民幣約20新元）的高官，去年底被開除中共黨籍。

在網絡世界外，北京市民一般對紙餡包子新聞在問世10天內由真到假的巨變，很多是感到詫異和不解。

語文教授陳文海受訪時說：“不管是真是假，反正小商鋪賣的包子，我以後盡量不吃。”他坦言，在當局宣布“紙餡包子”是假新聞以前，他也對紙餡包子的存在確信不疑。

反思的應是國家質監部門

評論界則認為，這起事件中應該反思的是國家的質量監管部門，由於他們缺乏主動自發精神，喪失社會公信力，才造成假食品等重大問題先由媒體曝光才由有關部門查處，在中國成為一種慣例。

當肇事的北京電視台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就有民間學者為媒體因假新聞過失即背負上“嚴重敗壞國家名聲”、“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的嚴厲批評而為北京電視台說話。

上海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學者王曉漁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的文章《請像對待假新聞一樣對待假食品》就批評道：“假食品的危害性要大於假新聞。其他各種職能部門，在假食品出現之後，往往認為與己無關，因此按兵不動，在假新聞出現之後卻高調介入、聲色俱厲，大有此一時彼一時之勢。”

不過，在公開評論文章裏和訪問中，多數人仍然是接受紙餡包子是假新聞的說法。

北京出租車司機袁姓司機受訪時說，在資訊發達的今天，政府不會再冒這麽大的風險，硬把媒體發現真實的情況說成是假新聞。

　　他也反問道：“現在哪有官員願意把這種政治風險轉移到自己身上？”

（2007年7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規律性地，每周的這一天我是注定無法收到節目組的稿子。

而且，目前看來，這種不給我及時發稿子（當然，其他地方也同時無法收到群發的稿子）的情況愈演愈烈，已經發展到每周已經會有三天以上不給稿子的進程。往往都是在某一天會一下子收到幾天的東西。不知道，再這麽下去，會不會一周隻是在一天集中將七日的稿件一次性給付。

目前整個北京台陷入了紙箱包子餡兒風波的整肅之中，所有負麵報道在實際上全部取消，變成了清一水兒的歌功頌德節目。

現在，對於這個事件的準確定性，恐怕難以進行。從現在公開了的相關信息看，該事件肇事者製作節目的靈感來源並非是閉門造車突然間心有靈犀，而是來源於觀眾提供的線索。換言之，即使是官方，也沒有否認觀眾提供線索這樣的細節，也就證實了這個節目而不是涉案者自始至終“自編自導自演”。這就是說，觀眾提供線索的真實性是記者調查的對象。簡言之，工商部門沒有查實紙箱包子餡兒，並不等於北京不存在紙箱包子餡兒。可能性無非是，要麽是觀眾異想天開，要麽是紙箱包子餡兒確實存在，隻不過工商部門沒找到。當然，也不排除工商部門即使查到了也密不示人的可能性。

因為製作“假新聞”而被刑事拘留，這種做法還是很少見。其實，以我經年累月作為新聞界裏的混混兒的經曆，隨便哪天打開報刊廣電，其中的假新聞無處不在，還別說我一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新聞，而隻有宣傳，所有的貌似新聞的貨色都是經過宣傳部門恩準的，或者說是宣傳部門為了維持委府的需要而向公眾傳播的信息，這種信息是經過了嚴密的篩選的；到現在，宣傳控製嚴厲到了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連號稱是信息化標誌和民意平台的互聯網也未能幸免於難。當新聞失去了其原本應該具備的真實、客觀、及時、準確的屬性時，所有的新聞當然也就不能稱之為新聞，而隻能是人為控製之下經過仔細精心選擇之後的歌舞升平好大喜功。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似乎不應該責問哪條是假新聞，而應該問哪條不是假新聞，或者，應該問中國的媒體上到底有沒有貨真價實的新聞。BBC報道，國際新聞自由監督機構“無國界記者”雖然承認中國的狀況有所改善，並得以訪問了中國，但仍把中國的新聞自由程度列為全球倒數第五。

如此，要是追咎假新聞製造者的話，那麽恐怕在中國官方公布的30萬從事新聞的人員當中，沒有幾個可以不被鋃鐺入獄的。

假定紙箱包子餡兒節目的的確確是個由節目組人員自己編導演的內容，這種內容還少嗎？我身為電視人，太知道其中的行當了。隨便打開什麽電視台的節目，我就能隨手指出其中自己編導演的成分；而我在央視供職的經曆當中，這類把戲也是數不勝數的。這種操作路數，是得到電視界默認的潛規則，甚至是為電視界裏權力人物所鼓勵的。

那麽，這數不勝數的自己編導演的節目是否都受到了追究？顯然沒有。電視台以收視率定生死，電視界將收視率稱作是萬惡之源。末位淘汰製度的存在，使得各個節目組對於收視率不擇手段的追逐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為了節目組的存在，當然要采取非常路徑。

雖然委府發布有關政務公開的振振有詞，但在新聞實際操作過程中，最難於采訪的就是行政機關，這給新聞製作製造了不可逾越的製度性障礙。當記者對我說哪個衙門官員不接受采訪，我已經毫無情緒，習以為常。如今的貪官汙吏要是不如此才叫怪了呢。

同時，坊間呼籲了很久，但新聞法到現在也沒有出台，這就給新聞工作人員以無法可依的工作環境。新聞采訪人員遭到謾罵、毆打、圍攻、扣押甚至殺戮的事件層出不窮。以至於到現在，在中國官方認可的職業危險性排名當中，新聞記者僅次於礦工和警察而高居第三位。

在如此大背景裏，在新聞操作難度日益加大的環境下，自己編導演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安全行政。雖然我並不認可這種違背職業操守的做法，就如同我反感有償新聞一樣，卻也無可奈何，在很大程度上對如此現象的廣泛存在抱以同情和默認的態度。

可這次，紙箱包子事件鬧出的動靜太大了，鬧到了全世界各大新聞通訊社競相轉載。別忘了，現在是什麽時候？是全世界圍剿中國食品安全的敏感時機，中國方麵信誓旦旦向國際上表示，中國產品安全性是沒有問題的。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媒體不識時務地發布了紙箱包子餡兒報道，而且事情發生地點就在奧運會行將舉辦的北京，日期恰逢奧運會倒計時一周年前夕。

這是什麽？給中國的國際形象重重地抹上了一把惡心至極的黑，讓委府咬牙切齒。這不撞到了槍口上？無論如何，也要剿滅這種說辭——咱別的本事欠缺，剝奪知情權還是行家裏手。

所以，在假新聞無處不在的當下，紙箱包子餡兒節目算是個地地道道的倒黴蛋兒，算是個必須要被殺一儆百的犧牲品。

從這個意義上說，紙箱包子餡兒節目是個靶子，北京電視台為此承擔了製度性禍害遺留和積累下來的代價，而這種代價悉數由北京電視台來承擔，原本就是不公平的，比如政務公開，比如新聞自由，比如食品安全，比如職業操守……

可以說，北京電視台成為了中國諸多問題爆發中的犧牲品。表麵上看，事件牽涉到的隻是幾個人，但其影響卻遍及電視台的所有犄角旮旯。電視台內部也上演著殺一儆百株連九族的劇目。

如此，一方麵，通過北京台正在經曆的悲劇，讓其他電視台乃至整個新聞界天道酬勤，另一方麵，也給了在北京能夠收看的其他電視台（包括央視以及各地方衛星頻道）的節目一次天賜良機，超越北京台，並且大張旗鼓地跑馬占地，收複北京台失守的陣地，麵對北京台拱手相讓的超出半壁江山的報道領域，這應該是個千載難逢的契機。

同時，這也應該是一次全麵電視人才爭奪大戰的序幕。畢竟，北京台還是有一批素養不錯的人員，無論是調查節目，還是資訊節目，抑或演播室節目，原本占據的位置現在都會悄無聲息地通通出讓，這些人員也會鬱鬱寡歡無所事事，將為其他電視台爭搶電視界最寶貴的資源開辟綠色通道。

在接到停止負麵報道指令後，節目組裏的人就對我半開玩笑地說，這下可砸了老潘的飯碗了。的確，對於一個以評論見長的節目來說，這種聚變，使得我存在的意義驟然間成為可有可無了。令人恐懼的是，以我將近50歲的年齡，再考慮跳槽顯然不現實。雖然我能夠將節目帶到一個在北京所有落地節目總排名的前20位的成績，但業界流行的說法是，電視是個年輕人的行當，像我這樣如此高齡還混跡在節目製作第一線的無論如何也算是鳳毛麟角。本來嘛，無論是在央視，還是北京台，我從來都是沒有任何勞動合同的打零工者。再往前說，我這一輩子自始至終從來沒有在體製內幹過，因此注定不會與哪怕些許權力有所沾染，不可能因為職務變遷而脫離節目最前線。因此，動蕩發生之際，最先受難的恐怕就是毫無保護的我這等社會最底層分子了。也許最可能的路徑就是打道回府，繼續失業生涯。

從這次紙箱包子餡兒風波的處理方式上看，不可謂不興師動眾。官員受到行政處分甚至拿下烏紗帽的做法姑且不論，隻是看，節目組解散，所有臨時員工解除合同，這種做法在勞動法上的依據如何，就是個很大的問題；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株連九族的方式，將結果所造成的後果追咎到其他無關的人員，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很可能，我在北京台的日子也不會長了。我在《首都經濟報道》已經接近三年半的打工生涯，應該壽終正寢了。

穆兄兄一直為我關注著新的糊口地界兒，我很是感激。不過就目前的情況看，恐怕應該有蜀道之性。更何況，現在日益為人們所共識的是，明年奧運會後將發生更為慘烈的肅清，恐怖氣氛將會更加濃重。在如此大背景下，我等也許隻能坐以待斃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台這次治理，可以看作是奧運會前各式各樣例行預演當中的一次。

本來，我所供職的北京台《城市》節目已經為我日益淡出，實在惹不起，隻能采取躲的方式。由是，該節目也成為我避猶不及的視聽敏感，一個調查類節目做成了一個權力主導下的話語權節目，而評論質量到了那般地步，我實在受不了那份刺激。

而這次全台清剿，也讓《首經》不可逃避地涵蓋在歌功頌德的行列當中。其中的權力人物業已揮舞權杖窮凶極惡起來，印證了在浩劫之際必然產生放蕩與墮落的預言，諂媚於權力也就如此虛張聲勢地放逐著殘存的新聞領域職業操守底線。

可想而知的是，今後的《首經》節目也會為我所慘不忍睹；而借著事件風波耀武揚威的權力人物真實嘴臉的暴露，更是令人慨歎中國社會距離萬劫不複的咫尺之遙。一矣到了如此地步，我也就差不多該滾蛋了。

我自封為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的烏鴉嘴。可太多的事情都讓我不幸言中。白色恐怖陰雲密布，我除了安之若素，還能有其他什麽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