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上網費並不高？實在中國特色專家之高論

咱上網費並不高？實在中國特色專家之高論

                   2007年5月10日

何必

日前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互聯網使用價格占到人均收入的10%，相當於發達國家的十倍……（略。）

網上流傳著這樣的段子。

黑社會日報

嚴重警告：此報僅供黑社會內部參考，如有偷看，左眼看者挖其左眼，右眼看挖其右眼 ，雙眼看者挖其鼻屎，黑道弟兄共遵，關二哥為證。

……

開鎖專家乙：78歲，中國山西人士。原為一盜竊集團技術顧問，因其他成員已經退休或老死，現欲跳槽。開鎖經驗豐富，用各種工具開各種鎖數千把，曾創造1分鍾鐵釘開鎖奇跡，被道上譽為“開鎖先瘋”。求職意向：盜竊團夥或修鎖配鑰匙店。月薪兩萬元以上（大買賣要求提成百分之十）。

這幾天，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在中國國內引發了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報告說，中國人上網費用占收入比例，要高出發達國家10倍。這個消息，在中國人已經非常脆弱個人支出合理性領域，再一次引起了軒然大波。社會對於中國人拿著僅僅相當於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幾十分之一的錢，卻要從中不得不交出高於發達國家收入比例十幾倍的錢來交給中國的互聯網接入提供商，憤慨之意油然而生並且迅速擴散。

而這時，就有了這麽個專家出麵，發自肺腑斬釘截鐵地信誓旦旦說，中國的上網費用並不高昂；印度宣稱2009年將為其境內網絡使用者提供兩兆帶寬的免費網絡，那是不可能的。

此言一出，又引起恨不得全中國的熱議。網絡上罵聲一片，幾乎一邊倒地對這個人模狗樣的專家進行著口誅筆伐。

從網上很容易查到，曾劍秋 北京郵電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競爭力與IT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社會兼職：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專家、亞太網絡運行與管理論壇以及IEEE專家。

這麽個專家，站出來向世行報告發起挑戰和責難，很令人欣慰和振奮：咱中國人好歹有了不畏強權捍衛真理、敢於向洋鬼子興師問罪的骨氣啦。

可問題是，看到其說法，並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中國國內上網資費水平不高。看起來，他喋喋不休之中不過是說明，中國的互聯網還處於起步階段，還在等待著規模效益的出現。

這就讓人搞不明白了，互聯網的規模效益是怎麽出現的？必須完全按照人口基數來決定？如果是這樣，那麽像不丹、柬埔寨那樣的人口小國注定永遠也無法達到規模效益，永遠就要忍受著高於發達國家的上網資費水平。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6年1月17日發布的第1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內地網民總人數已經達到1.11億人。這份報告也指出，在中國，還有近95%的人口無法接近互聯網。那麽，是不是說，必須要等到中國有相當比例的人口都能夠上網後，才能夠達到資費下降的條件呢？

而今年1月23日 CNNIC發布《第1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06年底，我國網民人數達到了1.37億，占中國人口總數的10.5%。報告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網民人數增加了2600萬人，是曆年來網民增長最多的一年，增長率為23.4%。

網民數量1.37億，意味著什麽？在全世界範圍裏，中國網民數量僅次於美國，已經達到了第二位的水平。

如果說，擁有如此巨大網民數量的用戶基礎，還沒達到互聯網規模效益的規定條件，那麽顯然不是使用者數量錯了，而是互聯網錯了。

而且要注意到，世界銀行報告裏，提及的中國上網費用比較的對象，並不是美國，而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當然並不僅僅指美國，還包括歐洲、日本這樣的國家。在歐洲國家裏，當然也包括像安道爾、盧森堡乃至梵蒂岡這樣的人口袖珍國家。按照這位專家的觀點，這種小國，要想活得上網費用的下降那簡直就是癡心妄想。

從這位專家的職務上看，好歹也是個為人師表者，擔任著博士生導師的職責，並且還有些個行政職務，同時也具備了參與衙門決策議定過程的資格、條件和機會。特別是，北京郵電大學原先作為信產部的直屬院校，與信產部有著行政隸屬的關係；即使到現在，該學校與信產部還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對信產部的決策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而且，北郵的教授們，大多數都擔任著信產部研究機構的客座專家、以及中國通信行業裏大大小小企業的顧問；而在該領域裏，壟斷化程度之高令人咋舌之程度，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兩天，針對中國移動通信漫遊費的指責，又一次被提到了社會熱點的層麵，人們發現，在與國際接軌的叫囂當中，中國的移動通訊服務提供商們偷梁換柱，經年累月地向用戶收取高額漫遊費，而這項收費，在被奉為神明的國際慣例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

對於移動通訊漫遊費，也有著這位北郵教授的支持之聲。在3月22日召開的“信息產業部2007年中國電信業發展與政策通報會”上，降低手機國內漫遊費被列為今年電信資費管理重點。對此，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曾劍秋說，因打電話需要在基站之間轉換，電話經過別的地域時加收“漫遊費”有一定的曆史沿革。“但是，取消手機漫遊費在當前還不能一蹴而就，隻能先通過降低漫遊費來確保這一政策平穩過渡。因漫遊費是整個資費體係中的重要環節，取消漫遊費的影響會很大。如果取消漫遊費，手機的通話費便與固定電話的通話費相當或更低，對固定電話運營將產生強烈衝擊。”曾劍秋說。

看見了吧，人家考慮的不僅僅是手機漫遊費的高低，還要考慮如果取消了手機漫遊費對於固定電話運營的衝擊。多麽高屋建瓴，多麽胸懷博大。

可考慮了手機運營商，考慮了固話運營商，考慮了信產部收益，考慮了行業效能……如此這般考慮當中，惟獨不見了最終用戶、也就是消費者的利益。在所有這些說辭當中，隻看到專家作為衙門禦用的傳聲筒和企業的哈巴狗的姿態，卻根本沒有了億萬用戶的利益表達和主張。這是不是很奇怪？

其實，這所謂的“專家”在當前中國社會裏的所作所為，也讓我們領教了太多。也是這北京郵電大學的文法經濟學院教授杜振華拋出《手機雙向收費比單向收費更有利於消費者》，在網絡上就引發了洶湧的口水。

2003年10月份，國家“暢通工程”專家組組長王煒教授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自行車多是城市交通擁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軒然大波。10月2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評論文章，題目幹脆就是“專家‘專和老百姓過不去’”。評論說，王煒之說一出，“爭議驟起，至今猶有餘波。爭議是一邊倒的，王煒被群起而攻之，並摻雜有學術之外的人身攻擊與謾罵，而支持王煒的聲音則相當微弱。有人質疑：專家，專和老百姓過不去的家夥？公眾首先認定王煒的觀點是一種悖論，進而推想，為什麽一個國家級專家竟會有這麽荒謬的觀點？惟一能解釋得通的，是王煒的觀點並非出於科學精神，而是出於故意———專和老百姓過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電視台“央視論壇”節目播出了一期題為“清剿‘洋涇浜’”的節目。節目裏請了中國人民大學英語係主任張勇先和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焦國標擔任嘉賓。節目裏兩位嘉賓開宗明義直奔主題，說到如今在我國英語地位越來越重要。焦國標說：“我覺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話一樣，它的趨勢是肯定的。現在沒有普通話重要，但是它總有一天會像普通話一樣重要”張勇先也認為，“我覺得英語現在應該是一種國際語言，在全世界6000多種語言當中，它是最廣泛的一種，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樞紐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給人一種緊張情緒，給外國人帶來很多旅行生活方麵的不便。”

中國人民大學傳播學研究所長喻國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認為媒介應該去關注掌握著社會話語權的人——那些“產業界、財經界的領袖”，應該關注這些人所關注的事務和現象，這樣才能“觸及社會崩得最緊的那根神經”，來適應媒介競爭。

中國經濟學家無視社會上越來越廣泛的對於腐敗的反感的現實，依然宣傳著“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溫床”之類的說法。而這種說法也早就被中國經濟學家們熱捧過，說“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腐敗是次優選擇”（《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優》，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經濟大論戰》）幾年前，經濟學家左大培就提出過“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的論斷，認為一些處於霸主地位的經濟學家們對於廣大民眾喜怒哀樂生老病死於不顧，與利益集團勾結起來瓜分社會財富，“這一批所謂的‘著名經濟學家’的所作所為向我們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錢來收買經濟學界！過去我們揭露‘尋租現象’，總以為‘尋租’的人隻是在政界用金錢收買政治家和官員，而在不知不覺中，各種有錢人物的‘尋租’之手已經伸進了經濟學界。……可惜的是，某些戴著‘經濟學家’頭銜的人也愛吃這一套。他們或者兼著一些不明不白的公司的董事和顧問，拿著人家的錢為人家說話；或者到處開會吃請，誰招待優厚就替誰說話，而且樂此不疲。這些人也沾著‘大款’們的光先富起來，隻苦了中國那些在通貨膨脹中掙紮的小老百姓們……”（石油工業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為主，關注民生》44～45頁）楊帆也提綱挈領地指出，“在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卻出現了頑固的‘市場教條主義’。這種市場教條主義在思維方式上並沒有超過計劃經濟教條主義的水平，隻不過是在同一層次上的簡單對立，這就嚴重地妨礙我們科學地認識目前問題和未來發展趨勢。更為嚴重的是，一旦市場教條主義與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相結合，並被國際敵對勢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種手段排斥異己，樹立學術霸權，從根本上破壞經濟學以至整個社會科學的客觀公正性和實證性。”

溫鐵軍給我發來的材料當中，就有相關內容。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載文，在安全存在疑問的情況下，中國一些頗具權威的農業專家大力推動轉基因稻米的商業化種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就有16名。（何必注，略。）

2005年8月2日北京電視台《首都經濟報道》：建行北京分行將從今年9月21日起，對日均存款餘額低於500元的人民幣個人活期存款小額賬戶收取管理費，收費標準為每季度3元。專家分析：“減少低效賬戶對銀行係統資源的占用”以及“緊跟國際慣例”是收費的兩大原因。

……

現在的中國社會，“專家”都成了什麽樣的貨色？

列寧說，“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認為是這樣，那完全是胡說。”《選集四第348頁》可放到當前中國的現實中呢？專家治國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公害，成就了吉登斯所謂“現代性是一種風險文化。這並不意味著社會生活比之以前慣常的生活更危險，因為對發達社會中的大多數人而言，情形並非如此。相反，無論是由外行行動者還是由技術專家來組織的社會世界，風險都是基本的。”

當專家淪為赤裸裸的強勢利益集團代言人，並且連最起碼的公正和良知都放逐到九霄雲外之際，現代性的風險也就在以乘數效應放大著，對我們的生活產生著不可挽回的惡劣影響。

問題在於，防火防盜防專家，可這火災盜賊還容易防範，這專家是防得了的嗎？按照溫鐵軍的說法，現在的中國社會已經到了官產學媒沆瀣一氣的時代，專家在其中的功用已經在利益共同體中無法分割，現如今所有的改革政策都成為專家綁架國家裹脅公共利益強取豪奪的過程，對此我們有什麽能力反抗嗎？我從來沒有任何信心於如此局麵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