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假若危機明天來臨”

也說“假若危機明天來臨”

                                 2007年2月19日

何必

水利部水資源評價最新成果表明，近年來，我國北方地區水資源量明顯減少……（略。）

清早爬起來，跑到網上來溜達，就看到這麽條讓人添堵的消息。

反正過節期間，我終於能夠休息上10天，節目在播著些四平八穩的內容，沒什麽可說的，就在網上尋摸些個事情來開涮。

曾經在擁有手機的年代收到過同事發給我的短信，內容無非是泡妞的信息：想你想你好想你，找個畫家畫下你，把你貼在杯子裏，每天喝水親親你。

其實，中國的水資源短缺，並不是什麽新鮮事。而且，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水資源也麵臨著很嚴峻的形勢。媒體2005年報道，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受荒漠化影響。在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幹旱日”之際，聯合國發表報告指出，荒漠化問題已經影響到了全球1/3人口的生活，成為潛在的、最具威脅的生態係統變化，人類防治荒漠化已刻不容緩。報告說，荒漠化帶來的土地退化給20億草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影響，而這20億人絕大多數是窮人。是全球氣候的變化和人為的因素，造成了荒漠化和幹旱地區的增加。除了對土地的不當使用，世界人口繼續快速增加，同時人們對生活水平的期望也在不斷提高，人們要吃更多的肉，這意味著要養更多的牛，也意味著荒漠化的增加。

也在當時，媒體更是指出，中國對於這種荒漠化的治理方麵存在著巨大的誤區。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蔣高明在《科學時報》刊文指出，我國荒漠化治理中，對荒漠化產生的原因不清楚，過分強調人的力量，忽視自然的力量，甚至采取反自然的做法，結果造成新的生態退化。文章說，“三北”防護林中的西北地區以幹旱半幹旱區為主，不適宜分布大麵積的森林，試圖通過人的努力將森林覆蓋率由不到5％提高到15％，代價是巨大的，代價之一是動用了後代的水資源。樹木消耗的水分遠大於草本植物和耐旱的灌木，黃秉維院士當年就形象地稱之為“抽水機”。用樹木去阻擋土地荒漠化的效果，遠不如用草在源頭“捂”土壤明顯。

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更是在中國原本已經非常嚴峻的水資源形勢上火上澆油。去年媒體報道，山西每年挖煤破壞的水資源相當驚人。煤是中國的主要資源，但生產1噸煤付出的資源代價、生態環境代價、安全代價、後續發展能力代價驚人。據悉，目前煤礦每采出1噸煤，平均實際動用2.5噸的煤炭儲量，損耗2.48噸的水資源。以山西為例，山西省每年挖5億噸煤，使12億立方米的水資源受到破壞，這相當於山西省整個“引黃工程”的總引水量；平均每生產1億噸煤，造成水土流失影響麵積約245平方公裏；從1978年到2004年，山西省產煤近70億噸，導致生態環境損失達數千億元。

我在央視時的同事給我發來了BBC在去年11月3日有關中國事務的報道。

嚴重汙染“使中國湖泊逐年消失”

（何必注，略。）

……

這樣的內容簡直是數不勝數。

雖然我被當作是烏鴉嘴，成天到晚說著一些個總是讓人樂不起來的內容。可如今的現實也實在不能喜悅心情。看到上麵那些文字，恐怕並非危言聳聽。就連央視節目中也對黃河常年斷流、長江水係全麵汙染、中國近海水域已經沒有任何幹淨之處、用不了幾年將可能全部變為所有動植物滅絕的死海……更何況，這還都是公開了的情況，真實狀況究竟如何，很是考驗我們的想象力。

近期，溫鐵軍給我發來了一篇很耐人尋味的文章。

假若危機明天來臨

----“世界2007年會”上的發言

（何必注，略。）

順帶說說，這位北大的副校長之所謂，有著明顯的漏洞。

比如，其所謂的亞洲人，其實充其量不過是大中國區域、以及中國東部和南部的一些國家裏的部分人群，而遠不能將亞洲所有國家都囊括進去。從概念上說，這個“亞洲人”本身就是個大而化之的稱謂，其內涵和外延都具有著非常的不確定性。

即使那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無論曆史上還是現實中，都對中國一直存有敵意，在意識形態上謀求通過背道而馳而獲取民族主義支撐下的獨立性存在，並借此捍衛島國意識的合法性。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脫亞入歐上進入加速階段，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麵積極試圖全麵融入西方體係。由此，將日本人當作是所謂“亞洲人”，顯然是有問題的。

在東南亞一些伊斯蘭為主要群體的國家（比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對於所謂天人合一物我超然的理念是很排斥的。用所謂儒家文化統領之，自然會被當作異教徒所進行的入侵。而米國人以輸出民主為榮耀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一不留神說成了新十字軍東征，一時間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激化了宗教之間的對立，使得原本在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上升為全世界不同宗教人群的對峙，米國人不得不趕緊出麵認錯息事寧人。這個教訓一定是應該引以為戒的。

何況，西亞穆斯林國家原本就是依靠輸出石油資源而維持存在的區域。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輸出國沙特阿拉伯就是其中的典型。而這個國家不僅盛產石油，也產生著本•拉登之類的讓米國人頭疼不已的原教旨極端分子。

全世界最為敏感的地區在什麽地方？就在亞洲。如果說30年前巴爾幹是火藥桶，那麽時過境遷，到了現在，西亞成為全世界最不平靜的地帶應該是盡人皆知的。巴以衝突是整個中東地區的核心，而中東地區除了埃及位於北非、土耳其位於歐洲之外，其他國家全部都在亞洲。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體炸彈現象，的確讓我們見識到了視死如歸的氣概，也對那位北大副校長麵對全世界所發出的亞洲價值觀進行了近乎諷刺性的注解。

當然，也有中國人認為，正是西亞穆斯林的存在，才阻擋或延緩了基督教國家對中國的浸淫。中國的回族作家張承誌很是讚同那個從英國拿到博士學位、曾經是趙紫陽智囊班子成員的王小東的如是分析。其中認為，伊斯蘭兄弟們用他們的血肉之軀，抵擋了武裝到牙齒的異教徒的征伐，在結果上給中國發展贏得了生死攸關的戰略機緣。這種亨廷頓式的分析方法，權且讓我們聽之任之。

回到主題上，盡管北大那位副校長的分析當中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疏漏，但其發問還是有些意味。“假若危機明天來臨”，這應該也是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設問。

可接下來一係列的問題在於，這僅僅是個設問？“明天”是個什麽樣的概念？指的是多久以後？“危機”又當如何界定？“來臨”意味著什麽？

在1980到1982連續三年位居全國首富縣的青海省果洛州瑪多縣，是我們的母親河黃河的發源地，那時瑪多的畜牧業非常發達，當地政府號召其他地方的人到那裏去放牧，結果造成過度，植被迅速破壞，牲畜吃不到草就連草根吃掉，人口隻有1.2萬人的縣擁有的2.5萬平方公裏草原無可挽回地迅速沙化，現在沙化退化麵積已經達到70%，而且還在以2.6%的速度瘋狂擴張，牲畜數量也從當時的79萬頭下降到如今的23萬頭，即使如此還是不能養活縣裏的人口，大量牲畜由於饑渴倒斃，牧民都懶得收拾其屍骨；河水斷流，原先4000多湖泊隻剩下現在的1000多個，發電站無水可用而停止工作，人們重新回到蠟燭時代，人們擔心最後連吃的水都沒有了。

事實上，黃河在下遊乃至出海口處出現斷流，這是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從黃河發源地的情形看，我們實在不能不擔心未來的局勢。

但與此同時，作為中國水資源嚴重缺乏的地區之一，寧夏銀川卻正在進行著“塞上湖城”的形象工程建設。銀川是個水蒸發量和滲透量超過降雨量10倍的地方，但當地政府不顧專家和各界的強烈反對，在連項目論證都沒有的情況下，以“有可行性報告也行”為借口，依然上馬了該項目。項目總估算投資為4.61億元，而寧夏地方財政困難，自籌資金難度很大，工程建設需要申請國家補助3.4億多元，占總投資的75%，而這個項目的上馬，用的是黃河的回流水，必然加劇黃河水資源的緊張局麵，危及北京乃至整個華北的安全。

從前麵引述的各式各樣的內容上看，危機應該不是假若的虛擬語境當中的杯弓蛇影，而是現實的存在，也就是說，已經來臨了；不是虛無飄渺的明天，而就是現在，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理所當然地從將來時態變作正在進行時態甚至完成時態；我們完全可以借用國歌裏那句著名的論斷來描述現如今中國的生態環境狀況：“中華民族到了最危及的時候”。

可問題是，中華民族大難臨頭，我們是否能夠“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後的吼聲”？這是個願望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更是個環境問題。

我實在不敢說，那位副校長在“亞洲人”這種空洞虛幻概念下和邏輯中所倡導的所謂亞洲價值觀就能夠讓我們從已經發生著的危機當中得以幸免於難。我們無法阻止已經失去控製的中國，作為全世界人口最多、道德最為敗壞的龐然大物，自毀長城惡化自身生存環境的全民腐敗舉動。

那位副校長開宗明義提及的中國在尼日利亞被綁架的工人的家庭生活狀況，應該是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真實景象。當中國人為了養家活口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在類似尼日利亞、以及還處於戰爭狀態的伊拉克等那種極為混亂的環境裏出生入死之際，大概誰也無法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對其損毀家鄉環境來獲取苟延殘喘條件的行為進行大義凜然的指責和非議吧，就像誰也不能對乞丐（那些騙子不在此列）的自尊心和廉恥感說三道四一樣。

空泛坐而論道地抽象些個價值觀，對日益惡化的中國生態環境並無助益。當前中國的糧食危機（對於這個問題於此不贅）和水資源危機就是個顯形的存在。

可麻煩在於，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中國人，我們想要怎麽辦？我們又能夠怎麽辦？

危機就在麵前，我們能夠僥幸地渡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