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車3000裏進京求醫舉動裏濃縮著萬象

板車3000裏進京求醫舉動裏濃縮著萬象

                       2006年7月7日

何必

老湯，43歲，黑龍江人，為了給妻子治病，老湯欠下三萬元的外債，眼看妻子的病越來越重，老湯決定用板車拉著妻子進京求醫，雖然身無分文，可衣食住行這些問題可難不倒老湯……（略。）

記者在建議觀點裏寫道：（略。）

節目後的主持人點評裏，說到現在這種事很多，需要引起媒體的關注；而引起媒體關注就需要策劃。現在這件事有關是策劃很成功的，如果他們乘坐火車到北京，就不會引起媒體如此報道了。

我倒是以為，如果徒步40多天拉著平板車一路乞討過來最終到達舉目無親的北京來給患者看病，即使是策劃，大概也應該隱去不提。姑且不說在中國特有的體製當中，媒體根本不具備所謂第四權力，不過是傳聲筒和哈巴狗，西方人通常所說的監督政府製約權力的功能在我們的媒體上從來都被斬盡殺絕。因此，從媒體的作用看，報道這類在社會治理以及政治穩定方麵無傷大雅的事情，原本就是份內之事；還不用說如此具備情感因素的題材是天然賺取眼淚並且博得受眾認可的尚佳原料。至於說各種令人同情傷感憤懣惆悵的事件的層出不窮因而導致媒體的麻木不仁，恰恰是媒體應該檢討而不應該歸咎於那些事件當中的受害人。說那些被欺壓得喪魂落魄的受害者們攻於心計策劃出一幕幕悲涼淒慘的情形來引起媒體的注意，顯得媒體自身的矯情，倒不如說社會製度對人的冷酷無情。

這並不是我的自作多情，媒體對於這個事件也給予了起碼的人文關懷。其實，看看媒體上對於這個事件報道和議論的標題，就很能夠蠱惑煽情：

男子板車千裏送妻進京求醫 43天走爛兩雙鞋；

黑龍江夫婦“板車愛情”感動北京市民；

一輛飄搖板車所蘊含的隱喻；

板車送妻的淒美與悲涼；

三千裏板車救病妻 真情背後幾多反思；

“板車三千裏”與一個斷裂的社會；

……

其實，這個老湯並不是首發就選擇到了北京，而是先去了長春，然後又到過青島，都被當地的醫院拒絕了。萬不得已，想起了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首都，想這裏是全國人民心中的勝地，這裏應該會是個世外桃源，應該能夠有著大公無私和救死扶傷之類的革命人道主義。

別說，節目播出時，還是有觀眾被感動得掉下眼淚，詢問欄目組是否能夠代為轉交捐款。

這是這類題材的節目注定要碰到的情形。

每每遇到有人落難被媒體傳播，就會有善良的人甘心情願自掏腰包來進行扶危濟困，不管是白血病患兒，還是孤苦伶仃的耄耋老人，抑或走投無路的失意者。可是，當這類事件不斷見諸於媒體之際，人們逐漸醒悟過來，這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大家幫助大家”等等聽起來溫馨感人的口號，不過是一種別有用心當中所製造的彌天大謊下，被廣泛欺瞞了的社會公眾的自欺欺人；（沒聽到四川省扶貧基金會副會長鄒韜痛陳目前中國慈善捐贈事業的尷尬時說：“去年我國獲得的公益慈善資金總數為110多億元，而這筆款項還沒有去年我國有錢人飼養寵物花掉的錢多”？）同時，當應該接受救助的人群日益擴大時，善良的情感就不得不麵對殘酷的現實而回歸理智，公眾殘存並且還被不斷嘲弄和蠶食的善良也勢必每況愈下。遑論此中還有類似98年洪水舉國上下大募捐後人們發現善款竟然被災區政府用作購買豪華轎車和吃喝嫖賭之際的心境。

這樣一來，就給北京出了個難題，當各地都對此置若罔聞之際，北京該怎麽做？北京人該如何對待和處置？

如果任由民間就此作為，那麽這種已經到達聲聲血淚現實版本正在演繹的事件，是否可能會形成對當下製度的討伐、並引發火藥桶上千絲萬縷導火索中的一根從而一發不可收？

如果不能聽憑民間那種非理性的力量漫無邊際蠻動而要因勢利導，那麽就勢必要由政府出麵。可這樣一來，救助了一個，後麵可能就是成百上千個蜂擁而來，不管是拉板車的、騎毛驢的、坐飛機的、開著私家車的、徒步的、倒立行走的……反正應有盡有，考驗北京的財政體係的支撐能力和城市的容忍程度。當下北京舉步維艱的所謂平價醫院的處境就是前車之鑒。

於是，就有了節目當中海澱區救助站大貓兒那番說辭的公開發布。

可人們一聽就知道他說的純屬是廢話。如果當地政府、社會保障體係乃至慈善機構能夠有所作為，還用到今天？別說當地，長春、青島不也如此？正是因為走投無路，才把北京當作是最後的希望所在，活生生拉著板車一路乞討要飯風雨兼程40多天才到了富有人道傳統的北京。如果北京還是踢皮球，還給不給窮人活路了？

因病致貧因病返貧，這大概也算是表現出來並被社會看到的一個典型事例了。

當然，也並非所有的人都認為中國貧民的狀況日益惡化。《經濟社會體製比較》2005年第2期［美］馬丁•哈特－蘭茲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 ），保羅•伯克特（Paul Brukett）所著“解讀中國模式”一文介紹，斯蒂格利茨指出，由於對資本控製的政權及其擴張性的宏觀政策，因而中國免於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斯蒂格利茨，2002：125-126）。基於這種比較的基礎，斯蒂格利茨描繪了中國一幅更為廣泛的藍圖，中國“是作為一個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場而拒絕華盛頓共識傳統理論的國家的榜樣”（普雷斯，2002：13）。根據這種分析，“中國已經采取私有化和降低貿易壁壘……但是用一種漸進的方式借此防止這一過程中社會結構出現崩潰。它很少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其達到較高的增長率的同時，減少了貧困。”（普雷斯，2002：13-14）

這種說法在嚴峻的中國特色的現實麵前幾乎丟盔卸甲。我早就認為，中國所謂減貧功績更多的像是聊以自慰。2005年中國的貧困線標準是年收入637元人民幣，約合77美元，大大低於世界銀行每人每天一美元的貧困線標準。即使考慮到人民幣匯率和美元貶值的因素，距離一年36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中國的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如此基數上計算出中國的貧困人口隻有2600多萬人，這應該是舉世無雙的鬼話。國內有計算認為，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就不止兩億人。

溫鐵軍給我發來的2005年12月出版第十八期烏有之鄉電子雜誌報道，近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字披露，中國目前基尼係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的收入或消費份額隻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或消費份額卻高達50%。由於對高收入群體缺乏合理、必要的“限高”；對基礎階層缺乏必要的“兜底”：經濟領域存在諸多不平等競爭，中國已從過去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嚴重、收入差距超過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授吳忠民認為，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限度。據悉，全國平均每年流失各類稅收5700—6800億元，一方麵使部分人財富迅速加大，另一方麵也使國家缺乏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難以有效地援助弱勢群體。

即使是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之所謂當中，我們也看到了對於中國貧困防微杜漸的說法。“同時也有右的幹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於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隻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曆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說來，改變了中國的麵貌。”（《鄧選三卷》P229）《會見西班牙副首相的談話》

這種說法絕非是一家之言。新近出版的世界銀行年度出版物《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的主題詞是公平。報告說，公平性不僅本身是目的，而且公平與繁榮相輔相成，提高公平性有利於持續的全麵發展。當個人和群體間的不平等長期存在，存在於同代人之間和代際之間時，就出現了不平等陷阱。公平不是追求結果平等，而是擴大對貧困人口的醫療、教育、就業和資金通道，保障他們的土地權益。重要的是，公平性要求提高獲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力的平等性。特權階層對體製的俘獲破壞了公平的基礎。高度的經濟和政治不平等導致在經濟體製和社會安排上係統偏袒更有權勢群體的利益，損害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報告強調加強貧困和受排斥群體的話語權和政治問責機製的能力，加強對特權階層濫用權力的製衡，消弱寡頭政治，創造公平的政治競爭環境。

2005年12月15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一份來自國際自由工會聯盟（ICFTU）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自四年前加入WTO以來，減貧進展一直停滯不前，預計在2001至2007年間，將有逾四分之三的農村家庭實際收入減少。（略。）

2005年12月19日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何道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目前扶貧基金44.5％覆蓋了富裕戶，而隻有35.3％覆蓋到貧困戶，另外20.2％扶貧基金花在了中等戶，這意味著隻有1/3的扶貧資金實至名歸。

我在挪威結識的朋友，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徐月賓博士在其《發展型社會政策及其對我們的啟示》一文中指出，“從過去二十多年的經濟和社會保障製度改革實踐來看，我們的一個明顯的現象是社會問題的密集爆發。社會問題密集的原因不難理解。我們不僅要應對全球化環境下的發展問題，還需要解決更為迫切的轉型問題。發展問題原本是現代化過程的問題，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一問題空前複雜和尖銳；社會轉型，由於社會結構的重組，大量人群被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這部戰車甩掉、漏掉、邊緣化，在他們那裏存在諸多的社會問題，從社會福利的角度看，這裏就存在著製度供給的嚴重不足。這樣，發展和轉型的迭加，社會問題就必然空前密集。而且，我國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分化、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困等問題，不僅是製度供給不足的問題，也有製度供給不適的原因。” 文中，他還一針見血地認為，“在任何時候，貧困都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風險和不穩定因素；而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消除貧困不僅代價高昂，也是很難實現的事情。因而，隻有預防貧困才能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

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老湯用他的雙腳步行3000裏路，拉著疾患的妻子來到北京，繼續著這一家的坎坷和艱辛，更是繼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以及改革開放成果落實在具體國民身上的進程。這種達成希望之旅是如此漫長而凶險，而希望本身究竟是國泰民安與時俱進，還隻不過為鏡花雪月空中樓閣甚至欺世盜名，大概但分還有些正常判斷力的國民都能夠有所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