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遼寧礦難看中國淪為失敗國家

從遼寧礦難看中國淪為失敗國家

                             2007年3月11日

何必

3月10日20時44分，撫順礦業集團老虎台煤礦井下73003號綜采工作麵在生產過程中突然透水，當班作業人員29人，死亡20人，9人下落不明……（略。）

到了幾乎中午，首經的節目文稿還是沒有給我發過來。很是拿這種管理模式和效果沒轍。

隻能上網找些個啥爛事兒來說道了。結果剛剛上去一看，就發現了這麽條消息。在其後麵，也還跟著另外一則內容。

撫順礦業集團老虎台礦重大透水事故發生後，遼寧省委、省政府采取果斷措施，積極組織礦難搶救工作。事故發生後，正在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省委書記李克強對事故救援工作做出7條批示：一、要搞清傷亡人員情況，立即如實向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報告；二、在確保安全生產的前提下，全力搶救被困人員；三、對家屬做好撫恤和安撫工作妥為善後；四、老虎台礦全麵停產整頓，查找生產隱患；五、要認真查清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處理；六、全省各煤礦要引以為戒，舉一反三，確保不再發生此類事故；七、要如實向新聞媒體介紹事故情況，接受采訪。省長張文嶽也對事故的搶救和處置做出了批示。3月11日淩晨2時，遼寧省常務副省長許衛國、副省長李佳及省煤炭管理局、煤礦安全監察局主要負責人、撫順市委書記周忠軒等地方黨政負責人分別從沈陽和撫順市區趕往事故現場指揮搶險。隨後，遼寧省委副書記駱琳也趕到事故現場，組織救援工作。

這樣的報道我們是不是聽得太多太爛，以至於連耳朵都堵塞了？但凡發生了這種災難後，當地委府都會“采取果斷措施”、“積極組織搶救”、一把手“做出指示”、委府官員“趕往事故現場指揮”……似乎，這些災難也演變成了官員表演的機會和場合，隨著災難的發生，一場場聲勢浩大的政治作秀也勢不可擋。

這次礦難發生的時候也真不湊巧，怎麽偏偏趕上那倆破會正在舉行的時候？這讓正在與會的遼寧省代表委員多麽尷尬？如果不是開會期間，要是采訪遼寧省相關人員，也還好躲，比如不在單位、不在家什麽之類的托詞，也就不必做那麽具體的批示，不必非得雷厲風行地要上報國家安監總局，對死亡數字也可以慢慢來地做些個調整，以降低事故重要性，更不必對新聞媒體據實道來。可惱火的是，非趕上這麽個時候發生礦難，讓遼寧省委府頭麵人物在會議期間躲都沒有地方可供選擇，多了太大的麻煩，死了多少細胞，加大了太多行政成本。

本來嘛，人家省委書記不就是1984年鄧小平在國慶典禮時登上天安門城樓，身為北大學生，在遊行隊伍裏突然打出“小平你好”的旗幟，讓鄧小平樂不可支，趕緊問身邊人員“那是哪個單位的？”一查，人家還是學校共青團係統出來的，然後就平步青雲，讓北大也活活為中國官場貢獻了這麽個典型，更是讓國人唏噓北大學生參與政治的別出心裁、以及“獨樹一幟”含義的與時俱進；此後，在河南當一把手之際，對類似上菜艾滋病狀況愛恨交加，惹得高耀潔根本無法出國領獎（這些內容，在網上很容易就可以搜索到）……

可以設想，遼寧省在京的與會者們都在忿忿不平，憑什麽非得在會議期間是遼寧省發生礦難，而不是比如山西省或者雲南省，怎麽遼寧省就這麽背運？原本從礦難事故多發地區來說，遼寧省並不靠前，死亡人數以那些老少邊窮地區為甚。在委府振興東北的宏大藍圖裏，遼寧省原本就處於龍頭老大的地位，搶功擺好風頭正勁，可倒黴卻就這麽喝涼水都塞牙縫，國內外媒體雲集的當口遼寧省卻出了死亡如此之多的特大安全生產事故，一下子讓遼寧省處於全世界的關注之下……這話是怎麽說的！

早年間，還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時，就有人提出建立什麽社會指標體係：一•社會成員角度，1•物質需求，衣食住行用，2•文化需求，教育、科技、文化，3•收入，4•衛生健康，5•就業勞動，6•時間分配，7•家庭狀況，二•社會角度：1•法製，人參與社會生活狀況，2•社會安全人身基本權利，3•人際關係，4•舊傳統、宗教信仰，5•社會信息輿論，6•社會福利與環境，三•社會發展角度：1•社會結構合理化，2•不合理社會差別縮小，3•資源開發與生態平衡。（田森等“要有個科學的社會指標體係”《新華文摘》1984•9）可20多年過去了，社會指標體係沒聽說弄到了什麽高風亮節，可這安全事故卻愈演愈烈，礦難到了讓輿論界不勝其煩的地步，在開始時各式各樣的評論還能人模狗樣一本正經，可架不住礦難此起彼伏七上八下，媒體也意識到，人間的真理不過就那麽幾條，說來說去還是那麽幾句廢話，麵對著層出不窮的礦難，麵對著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爭先恐後的消逝，說什麽也沒用，最終才有了被坊間指責為媒體集體失語的尷尬狀況，也就是說，礦難張開血盆大口，不僅僅吞噬著一個個寶貴的生命，更消弭著社會殘存的良知。

就這樣，還是有人不肯善罷甘休。曾經作為上一屆黨政軍一把手高參的劉吉在其“從‘郎旋風’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怎麽說？“發展慢了，許多‘多發矛盾’將更難解決了。例如，一些外資企業開始轉向越南、印度；某些省市一刀切地關閉小煤礦等等，使中國工人和民工的就業更加困難了；各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關心弱勢群體，使國家和民間建設的投資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許多措施增加農民收入，不能不影響整個經濟發展的結構，等等。其後果都會在今後幾年間不斷地顯現出來。”這也算是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最響亮聲音了。實在應該感慨，改革開放的路徑設計竟然是在如此高參的指導之下完成的。（我在央視做經濟學家演播室訪談節目時，也曾經做過這位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那時已經是上海中歐管理學院院長的節目。邀請他是為了避免讓另外一個更加討厭的所謂策劃人對節目組成員的糾纏，但也參與節目錄製的其他人評價說，這位院長大人根本不懂經濟學，既不懂新古典主義，也不懂凱恩斯，甚至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不懂，完全憑借著權力而成為中國權威人文研究機構的領導人。）按照這位院長大人的立場，中國社會就應該在叢林法則下弱肉強食，貧富差距就是天經地義的，腐敗當然不是最好也是次優的製度選擇……於是乎，礦難發生也根本不值得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一句話：死不死啊你！

像我這麽個口無遮攔的主兒，逮著誰罵誰，心態過於陰暗了吧。其實，俺說的並非根據。

溫鐵軍給我發來的資料（感謝溫鐵軍，以及崔之元、胡星鬥、賈西津、唐竣……）中，就有《中國勞工通訊》的“中國煤礦安全治理研究報告”。（何必注，略。）

可以設想，誰看到了如此文字，心情也不會暢快，大概也會同意，並非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是中南海不出了政令。

現如今那倆會還在繼續著，北京市為此如臨大敵，甚至八竿子打不著的街邊農貿市場也要為這會而早早關張歇業，鬧得北京市人人因為不期而至的交通管製和生活質量全麵下降而對這倆會恨之入骨，在代表委員們煞有介事地高談闊論著什麽民生之際，卻貨真價實地讓首都體會到了特權到底是什麽景象。

也就是在這會議期間，遼寧省發生了礦難，用實際行動注釋著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的決定》中“確保‘兩會’期間的安全生產”（這種提法本身的荒唐之處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一切為了倆會，倆會為了什麽？確保倆會期間安全生產，倆會前後就可以胡作非為了？）的相關規定。

對於如此狀況，俺老潘還能說什麽呢？想起2003年《南風窗》7（下）刊登廈門大學莊禮偉“失敗國家麵麵觀”一文。文中介紹，英國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說：“如何定義以個失敗國家？失敗國家就是一個已無法控製其領土並為其國民提供安全保障，無法維護法治和人權，無法提供有效的治理，無法提供公共商品如經濟增長、教育和保健的國家。”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導師羅伯特•庫珀則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一類是前現代國家（通常也是前殖民地），它們（作為國家）的失敗導致了霍布斯式“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如索馬裏和阿富汗；一種是後帝國、後現代國家，即西方國家，這類國家再也不用通過征服他國萊確保安全；還有一類國家是傳統的“現代”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中國等等，它們的行為基本符合國際規範，並在現實主義方針下追逐實利和權力。

布萊爾的分類還能夠讓我們這些中國人喜形於色吧。可以悲觀主義者的俺看來，那個因為伊拉克戰爭而被國際上稱之為米國人的哈巴狗的布萊爾也無非就是個自欺欺人的主兒，拿中國和比如印度相提並論，連因為故意違背核不擴散條約而容忍印度發展核武器因之在對待伊朗朝鮮威逼利誘可卻對印度網開一麵稱後者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的米國人都會笑掉大牙：布萊爾：沒事兒吧你！

接著，莊禮偉分析：“筆者把失敗國家的特征概括為四句話：1，公權私人化；2，軍隊派閥化；3，暴力‘合法’化（即隨心所欲且見慣不怪）；4，公共商品趨零化。在上述情況下，國家自然既沒有自由民主的製度，也無人權可言。”

如此，當下發生的礦難事故，與國內外人們對於失敗國家的定義，我們該如何界定中國呢？反正要是按照斯特勞或者莊禮偉的路數，我看中國要不是失敗國家，全人類似乎也就不應該有了；如果中國不是失敗國家，那麽這個概念也就不應該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