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不該限製外地大學生進京？

該不該限製外地大學生進京？

                                2007年7月7日

何必

進京指標是政府戶籍管製的需要和結果……（略。）

記者的建議觀點裏寫道：（何必注，略。）

網上有段子說，家窮人醜，一米四九，大學文化，農村戶口，破屋三間，薄田一畝，冷鍋熱灶，老婆沒有，一年四季，藥不離口，今日上網，廣征女友，革命道路，並肩攜手——痛苦！！！ 　

限製外地人進京，一直是個很敏感的話題，也是電視節目中最具有實實在在對抗性的話題，隻要涉及到如此題目，就會分出陣線分明的兩大幫派，彼此尖銳對立不共戴天。

2004年兩會上，來自人民大學的政協委員張惟英一句“北京應該限製外來人口”的話，使得她頓時成為全社會口誅筆伐的焦點，傳統和現代媒體上連篇累牘的抨擊接踵而至，她也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大學教師一夜之間迅速走紅，成為當仁不讓的公共人物。事後她心有餘悸地說，隻要涉及到限製人口進入北京問題，就是個成為明星的不得以的途徑，“想不出名都難”。

但是，這又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北京該不該限製外來人口？這是個什麽樣的問題？是不是個偽命題？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還是全國人的北京？這種似是而非的發問並不至今具有繞口令那樣的理論意義，對於日益成為睡城的北京來說，更是具有日趨緊迫的現實意義。

其實，張惟英的發言，隻不過道出了像劉淇、王岐山們想說而不敢說的心裏話。委府一把手那是要在實際工作當中切實麵臨著北京人口壓力的，可發怵於輿論和社會對抗情緒，這種話隻能憋在心裏，或者找個比如張惟英這樣的傳聲筒進行政策性試探，看看社會反響到底如何。看到情況不妙，還是閉嘴為好。但這樣也還是攔不住在實際工作當中像江澤民“悶聲發大財”那樣悄無聲息地為外地人進京設置越來越高的門檻。

實際上，戶籍製度被當作現在二元社會中最為突出、也是最不公平、對生產力桎梏最為嚴酷的計劃經濟製度存留，遭到了越來越激烈的批評。王未名從美國給我發來BBC的相關報道。

2007年03月0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25北京時間 21:25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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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國民工“被視為二等公民”

（何必注，略。）

戶籍製度讓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裏淪為劣等人，成了與生俱來的等而下之之輩，這當然是法理和清理難容。

胡星鬥是戶籍製度方麵研究頗具功力者，也是但凡涉及到戶籍改革事務報道時媒體很容易騷擾的對象。媒體報道，胡星鬥教授認為，現行戶籍製度的四大弊端：一、中國現行的戶籍製度不利於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實現。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重要內容。“國際人權兩公約”之一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二、中國現行的戶籍製度造成了人民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戶口簿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體現，而且是一種資源享有權的確認。最突出的就是在就業和受教育兩方麵。三、戶籍製度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的發展。由國家統一分配戶口遷移計劃指標的做法，難以適應不同地區需要。四、阻礙了城市的發展，阻礙了農業現代化，不利於我國農業人口城市化順利進行。

實際上，戶籍製度並非1949年以後才有的，也並不是當時中國人的發明創造。但在被人戲言為“萬惡的新社會”開始的那些日子裏，戶籍製度將人們固定於所在地，通過強行剝奪勞動成果而在百廢待興的基礎上形成對抗險惡的國際封鎖和圍剿的國防實力。此後，這一製度被長期保持下來。而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唯利是圖的發展之路，11屆3中全會裏程碑意義於從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綱，後來被1989年接手並曆時13年的委府一把手完完全全打造成為以錢為綱的基本路線。但如此路徑當中，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說辭當中，經濟體製改革無處不在，政治體製卻巋然不動。在悍然剝奪對改革合法性探討權利的“不爭論”的蠻不講理之中，戶籍製度也就被當作社會安定的擋箭牌而得以搖搖晃晃地苟延殘喘。

當中國社會進入城市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工業化和信息化並舉的時代風卷殘雲衝擊著固有架構之際，人們看到戶籍製度在其中的地位越來越尷尬。王未名發BBC內容。

中國人談中國

2007年06月13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3:29北京時間 21:29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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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製壁壘扼殺了多少就業機會？

（何必注，略。）

如此，戶籍製度與就業困難、農民工生存環境惡化等等醜惡現象都聯係起來。現在，戶籍製度似乎成了萬惡之源，一切的不公和惡劣都是戶籍製度造成的。似乎，如果消滅了戶籍製度，就業問題也就不複存在了，農民工的生存環境也就月白風清了。

胡星鬥給我發來了他的相關呼籲書。這位各式各樣建議書、呼籲書的多產專家，總是能夠給人以奇思妙想。

廢除戶籍製度、建立身份證管理係統的呼籲書

（何必注，略。）

去年，我所在電視節目針對戶籍製度曾經做過節目，我也曾經與胡星鬥麵對麵討論過戶籍製度的相關問題。

今年看到胡星鬥的這種文字，感覺發生了大幅度的變化。

我不知道胡星鬥的如此立場，是不是也可以被稱之為楊鵬所謂的“民粹主義”視野。（昨天，我還與楊鵬和穆兄一起討論過類似的話題。）從理論上說，胡星鬥的看法無可厚非。但具體到實際操作當中，就沒有簡單說說那麽容易了。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北京到底能夠容納多少人？這並不取決於戶籍製度本身是否存在，而是取決於城市資源擁有量及其對人口的支撐能力。而北京的資源當中，什麽資源最為緊缺？當然是水資源，北京缺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盡管各方對於以目前北京的水資源擁有量能夠供養人口的數量存在不同的研究結論，比如有的認為是在1000萬，有的則為1200萬，有的樂觀估計為1500萬，但各種研究結論都指向一個目標，那就是現如今北京的人口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北京水資源的承載能力。目前北京水資源處於每況愈下的狀態，而遷都之問題被日益迫切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應該看到，目前戶籍製度所附帶的計劃經濟成分、特別是在城鄉差距固化的時代戶籍製度所帶有的福利屬性，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和利益集團對國民財富的掠奪，基本上蕩然無存了。戶籍製度並不能阻礙人們在全國範圍內流動，不管是高等院校畢業生還是農民工，進入並滯留在各個城市並不會收到戶籍的限製。而對於開篇所討論的外地大學生進京的門檻提高來說，一方麵表現出委府“悶聲發大財”隻做不說控製“雙外”畢業生留京數量的事實，另一方麵，從即使是“雙外”畢業生，除非要將戶口轉入北京必須要受北京市各地委府的限製之外，在北京的就業生活並沒有其他額外困難：北京市現在已經放開了外地人購房、買車等方麵的限製，北京人與在北京的外地人之間的差異，在日常生活層麵並無二致。

而即使雙外畢業生在北京成家立業生兒育女，按照目前的政策，隻要有一方是北京戶籍人口，孩子戶口隨父隨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並不會影響孩子的身份。

無論是誰，也不敢說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不是全國人民的北京。但是，如果從理論上說13億人都進入全國人民的北京來，這恐怕會是人間煉獄。

而且，說中國不會出現貧民窟，這恐怕並不符合事實。北京市要在2008年奧運會之前真刀真槍整治城中村，實際上也就是在治理外來人口的聚集地。北京著名的新疆村、浙江村是眾所周知的客觀存在，而就在我每天上班的必經之路上，就有著外來人口密集的場所，大鍾寺附近的混亂與肮髒，是有目共睹的。所謂城中村，如果將其稱謂改作貧民窟，不過是叫法上的變化，本質上都是一碼事。

問題在於，農村剩餘勞動力沒有經過任何城市生存技能培訓（這當然是委府的失職）就大規模湧入城市，在就業形勢日益惡化的社會環境當中，麵臨生存問題在所難免。這並不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問題，事實上，城市居民社會保障的缺失也呈現出擴大的趨勢，也就是說，城市人的生存狀況也在趨向惡劣，城市人群當中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如此背景下，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其邊緣化貧困化也就不是其獨有的問題，而是城鄉人群都無法享受發展成果的共同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城鄉人群都是改革開放的受害者。

我們已經目睹過太多的區域分割，西部大開發（被人稱作大腐敗）、振興東北、中部崛起、成（都）渝新特區等等，所謂先富幫後富不過是文人墨客的望文生義和貪官汙吏的官場八卦，地區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以至於中國內部省際貿易成本要高於中國的國際貿易開支，這種實際上的分崩離析，當然不是取消戶籍製度就可以改觀的。

當轉移支付形同虛設、公共財政被人譏笑為衙門後花園裏的盛宴、資源配置行政化色彩越來越濃烈之際，跑部錢進才是北京乃至全國社會生活的真實景象，戶籍製度改革就隻能服從於政治體製的怙惡不悛冥頑不靈了。指望著戶籍製度能夠一馬當先把中國社會帶到憲政法治時代，以我這等烏鴉嘴說來，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我所在的節目，也曾經報道過，北京郊區農民麵前可能的農（業戶口）轉（為）非（農業戶口）的身份變遷，不約而同大興土木批量蓋房子的情況，人們形象地稱之為“種房子”，就是為了能夠在轉非的過程中多向委府討要些補償。而那些已經轉非的人群，則很是懷念農民時代所能夠享受的待遇。

更需要看到的是，隨著城市戶口所附帶的福利成分的弱化甚至幾近完全空虛，以及目前城鄉二元結構存續的實際情況，竟然出現大學畢業生競相要求農村居民身份的奇觀。其原因也很簡單，隨著新農村建設、農業稅取消、農村基礎教育學雜費全部免除、農產品直補、宅基地保護等等政策的實施，城鄉差距呈現出某種逆轉，特別是在東南沿海地區，城市居民福利被迅速剝奪，導致了逆城市化這種對人類曆史的反動。

這應該是用腳投票了吧。這種對於城市身份的離棄，可以看作是對於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實際評價，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用理性經濟人的自主判斷而對社會製度形成的無奈選擇。

同時，各種資料也表明，大城市化並不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必由之路，無論從消費集群邊際效益上看，還是從目前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投入產出效益最大化的角度看，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鄉鎮企業模式還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這也是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溫鐵軍強調以城鎮化加快中國城市化進城的原理，以及趙燕菁認為消費效率提升在中小型城市為佳的道理。

而中國人好大喜功的特性則更是演繹著現代版本的大城市狂躁症，在大城市化的進程中完成著經營城市而將其房地產化的過程，更是加速財富劫掠並向少數人集中的進程。從這個層麵看，大城市病的中國特色於喪盡天良的強取豪奪。

我並不是認為戶籍製度應該保留，也從來不是為現行製度進行辯解乃至成為其衛道士的貨色。我隻不過是認為，從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江澤民的仨代表，走的都是擴大貧富差距的路線。這種做法，強化了1949年以來中國剪刀差的存在，客觀上和結果上都加速了社會主義屬性的銷聲匿跡。而這已經積重難返，並非一個取消就可以畢功一役。雖然說，理論上立刻取消戶籍製度是很與時俱進的，但必須意識到，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為近58歲幾近退休的老人經年累月的罪錯在買單，指望著一夜之間就能夠達到均貧富會有著難以逾越的障礙；而要買之單的巨大，則可能將整個社會拖入不可自拔的泥沼。

從現實情況看，河南、河北、重慶等一大批地方都曾經大張旗鼓鑼鼓喧天地取消戶籍製度，可沒過多久又都偷偷摸摸地恢複了。其中的可操作性更是應該為我們所關注。

更重要的是，現如今所倡導的儒家文化，本身就是尋求意識形態合法性的無奈之舉，但卻沿襲了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等級森嚴的傳統，固守著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專製成色。如此局勢使得即使在名義上取消了戶籍製度，也會采取其他方式抱殘守缺。

當然，即使保留現有戶籍製度，也不過是在延續城鄉差別的製度選擇當中作繭自縛。於是，就像柳傳誌在央視節目中所說的那樣，一個自殺的人到底是用手槍還是上吊，充其量就是個方式比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