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華又鏗鏘發話了

李金華又鏗鏘發話了

                                        2006年6月4日

何必

“李金華：政府成本太高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裏，媒體當然不會對17年前的那個同日敢於隻言片語了。所以嘛，有李金華這麽個號稱與潘嶽、薄熙來等被坊間稱之為“具有人格魅力的年富力強的領導人”的說辭，不也可以彌補集體失語的缺憾不是？

今年4月下旬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由於流動性激增，第一季度中國按年度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10.2%。（何必注，略。）

這說明了什麽？在2003年行政許可法頒行後到今天，限製行政權力的努力基本上可以說徹底以失敗告終。我們看到的是，行政邊界不斷擴大，行政對於市場的幹預愈演愈烈。在對市場化的否定性傾向之中，更多成為了政府作為最大的強勢利益集團在暗中借助否定而大大地成就了自身跑馬占地以及鞏固勢力範圍的契機，或者說，對市場化的反對，倒是成就了各級政府權力的進一步惡化性擴張。

3月9日出版《每日工業快訊》津津樂道於，（何必注，略。）

實際上，這種分析隻要稍微再向前跨一步，就是地方割據並引發軍閥混戰的征兆與預測。而現實當中，中國國內交易成本要高於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成本，這種倒掛現象在全世界都是很匪夷所思的，人們更願意將此看作是中國特色的具體表現。

2005年12月烏有之鄉電子雜誌第十八期報道，在已改製的國有企業中，由於經營者的職工持股會控股的企業，在各種非國有控股中已經占到一半甚至更多的比重。同時，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二或者第三大股東的角色，也越來越多出現在各種所有製企業中。比如，在國有資本控股中，由政府部門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改製企業，由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二、第三大股東的比例分別達到28.3%和19.8%；由資產管理公司等作為第一大股東的改製企業裏，由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作為第二、第三大股東的比例則高達53.2%和20.66%；而由母公司控股的改製企業中，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會做第二、第三股東的比例則達到了72.4%和20%。

當抽象的國家利益被具體化作政府利益，而政府利益又蛻變為利益集團的囊中之物時，我們當然可以想象社會發展的未來會是如何。

同時，該電子雜誌也指出，2004年哈爾濱國有經濟比重在70%以上。“今年市委、市政府決定、要啟動90%國有企業改革，要完成70%國有企業改革”。改革以國退洋進和國退民進為主題。哈市400餘戶國企資產清核已全麵啟動，6月前做完，這意味著平均一天要完成10家；8月前再做完資產評估工作，等於平均一天要完成23家！如此驚人的高速度實在令人擔心。國資產度集中的地方往往市場化嚴重不足，觀念落後，改革稍微把握不好，就可能引出許多問題。

最近，社會學者孫立平教授給我們描繪了一幅令人吃驚的圖畫。他分析了2002年10萬億元國民收入的分配流向，（何必注，略。）

另一方麵，政府麵對民族工業又在幹什麽？深圳市台電實業有限公司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有線同聲傳譯語種最多的數字會議係統製造商，擠進了聯合國、世界銀行、APCE等許多國際會議會議廳，但在國內的會議廳屢遭尷尬：2004年，國內一家國際會展中心采購會議發言係統和紅外同聲傳譯係統，標書中列舉的推薦品牌全是國外會議係統品牌，中標的某國外品牌竟是麵臨淘汰的產品；會議表決係統是會議中技術含量相當較低的一個子係統，“和”另外幾個國產品牌都推出了成熟的產品，但近年我國的許多省、市人大表決係統工程項目的招投標中，“台電”等國產品牌均不能取得競標資格。中國的“世界知名品牌”在中國市場和政府采購中遭受“白眼”的事例舉不勝舉。

所以嘛，這樣的行政，自然不會得到什麽好的下落。2005年5月18日，全國公安機關開始集中處理信訪問題。按照公安部的部署，此次記者公開接訪為期3個月，目標定為“人人受到局長接待，件件得到依法處理”。赴京上訪已經成為地方矛盾向中央轉移的重要渠道之一。據國家信訪局的統計，2003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信訪量上升14％，省級隻上升0.1％，地極上升0.3％，而縣級反而下降了2.4％。另據報道，2004年，全國各級信訪部門共受理群眾信訪1373.6萬件（人）次，而各地赴京上訪量平均增加了58.4％，其中赴京集體上訪增加了73.6％。發動一兩次戰役式行動，不可能真正化解目前的“信訪洪流”。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在其《後農業稅時代  回歸物質與權利命題》一文中指出，原來村官應該是為村裏服務的，現在行政村的幹部卻官僚化了，誰給我錢，我聽誰的。應該說，政府職能轉變存在的問題也較多。各種考核、各種指標愈演愈烈。層層分解，不換思想就換人，黃牌警告等等這些東西，跟以人為本的服務型政府是背道而馳的。鄉鎮幹部這個角色是好人不想幹，能人不願幹，壞人搶著幹。

……

如此等等。

要是看了開篇李金華的鏗鏘說辭能夠樂得起來，相信應該就距離傻屄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