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局規定企業該怎麽漲工資

當局規定企業該怎麽漲工資

                                  2007年6月9日

何必

8日北京市勞動局發布了2007年的企業工資指導方案，其中規定如果收入低的一線員工工資不漲，經營者也不能漲……（略。）

網上有關破小孩的內容是。

一生工作的報答。破小孩看爺爺從來不去上班，也不到學校裏去讀書，然後他跟我探討關於爺爺的若幹問題。他說：“爺爺不勞動，那麽他就沒有收入。”我說：“爺爺從前每天都去上班，辛苦勞動，現在老了，就退休了。”破小孩說：“退休是什麽意思？”我說：“就是一個人老了，不用上班了，然後他從前上班的那個廠還是要給他每個月都發工資，確保他的生活。這就是一個人工作了一生的報答。”破小孩想了一會兒說：“我現在去讀書是為了將來找個地方上班，將來上班是為了更將來老的時候可以不用再上班，也有錢拿，對嗎？”破小孩的話概括了塵世間多少平凡人生，多少人活著的內容和目的不過如此，真是令人心生悵惘。破小孩卻一轉身到屋外去拍球了��他已然忘了剛才說的事，在這平凡人生的夾縫理，快樂也不過如此。

我曾經有手機時，央視辦公室同事給我發來的手機短信內容也很是有趣：真想請你吃飯，可白天停水晚上停電，發不出工資買不起白麵，翻開鄧論找到答案：原來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往後一翻：他奶奶，一百年不變！拿啥請你吃飯？

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今年溫家寶的署名文章裏，再一次被確認。咱也別弄那些個宏大敘事，討論社會主義的本質，以及到底是恩格斯還是列寧是對馬克思有關社會主義論述進行的修正，抑或馬克思晚年自己就改變了人類終極目標的論調，還是針對現實情況：這就是說，一百年也甭想請人吃飯。

全球化背景下，要素的國際範圍的流動很是熱鬧。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改變了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的統治方式，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可此前為了國防和工業化等所形成的對要素價格的嚴重低估卻積重難返；再加上改革開放麵臨著製度供給方麵嚴重的不足，體製改革成為劫貧濟富的把戲，體製的雙軌製被固化，成為利益集團掠奪財富、將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通過所謂的市場化而打入邊緣化貧困化的境地。因此，不管是資本價格，還是土地價格，或者是勞動力價格，抑或其他的資源價格，通通處於扭曲得很嚴重狀態下的低廉水平。在把中國變成全世界加工廠的過程中，用中國低廉價格的要素為全世界打工，通過賤賣中國資源換取國際市場的青睞，用中國人的血汗錢維持著全世界消費品的供過於求，還被國際上指責為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

經過了近30年的賤賣，該賣的已經差不多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的經濟高速增長建立在對資源、環境、社會不可恢複和逆轉的毀滅性掠奪上，建立在得過且過我身後哪怕洪水滔天的斷子絕孫的發展路徑上。驀然回首，發現被全世界熱捧的中國卻是滿目瘡痍搖搖欲墜。

國際上也認為，這種狀況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去年8月28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道，（何必注，略。）

在舉國上下以賣國賊的心態歡呼雀躍國際化快30年的光景，中國人突然發現自己在拽著自己的頭發上天。當土地越來越稀缺時，當億萬中國人在水深火熱之中淪為國際民工之際，當洋鬼子享受了中國的廉價消費品同時又指責中國人為壓低貨幣價格獲取不正常市場利益之際，當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了進退兩難輾轉騰挪空間越來越狹小之際，當中國經濟的發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際，當所謂的人口紅利和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謊言被戳穿後發現未富先老和勞動力迅速成為短缺之際，當重化工業走紅大江南北卻使得中國淪落到世界飛地之際，當因了賤賣資源所具有的那些國難財讓全世界眼紅並不約而同向中國舉起了反傾銷和反補貼這種兩邊下注不管中國到底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也找死裏打之際，中國人如夢方醒，幹起了賊走關門之類的亡羊補牢之舉。

去年，還在做摩根士丹利經濟學家的謝國忠建議，中國應考慮提高工資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他指出，提高工資水平能帶來更多消費，從而減少中國貿易順差，隻要在今後5年內以雙位數的增長率調升最低工資水平，將可化解人民幣所有升值壓力。據估算，工資上漲10％，出口生產成本可上漲3％～4％。其次，提高工資可能帶來更多消費，從而減少中國貿易順差。中國出口數額非常之大，而在境內則麵臨儲蓄生於。提高人民幣值解決不了貿易不平衡問題，而隻會把中國推向通貨緊縮。

而今年初，跟隨美國財長鮑爾森來華的美國龐大的內閣代表團裏，也有美國勞工部長、那個讓中國人喜不自勝認為是華人驕傲的趙小蘭，她來華的使命是什麽？要求中國提高勞工待遇，而中國人發現，屁股決定腦袋，華裔的身份並沒有讓這位部長對中國有絲毫手下留情，其用意是通過提高中國人的收入水平，擴大中國國內消費，減少對美貿易順差，保護美國勞工就業。繞了這麽大一個彎兒，說到底還是為了米國人。這讓中國人唏噓不已；更讓所有中國人汗顏的是，中國的勞工權益要讓美國的勞工部長來維護，這也真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了吧。

最近的消息是，美國最大的工會打破了不與中國的全國總工會打交道的禁忌，到中國與全總媾和。米國人來華時怎麽說的？相信與中國唯一合法的工會合作會是有益的，可以教會中國工會如何與比如美國的跨國公司和資本家做生意，如何在其中維護中國工人的利益。

美國這些工會與中國全總合作，並不是出於什麽國際主義，而是與美國勞工部長的目的殊途同歸。

中國工會對中國勞工遭遇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家時的權益保護要讓米國人來教，如果不是媒體報道，誰都會相信這也算是奇談怪論了吧。

美國工會與全總合作，那是因為不得以，因為中國根本就沒有貨真價實的工會，因為中國勞工就沒有自己的組織，沒有自己的代言人。

在中國，連傻子都知道的是，中國的工會與婦聯和共青團一樣，都是委府的走狗、幫凶和附庸。中國官員到國外招商引資作為引以為豪的誘人條件喋喋不休的，就是中國不會出現罷工，中國的各級工會不會站在投資者的對立麵，因為那都是委府委任的。

隨著時光的推移，中國社會的矛盾集中到了官民之間。民間對於官方的反對、抗拒、抵製、絕望達到了非常的高度。1989年春夏之交人民子弟兵向著人民開槍後，人民終於看到了溫情脈脈麵紗背後的猙獰麵目。官民之間的距離迅速拉開，並迅速形如水火。

此後的委府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卻別有用心地將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本質閉口不談，將勞工神聖的原則扔到九霄雲外。今年的五一節，我寫了“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思考”，比較過現如今的中國與納粹時代的德國工人階級的處境。那篇稿子被一些博客網站隱藏，所幸還有其他博客給於發布。

看看現在中國勞工的真實處境，也的確讓我們領教，什麽叫做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先進文化。

而現在，委府高調祭起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大旗。這並不是人家閑來無事發發慈悲，而是在勞動力短缺狀況凸顯，在投資與消費比例嚴重失調，在任憑委府花言巧語絞盡腦汁振作或者是啟動內需可國民萬眾一心死活不花錢造成中國經濟嚴重畸形必須依賴較快乃至過熱的投資和居高不下的對外貿易才得以苟延殘喘，在貧富差距早就超越國際警戒線並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群體性暴力事件嚴重威脅到委府統治，在從北京的國務院部委局辦到地方委府各自為政胡作非為的情況下，在黃宗羲定律演繹著農村包圍城市態勢的格局裏，不得以而為之的無奈之策。

人們也記得，涉及到企業用人製度方麵，我們曾經有過太多的花拳繡腿。1995年就開始實施的《勞動法》，到現在也被認為是國際上很先進的法律；此後，也有過比如簽訂集體勞動合同等等五花八門的製度設計，但所有這些，都沒有改變中國的勞動者生不如死的境況。

去年我參加有關勞動合同法座談會時，麵對該法起草小組負責人、人民大學常凱對該法的津津樂道，我就直言不諱地提出，就算是有了該法，也不過是看上去挺美的貨色。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大環境下，出台再先進的法律，也不過就是自欺欺人，而且平白無故消耗了大量的立法資源。最簡單的，檢查一下勞動法的執行情況，就知道現在中國法律的婊子處境。

這不，北京市委府又煞有介事地弄出來什麽工資調整方案。

這又是個貽笑大方的玩意兒。

企業用人，原本就是當事人雙方按照真實意思表示達成一致的行為預期的過程，有外人什麽事？北京市勞社局不失時機地要表現一下自己的存在和權力，規定企業工資的增長狀況，這種所謂的指導性方案的合法性在什麽地方？中南海少三令五申，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麵的基礎性作用，可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關係界定上，勞社局非得從中間插一杠子，這算哪兒的規矩？

從市場運行方麵看，勞動力價格取決於市場供求狀況的動態變化，並不是委府裏諸如勞社局規定工資漲幅就能夠萬事大吉的。勞社局如此作為，原本就超越了行政許可的範圍，對企業運行越俎代庖，幹預市場的正常運行。

而且，所謂的指導性意見，對企業來說有什麽用？這種指導性，並不具有強製力，企業可以服從，也可以不服從。那麽，規定企業老板工資漲幅不得超過員工工資漲幅，這種規定的權威性如何呢？如果企業都不執行，那麽勞社局做出如此被廣泛拒絕的規定，除了浪費納稅人的錢搞些個不甚了了的勾當之外，也就是勞社局官員論功行賞時多了點子八股八卦的報告內容，其他何益之有？

再說，私營企業老板該如何給自己發工資，那是老板具有自主權的事，礙得著勞社局什麽事？退一步說，這樣的老板到底是給自己發工資，還是作為企業經營帳目中的運行成本，這與勞社局何幹？從技術上，如何檢查老板工資是否比員工漲得快？

如果說這個規定針對私營企業並不十分有效，而更多的是針對國有企業，那麽為什麽不在名字上進行限定，成為比如2007年國有企業工資指導方案？

還有，就算是針對國有企業，國資委下麵那麽多企業，哪個是北京市勞社局敢於說三道四的？在北京的國有企業那麽多，無論是中石化，還是中移動，或者是建總行，再不就是航空集團公司，以及匯金、長城資產、北方等等，哪個會對北京市勞社局施舍點麵子？

企業如何發放工資，這是企業法人權利界定方麵的重要指標。在進行初次分配時，企業應該按照自身狀況的考量，做出工資發放的決策。政府隻能通過企業和公民納稅，進行二次分配。而現在，北京市委府將初次分配也納入到了行政範疇，實際上無非是行政權力擴張壓縮市場空間，在貌似解決市場失靈地帶問題的情形當中，用行政權力肆無忌憚地對市場進行幹預，最終形成政府和市場雙失靈的局麵。

更危險的是，委府如此舉措，表麵上看是指導性方案，但卻隱含著搶奪並主宰企業財富的險惡衝動；特別是，當委府在事實上已經成為強勢利益集團的情況下，如此舉措，會是在政治名目下進行財富從民間到官方集中的新一輪劫掠。

而且，當今的中國企業偷雞摸狗的作為比比皆是。去年8月28日快訊，（何必注，略。）

就這，還指望企業能夠自覺執行勞社局的規定？

今年北京晨報有消息說，因拖欠農民工工資，引發群體性事件，9家建築企業被逐出京城。北京市建委通報批評了18家侵害農民工權益的企業，其中，9家企業被禁止在京承接任何新工程。

看到了吧，拖欠農民工工資，和引發群體性事件，這是那些倒黴的建築企業被逐出北京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沒有群體性事件，自然也就沒有什麽被逐出北京的結局。

我本人與勞社局打交道也有過痛苦的經曆。1998年，我和一群人給中關村一個大型公司做項目，結果該公司拒不支付我們這十多個人的工錢，將公司告到海澱區勞動仲裁機構，但卻因為公司方麵走後門而致使我們敗訴；到了海澱區法院，法官連卷宗都沒有仔細看，就依然判我們敗訴。事後，我們提及案件中一個重要的當事人的證言前後矛盾出爾反爾，那法官怎麽說：“你們怎麽不早告訴我？要不然我非得嚴辦他（出爾反爾者）！”可木已成舟，又有什麽轍？二審維持一審判決。我們白白給那家公司幹了半年，十多個人一分錢也沒拿到。

想必，如果也弄個什麽群體性事件，可能問題就解決了。所以嘛，這個世道就是霍布斯叢林法則的社會，弱肉強食混賬吃香，遵紀守法必定倒黴，混賬社會嘛。

媒體報道，目前，勞動合同製度實施過程中主要存在著五大問題：（何必注，略。）

可這之中，有哪個得到了哪怕稍微的改善？收入提升之舉，在如此背景下，讓人如何品味？

也就在今天，崔之元給我發來了相關文字。

王小魯：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

（何必注，略。）

如此說來，規定什麽企業工資增長方案，也不過是諱疾忌醫的權宜之計。

不過，政治體製改革那是可能的嗎？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委府與民間互動，隻要遊戲規則製定的權力不受約束，遊戲就不可能可持續玩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