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征物業稅不會使房價漲勢得到抑製

開征物業稅不會使房價漲勢得到抑製

                         2006年7月12日

何必

有專家指出：如果可以盡早推出物業稅，可以使目前的房價至少低個兩三成……（略。）

這則報道，從新聞本身來說，並不是個什麽事件性消息，而完全屬於話題式的。根據媒體報道而非官方公布的信息，會使報道缺乏相應的根基。而且，這種消息在報道時，涉及到了對於稅的一些基本認識，在公眾吸引力方麵顯得不足。同時，既然是話題性質的，就應該加強不同聲音的采集和運用。僅僅根據一個“專家”的采訪來體現報道的內容，似乎並不能完全覆蓋應有的信息空間。

麵對日益高漲的房價，各方都在想方設法試圖能抑製“過快上漲”的勢頭。於是，有關物業稅的說辭再一次被推到了前台。

物業稅能夠有效抑製房價的快速增長？聽起來是個多麽動聽的預測。可想來卻好像根本不是這麽回事。

考慮到現行稅製的基本狀態，對於物業稅的出台就會沒那麽樂觀。

目前的分稅製，很大的問題就是國稅和地稅的區分，其中中央政府以國稅方式占據了稅收收入的50％，地方為50％；但是在具體工作方麵，地方承擔70％，中央政府隻有30％。於是，呈現了非常明顯的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稱狀態，引發地方上的不滿。【當然，現行稅製中內（33％）外（15％）企所得稅率的差異更是被坊間看作是源自國策製定者崇洋媚外的典型。】同時，中國稅製針對流轉賦稅而非對占有征稅，也是造成目前太多社會矛盾的源頭。具體到生產性增值稅引起的非議，促使官方向消費性增值稅的製度設計方向遷徙。

可以很清晰看到的是，2005年中國稅收總額為30866億元，比起2004年的25718億元增加了20％，這是個什麽樣的暴利！考慮到GDP不過10％的增速，更考慮到人均收入不過區區5％（這還隻是“人均”，在貧富差距擴大化的當下這種人均到底有什麽意義就很耐人尋味）的現實，稅收的高速增長的確顯得很搜刮民脂民膏。

進入2006年，稅收繼續快速增加著。5月29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報道，（何必注，略。）

一係列眼花繚亂的數據中，稅收的增長依然高歌猛進著。

《中國改革》2006年第5期刊登周天勇《政府規製如何窒息創業和就業》一文介紹，供給經濟學派的拉弗等人研究過企業稅負水平與政府稅收規模之間的關係：即政府對企業規定和所收的稅收有一個平衡點，當所定的稅率高於臨界點時，政府所收的稅收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中國投資、創業和企業經營目前實際的稅費負擔很重。正稅稅率較高，稅收主要來自企業生產經營而非個人和消費；企業所得稅率較高（33％，一般發展中國家在25％以下）；微型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重複收稅；世界銀行認為，政府收入比較規範、人均750美元左右的國家最佳稅負隻需維持在18％左右（中國超過25％）。

6月26日出版《中國新聞周刊》刊登的新聞中國六月論壇的主題是“稅收增長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其中，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安體富也認為，現在的稅製結構本身就會帶來稅收高增長。原來為了保證財政收入因此名義稅率設計得比較高，稅收中比重最大的增值稅基本稅率17％，折合成消費型稅率一般是23％，西方國家多數低於20％，而且我國的生產型增值稅是生產投資重複計稅。……以每年稅收增量對比GDP的增量，1994年這個比例低於10％，1999年就提高了，相當於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被稅收拿走了。

也是在這個論壇上，財政部財政科研所所長賈康（他一向被看作是財政部的代言人，屁股完全坐在財政部的立場上）麵對諸多對稅製的質疑，認為中央政府並沒有什麽對稅收的偏好，國家發改委、財政部領導都呼籲要實現兩稅並軌，一致支持稅製改革。在財政收入增長比較快的時候，有必要大力度地推進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和增值稅轉型兩個改革，因為這兩個改革都會減少稅收收入。

財政學家馬斯洛雷夫的著名論斷是：稅收是現代民主製度興起的先決條件。

但是，中國人卻看到，福布斯所發布的全球賦稅痛苦指數裏，中國榮幸地位居第二，成為全世界在納稅方麵最痛苦的國家之一。這也許很有趣地詮釋了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的口頭禪的與時俱進的含義。

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介紹，中國財稅存在十大戰略問題：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問題、中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1993年稅製改革確立的保持稅負不變的原則、城鄉統一稅製和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引發的地區間財富分配差距問題、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引發的社會群體間財富再分配差距問題、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和財稅關係問題、中央和地方的事權需要調整、關於財政支出結構問題、關於預算的優先序列和約束機製。

說來說去，問題回歸到了一個關鍵點上：物業稅出台到底是想幹什麽？如果針對占有而賦稅，那麽現行的針對流轉賦稅的方式是否能夠得到改變？如果將類似土地出讓金這種賣地收入平均到法律所規定的土地使用權70年的時間裏，是否會對現在的高房價產生抑製作用？

顯然，這個問題所牽涉到的絕非僅僅是個稅種問題，而是中國現行政治製度的死穴，針對責任體係的全麵崩潰的現狀，曆屆政府根本沒有任何機製和動力為了接力者保存財源，現行政治領域得過且過幹一屆算一屆，沒有任何問責製度，在任時尚且坑蒙拐騙，遑論離任後的責任追償了。

《中國改革》2005年第六期刊登大連市委黨校經濟管理部主任、教授張道航的文章，認為“地方政府對市場上的房價實施‘逆向調控’，從而推動了房價的上漲。一，提高稅費和土地出讓金；二，隻售不租的房改取向；三，大興舊城改造和城市拆遷；四，追求高檔化、貴族化的城建規劃；五，操作媒體引導市場；六，利用手中權利出台相關政策。”他提醒，“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全國17萬億元貸款中，超過一半的貸款是以房產作抵押的。”

在分稅製條件下，房地產就成為地稅的重大源泉；事權不均導致中央政府對於地方上利用房地產當作敲詐勒索的不二法寶的行徑也無可奈何；在行政開支剛性化以及腐敗橫行的官場當中，要想維持政治運轉就必須廣開財政收入的渠道，而在中國，稅收在財政收入中的比例現在已經上升到90％，在GDP增量中占比也達到被國際上當作警戒線的三分之一。

從來不與國際接軌的是，中國無論是經濟高速增長時還是低迷時，稅收水平卻從來都一往無前，從來都依靠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著政府的權力。

到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隻是取消了一個農業稅，而這種被大肆歌功頌德的政治舉措，卻被譏笑為舍本求末之舉：一方麵，區區300億的農業稅額度早就被20％的稅收增長率掩蓋得連個象征性意義都沒有了；另一方麵，依靠農業稅運轉的基層政府沒有了財源，不得不展開新一輪的對於農民土地的掠奪，形成了當下黃宗羲定律活生生的演繹。

而類似停止征收利息稅的呼聲卻被當今置若罔聞，掠奪民間財富的行徑不依然如火如荼？

在如此局麵裏，物業稅的開征絕不會抑製房價的高速增長，反而會成為搜刮國民財富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