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五年來滿意度下降了吧

北京人五年來滿意度下降了吧

                                2007年2月1日

何必

1月30日，北京社科院發布了《2007年北京社會發展報告》，其中關於北京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的調查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略。）

這是在網上可以看到的節目文字。而實際上，在真正播出的節目當中，最後一段同期聲和最後一段正文給拿掉了，因為我看到以後，認為這個采訪不全麵，而且緊接著這個采訪後麵的那段正文顯然是為了應對這段同期聲而成，偏離了主題，把整個主旨帶到了精神病方麵。

網上有關滿意的段子是怎麽說來著？老黃倒黴時曾被遣送回鄉。“三八”節縣長要到某區婦女會上講演，知老黃能寫，就逼他寫個講演稿。老黃特煩這混蛋，就湊了一篇，縣長還一字不差地念了：“……我是搞婦女的，很有經驗。最近我到你們下麵摸了一下，搞到了第一手資料。我是個大老粗，到底有多粗，你們婦女主任最清楚。昨晚我跟她整扯了一宿。開始她不知我的長短，我不知她的深淺，躲躲閃閃就是搞不到一塊。經過多次交鋒，將心比心，情況終於擺到了桌麵上。偽裝既然剝去，下麵就好幹了。我們針對焦點，擺正姿勢，一鼓作氣，深入淺出，堅持不懈，直到積壓許久的問題得到徹底解決。真是一泄如注，痛快淋漓啊。最後她高興，我滿意，這有多好！……全體婦女同誌站起來”在場的女同誌因懼怕縣長的淫威，都站了起來等待指示。縣長舔了一下指頭翻了一頁接著念：“了！”

北京市社科院發布的這個報告，也趕在了年初這個時候，顯然與北京市委府粉飾太平的內容相去甚遠。報告顯示，五年來北京市的情況越來越糟糕。

其實，五年前的情況又如何？網上還流傳著如此的文字，發布時間恰巧是五年前的2002年。

給自己一點信心，還天下一個奇跡！

（何必注，略。）

從其涉及到的內容看，除了由於2003年後開始的私家車出現的井噴和今年徹底放開汽車市場導致私家車價格一路下降之外，其他的，房子、孩子、孝敬父母、家庭開支、休閑生活、退休金等等，哪個又不是在向著對我們個人產生致命的負麵影響的方向迅速變化和發展著？而且，其中還沒有把醫療列入進去，如果考慮到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疾病的光顧，而這種疾病和其他的類似意外傷害等天災人禍的降臨，那麽上麵的數字將會發生極大的變化，不僅僅抵消了私家車價格下降所產生的贏餘，而且會由於住宅價格飛漲以及比如中國高等教育收費25年間增長30倍等因素，還有國民稅負日益不堪重負等都加入其中，則必將使我們看到痛不欲生的結果。不信就算算吧。

五年前就是如此，經過了五年，又是在北京，這種情況究竟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所有在北京或者到過北京的人都應該是一目了然的。

北京變得越來越擁擠，這是自不待言的。整個北京城已經變成了停車場，人們出行越來越成為令人頭疼的事。在黃金周和譬如中非論壇舉辦期間等等非常時期，北京的道路成了人們僅存的可以為之喜不自勝的時候，而常規情況下都必須忍受堵車及其所帶來的低效、出行成本節節攀升和心緒敗壞。

經濟學告訴我們，人們的閑暇也是一種收入，而且是“較高級的物品”，或者說，是比起貨幣等實物收入更為人性化的勞動報酬，也更是人們值得追求的勞動所得的形態。經濟發展的全部過程，目標就應該在於閑暇的增加而不是相反。

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們的閑暇卻發生著與這個過程背道而馳的現象，屬於自己支配的時間越來越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這就是很不正常的了。

北京向著國際化大都市昂首闊步，可還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在城市規劃和建設上處於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短視狀態，得過且過朝三暮四，沒有任何長遠眼光和戰略圖景，將各種城市和非城市功能混雜在一起進行大雜燴，也導致了城市功能紛繁混亂界定不清。

早在1980年代蘭德公司的一項城市研究就指出，工作隨著人走，而不是人隨著工作走。因而，從地方的觀念來看，經濟發展的戰略必須克服與改進城市人民的生活質量的努力聯係起來。（轉引自卡斯特、羅森茨韋克《組織與管理》第634頁）而北京的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卻全然不顧居民的生活質量，在GDP政績考量的體係所引發的委府衝動當中，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光彩奪目的垃圾項目，使得北京城越來越變為破敗不堪的驢糞蛋。

皮埃爾•卡藍默在其《破碎的民主》一書中認為，國家的財富幾乎隻靠國內生產總值來計量，而國內生產總值隻考慮商品交換的價值。我們了解所有這些弊端。這類計量忽略了家庭勞動、社會資本、生活質量的變化，也忽略了自然資源的儲量。凡是沒有價格的就沒有價值，因而也就不予計量，因而沒有意義。

作為一個法國人，卡藍默所處的語境還是在西方社會裏，如果他看到中國特色的與時俱進，不知道會產生什麽樣的結論。實際上，北京城正是在這種追求可計量的價格的背景下，把那些祖宗八輩留給我們的遺產全部當作不可計量因而沒有價值的障礙予以拆除，力求推陳出新，平地裏通過對曆史文化名城喪心病狂的損毀而獲取可計量的價格，更有著將整個國民經濟都城市化、然後再將城市化完全演變為房地產化的動向，並在此過程中完成官商勾結的對國民財富的掠奪和中飽私囊。

在如此背景下，北京人對自身生存狀態的評價出現負麵化的傾向也就在所難免了。就像19世紀宗教家基爾克拉德的發問那樣：“人們把手指伸進土壤，憑著嗅覺知道自己在什麽地方。我把手指伸至存在中去，什麽也聞不到。我在哪裏，我是誰？我怎麽到這裏來的？所謂世界又是什麽？這個世界具有什麽意義？誰把我引誘到這個世界上來，又把我留在這裏的？……我怎麽進到這個世界上來的？為什麽沒有同我商量……而被扔進平民行列中，就好象我是一個被綁架者，一個人販子買下來的一樣。在這個他們稱為現實的大企業裏，我是怎樣入股的？為什麽我要參加一股？難道這不是一種誌願入股的企業嗎？如果我是被迫參加的，那麽主管人在哪裏？……我的不滿向何申訴？”（轉引自E.F.舒馬赫《小的就是美好的》第53頁）這種對於生命本體的追問和彷徨，則必然導致社會整體認同感的缺失，並穩定性的蕩然無存。

在因為那個事件而導致我落難流浪的當口給了我很大幫助、六四之後跑到了國外的王潤生在其所著的《西方功利主義倫理學》一書中，引用了邊沁的話：“功利原則指的就是：當我們對任何一種行為予以讚成或不讚成的時候，我們是看到該行為是增多還是減少當事者的幸福。”（第37頁）那麽，即使是從功利原則看，北京這些年來的變遷，給北京人帶來的究竟是什麽呢？閑暇的減少、壓力的增加、滿意度的下降……由是，我們該對北京委府作出什麽樣的評價？

當然，一方麵，這份報告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意識形態屬性，諸多敏感而關鍵的領域自然不會有所涉及或者披露；另一方麵，在民主化被徹底否定之後，北京市委府也不會去關注邊沁所謂當事人幸福增加或減少。

北京尚且如此，何況外地乎。

怎麽辦？沒轍。