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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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就別談什麽市場了吧

(2023-01-15 22:41:45) 下一個

在中國就別談什麽市場了吧

                                 2007年2月14日

何必

北京聯通宣布將於2月14日正式推出無任何附加條件的單向收費政策,C網用戶可以同時受理……(略。)

早在2002年,我在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哥們兒就給我發來了“如果你想……”的網絡段子。

(何必注,略。)

在北京移動推出準單向收費套餐之後,恨不得全中國都在盯著聯通方麵,看看它會采取什麽樣的應對措施。結果,中國聯通還真不含糊,選擇在情人節這一天在北京先行推出非套餐單向收費,就如同北京商場取消返券而直接打折那樣,完成了單向收費的破冰之舉。這給了比如電視台那樣的媒體太多的炒作空間;而電視台的節目裏,對於這個特殊的日子根本不允許提及,必須徹底回避開情人節的字眼兒,避實就虛地做些個“浪漫的日子”、“情感的商機”之類的欲說還休的把戲。由此也可以折射出說現如今是古今中外對於宣傳控製最為嚴厲的情況下,連媒體麵對情人節都不得不胡說八道的尷尬情形。

而聯通選擇這個日子開始實施單向收費,也讓媒體大為歡呼一把。似乎,人們從聯通這次脫胎換骨的商業行為當中,看到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成效,看到了全民的福祉,看到了國富民強的曙光。

對於移動和聯通的市場競爭,我寫過了太多的文字。小舢板祭出單向收費,對於航空母艦能夠起到什麽樣的作用,我們都應該是心知肚明的。由此,我對於聯通能夠拿出如此招數所能夠引發的社會後果並不報什麽樂觀的希望。而且,聯通那質次價高的通話狀況,也實在讓人無法興高采烈。

我坐公交車看著雜誌這種習慣已經很久,主要也是為了避免當出現空座位時,距離比我遠多了的小夥子一個箭步衝過來把那著名的80後的腚鑿實地扔到椅子上,然後拉過梳著五彩繽紛像個雞窩頭似的女子坐在大腿上,旁若無人地摟抱親昵,讓我幹瞪眼後還得妒忌得要死,恨不得捶那小夥子一頓然後急不可耐地取而代之。

也是在情人節這天的早晨,我依然碰到了這種情形,憤懣不已之際,隻能看著那個經常采用諸如PK、VS等作為標題而讓我歸類為崇洋媚外的《中國新聞周刊》今年1月29日出版內容裏,在【文化評論】板塊中發表了署名文章,“據報道,電影局在最近召開的2007年全國電影工作會議上作出決定,對一些‘近兩年活躍在電影市場上的青年的領軍人物,他們的影片或者在世界級電影節中獲獎,或者在國內市場受到廣泛好評,為給他們營造良好的藝術環境,鼓勵他們繼續拍攝精品力作,政府將針對其新創作的優秀劇本項目,給予50萬元的資金自主,並在劇本論證、影片發行等多主麵(原文如此,可以看到編輯校對水平,以及為什麽說現在的媒體公信力差到了這樣的地步——老潘注)給予政策支持’。報道稱,首批確定扶持的青年導演有陸川、寧浩、張一白、徐靜蕾等16人……”然後,作者介紹了巴西、台灣、韓國等政府資助電影的結局,分析道:“相關報道中,並沒有看到資助與市場運作、資本運作和風險投資回報等有關的內容。如果每個項目獲50萬元僅僅就是‘資助’ ,而無必須償還條件的話,這樣的資助絕對是有問題的,因為它缺少了互動和有效的機製。”其結論為:“唯有采取類似上述機製,青年導演的積極創意和市場回報才會取得最大可(原文如此,一篇差不多3000字的稿子裏竟然出現如此之多的錯誤,也真夠令人振爽的——老潘注)的平衡,而不是隻有政府(其實是納稅人)支付而不去問市場收獲,這不是扶持電影的做法。”這篇題目叫做“市場決定青年導演的未來”的評論,將“政府資助青年導演出發點可嘉,但應當結合電影市場轉型的現實,否則將得不償失”作為主題和落腳點。

聽起來很有道理不是?連同開篇聯通實施單向收費,我們更應該為市場而叫好吧。

昨天我寫的那篇“中國也配叫做社會主義國家”的稿子,發到了我的博客上,結果到現在這篇稿子隻能打開前半部分,後半部分那些針對中國國家政治體製的所有內容都看不到了。這種方式顯然是胡錦濤要加強互聯網管理、淨化互聯網內容指示之後,網絡方麵才會出現把完整稿子弄得支離破碎像個殘疾人、或者幹脆隱藏起來的奇觀。

有趣的是,昨天那篇稿子被溫鐵軍轉發給了我也榮幸地位於其中的鄉村建設群體。溫鐵軍在轉發時做了批注:“此件值得參考。刪除其過激的標題,其中有關食品安全的內容可以上網。”

嗬嗬。顯然,標題是過激了。我是做媒體的,很清楚標題對於傳播的作用,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路數,是符合媒體傳播規律的。而且,我從來不具備做學問的資格(從1981年開始,我就連做正常人的資格都不具備,到現在還一直是社會最底層分子中最堅定不移的混混兒),其中的信口雌黃,也多是與比如我的哥們兒、北師大徐月賓等推杯換盞豪情萬丈糟踐二鍋頭之際的言論記錄,或者就是我那口無遮攔的恣意妄為。

聯通單向收費應該是個企業的市場行為;而電影資助也應該遵從市場選擇,電影局揮金如土不計回報地自作主張資助他們看好的青年導演的行徑,實際上就是拿著納稅人的錢胡作非為。這些看上去義正詞嚴未可厚非。

但問題出在哪裏?昨天我的稿子裏援引楊帆有關中國經濟學界盛行市場教條主義的言論,於此不贅。可更為引人入勝的,則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市場?

馬克思認為,關稅保護製不過是為了在某些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也就是使這個國家依賴於世界市場,但自從對世界市場有了依賴性以來,對自由貿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賴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3頁)瓦爾特•瑞斯敦也晃晃悠悠地說:“王權神授這種哲學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消亡了,然而市場神授這種哲學似乎並未消失。有些人仍然認為神的法律規定他們的市場永遠是他們的,不可能屬於別人,現在是這樣永遠也是這樣。這是一種很難從中覺醒的舊夢。然而在一個自由社會中,如果顧客決定到別的地方去,無論哪一個生意人都無法控製市場。在別處的貨物質量比你好的情況下,你無論有多少人馬也無法把顧客拉回來。”(轉引自奈斯比特《大趨勢》第84頁)

這市場儼然就成為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現成宗教,讓人必須對其頂禮膜拜。

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對市場的崇拜更是無以複加。聽聽曾經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的最大頭的厲有為是怎麽說的吧。

(何必注,略。)

這樣,我們就看到從理論上完成的對於貨真價實的修正主義的過渡。

中國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才進入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狀態,此前中國從來都是重農主義強盛的地界兒。西洋列強的進入與洗禮,也沒能夠讓中國步入重商主義階段。經過了近百年的戰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始終處於在買辦和重農主義雙重夾擊之下苟延殘喘的生存環境裏,商業意識、文化、傳統、規則等都處於非常原始的階段。1949年以後,計劃經濟和閉關鎖國加劇了權力的集中,更加窒息了商業的發展。

改革開放讓中國人猝不及防地麵對著市場這個怪物不知所措。而封閉良久的中國人麵對突如其來的西方思想、文化、技術、價值觀,隻有邯鄲學步介紹模仿的份兒,根本來不及進行有效整理加工就悉數吸收吞咽下去;而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整體性的崇洋媚外,在經過了毛澤東時代“外事無小事”的顯失公平的中外交往原則灌輸後,突然國門洞開更是招致對西方的投懷送抱就的不遺餘力。

於是,倡導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的聲音如雷貫耳綿延不絕。市場被當作是可以超驗的世間公理,在強大的意識形態壓力下,連試錯糾偏的呼籲都要被壓製到鴉雀無聲的境地。

到現在,中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按照溫鐵軍的說法,中國密集著“高度分散的兼業經營的小農經濟”。在如此事實上和結果上的重農主義情勢當中,農業的產品化程度非常低,農民依然在自給自足的封建農業狀況裏艱難度日。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商業已經淪為騙子無處不在的垃圾場所。

何以如此?

市場絕不是憑空產生從天而降的,是需要有漫長的培育過程。

一方麵,作為市場主體,社會必須具備權利意識,也就是說,無論政府、企業、自然人等什麽樣的市場主體,在市場上都必須能夠以公平的身份進行交易。而這樣的前提和基礎,是市場主體意識的發育。可現在的中國人是個什麽樣呢?為了蠅頭小利不惜造假販私製造形形色色的帶毒產品並送入千家萬戶為非作歹,居民麵對如此狀況隻能束手無策;同時,為了獲取經營空間不惜將對手置於死地。如此,在缺乏對於生命的最基本的敬畏的情況下,市場主體意識隻能是蕩然無存。

另一方麵,市場必須以公平交易和誠實守信為起碼條件。而中國社會至今依然盛行著無商不奸的景況,最突出的就是在產業結構升級當中,服務業(第三產業)幾乎全軍覆沒的現實。眾所周知,服務業並不產生有形產品,而是依賴腦力或體力之處而獲取收益,這就要求對這種服務的規定性方麵有著嚴格的約束條件,使得交易當事人都必須兌現承諾,從而形成全社會對於這種交易可靠性的預期。但是現在的中國,各式各樣中介機構都等同於騙子的現實,反映出中國的所謂市場的畸形乃至淪落。

現代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老祖宗亞當•斯密提出那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是在市場主體意識經過了漫長的以托馬斯•阿奎那為標誌性的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教會時代的市場規則和道德教化後才得以產生的。幾乎與斯密年代相仿的時候,在遠遠落後於英國的歐洲大陸上,卻發生了那個笑吟吟地看著國王拆除自己的麵包坊的主人,緊接著就把那個類似現在中國各地造成日益嚴重的群體性事件的強行拆遷的委府的德國國王告上法庭,並被判決為國王拆除麵包坊的行為違法,要求國王必須賠償重建麵包坊,從而也就有了那句經世流傳的“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話語,撩撥著差不多300年後的中國人,在強製性拆遷依然無時不刻地發生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之際,感歎市場規則的建立對於市場存在與發展的至關重要。

沒有權利意識、缺乏公平交易條件、空蕩蕩的市場規則,我們還腆著臉奢談什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實際上,委府設計所謂“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麵的基礎性作用”的政策,無非是推卸政府義不容辭責任的一種借口。

現如今我們看到,有多少委府責任是在市場化的名義下被放逐到了虛無當中,在諸如電影局擴充權力並那種納稅人的錢為所欲為之際,讓我們活生生領略到什麽叫做權力無限大責任無限小。

當公權力加劇擴充、但公共責任卻被一推六二五給了虛無飄渺根本不存在的什麽市場之後,我們才看見,原來我們都被忽悠了:所謂的市場,不過是委府為了推卸責任而設置的一個概念,或者是個垃圾箱,隻要是不作為的對象,都可以在市場化的名義下使之消遁於無形。

同時,當委府蛻變為最大的強勢利益集團之際,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著被新華社轉載英國《金融時報》的說法,那就是官產學形成的鐵三角。當這些貨色結成利益聯盟並把握了幾乎全部話語權之際,所有的包括將公共利益市場化的改革演變為對弱勢群體赤裸裸的掠奪,也就是順理成章的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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